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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村，衡量一个家族势力大小的主要标准有：第一，该家族的人能否为本家人“办事”。比如，有在乡镇储蓄所上班的，可以帮助本家人贷款；有在县城上班的，本家族人进县城，不花钱就有吃饭和住宿的地方等等。第二，该家族有人去世，“穿白”的人有多少，也就是看前来披麻戴孝的人有多少。按“五服”亲疏，远近不同，穿白的程度也有不同。第三，该家族在村里的财力大小。例如，村里车姓人不少，但由于普遍经济条件差，虽然人数众多，在村里也没有什么地位。近年来，车姓中有多户人家和村中大姓王姓攀亲，借以提高地位。第四，该家族中打架不要命的人数的多少。某个家族中如果出了个强盗流氓式的凶悍人物，别的姓氏就不敢招惹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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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村庄族姓政治的考虑，村的领导班子是几大姓利益的均衡，其中妇女是边缘的边缘，是实际村庄政治当中被完全忽视的一个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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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爱岚在她的中国农村调查中得出这样一个印象：“这些村的妇女组织并不是为了可以被称为妇女权利或男女公平待遇的任何目标而工作的。……大多数农村妇女则认为妇女组织在为她们的利益而工作上是无效的，它们仅仅是当地政治工作的又一个方面。”[2]“在政策的条件下，妇女只有在同其他妇女而不是同男性打交道的领域担任领导或管理角色才是在文化上可以接受的。”[3]我不得不承认，她的这个分析是对的。妇女主任的功能只是动员妇女参加一些集体活动，还管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她的职位不是为妇女的利益设置的，她也没有为妇女利益代言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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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人不想入党是因为并不想当领导或得到提升。小学老师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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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那个干吗，光交党费，也没嘛（什么）正事。报纸上电视上那么多党员，都不干正格的。咱又不想当官，不想当校长，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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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是对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心有余悸，所以不入党。51岁的地富子女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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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可不入党。嘛（什么）党也不入。俺爷爷要不入国民党，俺家能受那些年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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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小学教师东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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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入党。学校里动员我入党，说能当个校长什么的。我没想入。从小见的运动忒多了，怕哪一天再有运动，哪个党也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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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认为入党是先进的人的事，她不先进，所以不入党，她很有自知之明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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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俺不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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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农村女人已经快要忘掉还有共产党这回事了。52岁的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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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入党。看电视时才想起有共产党来。平时谁还想着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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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觉得入党是战争时期的事，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入党。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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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入党。现在谁还入党啊，又不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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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并不说任何理由，只是像菊一样简单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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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不当党员。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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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像很多年轻农村女人那样，只是觉得入党这样的事情耽误工夫。这使我想起年轻时在农村插队时的经历。在城市学校长大的我把入党入团这件事看得很严重，甚至很神圣。在村里参加青年积极分子活动时，我问一位非常朴实的年轻妇女队长“为什么不入团呢”，她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她说的竟然是：我熬不起那个眼——在她心目中，入党入团就是经常开会到深夜，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她的回答使我第一次重新考虑入党这件事的意义。花的回答和那个女孩性质差不多，她简单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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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没有时间。耽误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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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女性在行政管理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属于比较低的，我们国家在这个指标上的比例不仅低于许多发达国家，还低于一些欠发达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当然，我们并不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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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女性在行政管理职业所占比例（每100名男性之女性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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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干部在同级干部当中的比例呈级别越高的职位女性所占比例越低的模式，如表4-8所示。遗憾的是，这个模式到了最低一层却并不适用：在村一级，女干部的比例并不更大，而是更小，这种情况是农村男性权力仍然盛行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