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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国有大量男性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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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跨文化的比较中发现，偏爱男孩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朝鲜、新加坡、印度最为严重。这些国家多集中在亚洲。按照传统统计方法（以女性为100的男性人数），这些国家的性别比都在106到114之间。在泰国和菲律宾的一些部族中，男女反而是相当平等的。除了地域和民族文化所造成的区别之外，总的看来，发达国家的出生性别比较低，欠发达国家的出生性别比较高。这是一个基本的模式。这个立论的一个佐证是：同属于亚洲，日本并没有出现性别比偏高的问题，而日本正是亚洲第一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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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据说是较高社会阶层中杀女婴现象严重，其根源是女性难以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结婚时嫁妆也过于昂贵，以及女性就业困难。在印度，女孩吃不饱，还遭遇到选择性堕胎。在1981～1991年间，100万女孩被选择性堕胎。在4到6岁前，又有400万女孩死去，约占女孩数的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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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性别比为107。台湾夫妇一般的做法是：如果有两个男孩则不再生育，如果没有男孩就一直生下去。因此台湾的家庭模式是以男孩为主的小家庭，外加以女孩为主的大家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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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西方一些国家则面临性别比偏低的问题。例如美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性别比太低：美国的性别比在1800年为105，1910年为106，此后一路下降，1970年为95，1975年为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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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关于性别选择问题的辩论，主题就是在人类能够做出生育的性别选择之后，应该如何应对，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由于西方社会中性别偏好不严重，所以他们对生育过程中的性别选择并没有完全禁止，而是辩论和研讨婴儿的性别能够选择之后将会出现哪些后果；中国则不可能允许选择，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和传统文化中，性别偏好过于强烈，如果允许人们自由选择生男生女，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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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1975～1977年间做过父母可以选择子女性别的实验。这一实验有两个目的：一是控制人口数量。实验结果表明，在这个国家，父母选择子女性别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可以造成家庭规模缩小的效果，因为想要某一性别子女的父母在得到之后就可以停止生育，不用一等再等，从而在无形中多生了很多孩子出来。二是控制人口质量：可以降低与性别有关的遗传疾病的发生率。比如，父母有会传给某一性别子女的遗传病，这种情况用选择性终止妊娠的方法就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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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性别偏好之外，男女性别比的失衡还有生理和环境的原因。根据生理学的研究，由于繁殖力主要取决于雌性个体的数量，因此，机体如能得到特别充足的营养，就会产生较多的雌性后代；如果情况相反，就会产生较多的雄性后代。食物充足，则多生雌性；食物匮乏，则多生雄性。做皮匠的都懂得，富足地区多出雌兽的皮毛，贫困地区则多出雄兽的皮毛。就人类而言，农村地区出生的男孩要比城市多。而我们都知道，乡下人的膳食状况往往比较差，城里的生活条件则一般较好。还有人注意到，与富裕人家相比，穷人家生的男孩要多一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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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出生性别比的虽然有生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因素，但是学界一个公认的观点是：中国近期的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绝大部分成因是社会学因素。[17]造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大大超出正常范围上限这一反常现象的社会学因素被已有的研究归纳为以下四种：部分女性胎儿经性别鉴定后被人工流产；溺弃女婴；怠慢女婴，使女婴成活率降低（第二孩之后）；性别选择性受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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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原因是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在我国，存在着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现象的一个证据是：虽然生育上的重男轻女强度原本是欠发达地区大大强于发达地区，是农村强于镇，镇又强于城市，但是由于B超鉴定胎儿性别的技术首先进入的是发达地区与城市，因此，出生性别比失调最初发生在发达地区与城市，然后才是镇，紧随其后才波及农村。[18]1981年，城镇出生性别比为109.9，农村为107.6，城镇高于农村。少数民族为104.5，低于汉族。第一胎为105，第2、3、4胎分别为107、113、115，5胎以上为110。[19]这些反常现象都证明，有相当普遍的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现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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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对吉林省扶余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原因的调查研究表明，扶余县引产率为8.12%，引产前B超检查率为27.7%。B超检查性别后引产胎儿中女性是男性的14.3倍。[20]另一调查表明，某地因B超检查后有性别偏好的引产行为，导致引产男女比例为1比3到1比4。据调查，80年代后期以来，福建省出生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其中选择性人流已上升为第一位的原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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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80年代中到1990年，有1500万女孩被选择性堕胎，占到女婴缺失数的一半，其余为杀婴、遗弃、选择性忽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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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溺弃女婴。《韩非子》上记载了“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说明远在中华文明刚刚开始形成的商代，就已经有杀害女婴的事情。这种习俗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婴儿死亡率高，占出生人口的30%以上，当然其中多数是女婴；另一个就是人口性别比偏高，根据商代墓葬的发掘，当时的男女比例大体是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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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溺女婴的做法大量存在。当然，自愿溺女婴通常同汉族是联在一起的，这有别于该省（云南省）当地的少数民族。并不是说溺婴在少数民族不存在，只是他们的溺婴没有汉族的性别偏好而已。一个撒尼族妇女向西方人类学家谈及溺婴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汉族溺女婴，而我们撒尼人既溺男婴又溺女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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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计入人口统计的出生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除将女婴流产之外，还有一些溺弃女婴的现象。某地近年来共发现弃婴37个，33个为女婴，4个为男婴。据不同地区的统计，在所有弃婴当中，女婴占弃婴总数的39.98%～99.45%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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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怠慢女婴。根据调查，除了将女婴流产、遗弃之外，还有不给女婴好的食物、医疗条件的做法。存活婴儿病后就医比例及到乡县级医院就医比例男婴高于女婴；死亡婴儿死前医疗费指数男婴显著高于女婴；男女孩病后去县级医院就诊的机会不同，男孩是女孩的2倍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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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婴得不到好的食物和医疗条件直接造成了女婴死亡率不正常偏高：婴儿死亡性别比正常的应当为120～130，也就是说，应当是每死亡100个女婴，有120～130个男婴死亡。而据调查，某地男婴死亡率占31.8‰；女婴死亡率占46.06‰。[26]这表明了女婴存在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有调查表明，中国的女婴死亡率1978年为37.7‰；1984年为67.2‰。[27]女婴死亡率在生育技术和医疗水平越来越发达的时代出现如此升高的现象，无论如何无法解释，只能被认为是存在着技术和医疗水平之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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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性别选择性受孕。利用现有的生育知识，能够用改变妇女阴道酸碱度一类的办法增加怀男孩的几率。因此，有专家认为，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之一是使用性别选择方法，增大受孕性别比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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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巍认为，近年来的出生性别比，尤其是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已远远超过了临界线。从2015年至2024年间，每100个农村婚龄男性中至少有18个打光棍，10年里就有1538万。如此下去，每10个年头农村就要留下1538万的男性被动独身者，占农村同龄男性数的18%以上。无论是绝对数额还是所占比重，都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如果再积累三五个10年，后果就不堪设想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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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也有类似问题，例如，韩国人口专家指出，由于出生性别比的偏高，韩国到1999年每6名男青年中就会有1名找不到对象。因此有专家指出，性别数量对比的任何重大改变都会在社会生活中引起巨大动荡。实际上，谁也无法估量，社会究竟能够承受住多大程度的对男女性别数量对比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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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后果的估计中，在绝大多数估计都强调其负面效果的情况下，唯一一个例外是它可能带来的一种正面效果，即女性地位的提高。美国专家认为，从性别比与妇女地位关系的角度出发，由于美国性别比偏低，男性短缺，因此女性会感到失落和不受重视。那么由此反推中国的情况：由于性别比偏高，女性短缺，女性的地位可能反而会有某种程度的提高。这完全符合“物以稀为贵”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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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偏好在很多方面显示出来：例如在生育愿望调查中，无男孩家庭中想生男孩的占92%～94%；有男孩还想再生一男孩的占6.4%～9.6%。在超计划生育后再次妊娠的育龄妇女中，无男孩终止妊娠的孕妇比例明显低于有男孩的，说明无男孩的孕妇不愿终止妊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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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想要男孩还是更想要女孩的问题上，中国人的性别偏好表现得更明显也更直接。这种观念有着城乡和地域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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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 性别偏好程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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