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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可不入党。嘛（什么）党也不入。俺爷爷要不入国民党，俺家能受那些年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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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小学教师东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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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入党。学校里动员我入党，说能当个校长什么的。我没想入。从小见的运动忒多了，怕哪一天再有运动，哪个党也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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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认为入党是先进的人的事，她不先进，所以不入党，她很有自知之明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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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俺不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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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农村女人已经快要忘掉还有共产党这回事了。52岁的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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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入党。看电视时才想起有共产党来。平时谁还想着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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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觉得入党是战争时期的事，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入党。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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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入党。现在谁还入党啊，又不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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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并不说任何理由，只是像菊一样简单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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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不当党员。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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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像很多年轻农村女人那样，只是觉得入党这样的事情耽误工夫。这使我想起年轻时在农村插队时的经历。在城市学校长大的我把入党入团这件事看得很严重，甚至很神圣。在村里参加青年积极分子活动时，我问一位非常朴实的年轻妇女队长“为什么不入团呢”，她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她说的竟然是：我熬不起那个眼——在她心目中，入党入团就是经常开会到深夜，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她的回答使我第一次重新考虑入党这件事的意义。花的回答和那个女孩性质差不多，她简单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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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没有时间。耽误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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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女性在行政管理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属于比较低的，我们国家在这个指标上的比例不仅低于许多发达国家，还低于一些欠发达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当然，我们并不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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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女性在行政管理职业所占比例（每100名男性之女性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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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干部在同级干部当中的比例呈级别越高的职位女性所占比例越低的模式，如表4-8所示。遗憾的是，这个模式到了最低一层却并不适用：在村一级，女干部的比例并不更大，而是更小，这种情况是农村男性权力仍然盛行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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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女干部占同级干部的比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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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爱岚认为，“男性中心主义的组织形式在每个村都是国家之地方一级的组成部分，它们是通过按男性中心主义思路构筑的社区中生活与工作的日常关系来运作的。……妇女承担了维持家庭、再生产人类社区（特别是但不仅仅就是儿童的早期养育）以及照料病人与老年人的大部分无酬劳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然而，就获得管理资源而言，妇女在她们的社区中并不拥有类似于男性的权利，她们也没有占据当地的政治领导职位。”“乡村企业处于地方政府控制之下以及男性几乎完全主宰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现象，强化了这种社会性别不对称。”[6]如果说在县处级由于女性干部能够占到15%，说“完全主宰”还不太准确的话，在村一级的政治中，说男性“完全主宰”就非常准确了。无论这种可悲状况的原因来自妇女在乡村中的实际地位，还是来自传统习俗和观念，农村的性别权力关系的现状就是如此，在经过了千百年之后，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巨大经济变迁之后，仍然如此。虽然男权制在都市生活中已经在走下坡路，但是在乡村的政治生活和基层权力结构当中，它还没有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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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度量国人的参政意识，全国妇联设计过一个是否有过当人民代表的想法的指标。虽然当人大代表与真正参政还有一段距离，因此这个指标并不是测量人们参政意识的一个好指标，但是它还是从某个角度反映出人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程度。在这个指标的统计中，男性有六成人从未想过，而女性有近七成半的人从未想过。它至少表明，女性对此类事情的关心程度比男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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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曾不有过当人民代表的想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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