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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定公咏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栉，自此官属稍稍置姬侍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资以嫁，仍处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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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种记载中，张咏对这位侍姬也曾“中夜心动”，但他强自压抑——“绕屋而行，但云张咏小人，张咏小人”，终于自持。《梦溪笔谈》卷二十五亦载张咏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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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君谟尝书小吴云：……张乖崖镇蜀，当遨游时，士女环左右，终三年未尝回顾。此君殊重厚，可以为薄夫之检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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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抃的禁欲故事更富戏剧性，《蕙田拾英集》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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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清献公抃，号阅道。帅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献喜之，戏语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几二鼓不至，复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声叫曰：赵抃不得无礼！旋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后跃出，公怪问之，兵曰：某度相公，不过一个时辰此念息矣。虽承命，实未尝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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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曾称赞这位老兵“乃真道学也”。周密《癸辛杂识》中还说“赵清献、张乖崖至抚剑自誓，甚至以父母影像设之帐中者，盖其初未始不出于勉强，久乃相忘于自然”。不过这类狭义的禁欲（连与自己妻妾的正当性行为也在戒除之列了，所以张咏要单骑赴任），很可能还与我们下一小节将要谈到的“色能伤身”观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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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更表面化的自觉禁欲故事，比如《鹤林玉露》甲编卷三“前辈志节”条载杨邦乂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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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襄公少处郡庠，足不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坏其守，拉之出饮，托言朋友家，实娼馆也。公初不疑，酒数行，娼艳妆而出。公愕然，疾趋而归，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责。人徒见……忠襄以金陵一倅唾骂兀术，视死如归，岂知其自为布衣时所立已卓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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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亦见于《宋史》本传。这里周密将杨在政治上的节操与个人生活中的道学态度直接联系起来，是值得注意的看法——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一直流行不绝，当在政治上欲打击某人时，就尽力搜寻他在私生活上“腐朽糜烂”的证据并加以宣扬，反之要表彰某人时则去找出一堆他个人道德纯洁崇高的“先进事迹”。与前述“大程心中无妓”、小程也不过拂袖而去相比，杨邦乂一见座中有妓就逃回去解衣焚烧、“流涕自责”，表面上看起来“左”得可爱，实际上却很可能是他心中的道德防线不如二程坚强牢固之故。这可与下面一个故事作对比，清顾公燮《丹午笔记》“余中丞以妓试黄石斋事”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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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斋黄公……造次必以礼法，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思试之。妓顾氏，国色也，聪慧通书史，抚节按歌，见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觞公于余氏园，使顾佐酒，公意色无忤。诸公更劝酬，剧饮大醉，送公卧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顾尽弛亵衣，随键户，诸公伺焉。公惊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荐，而命顾以茵卧。茵厚且狭，不可转，乃使就寝。顾遂昵近公，公曰：无庸。侧身向内，息数十转即酣寝。漏下四鼓，转面向外，顾佯寐无觉，而以体傍公。俄顷，公仍酣寝如初。诘旦顾出，具言其状，且曰：公等为名士，赋诗饮酒是乐而已矣，为圣为佛，成忠成孝，终归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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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晚明时事，所以诸公能如此胡闹。黄石斋酒后而性不乱，与美人同衾而意不动，“定力”应属不错，已臻于司马相如《美人赋》中的理想境界，甚至还有过之【14】。最后顾氏所谓“成忠成孝终归黄公”之语，仍是将政治节气与私人操守合一的旧观念——黄明亡后在金陵被俘，视死如归，不屈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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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以降，不少所谓“诗礼传家”之族，都有整套的“家训”流传。除人情世故、道德格言之类古时“家训”向已有之的内容外，这些充满道学气的“家训”中还有许多繁琐清规，特别表现出禁欲主义的倾向。兹举方苞《家训·教忠祠禁》中两款规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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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三年之丧，非殡、奠、葬、祭，夫妇不相见。贫家米盐琐细，势必相关，惟宿必于中门之外，相语必以昼，不得入房室。犯者不许入祠，挞四十，婚嫁丧疾费皆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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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期、大功，并三月不御于内。礼废既久，人性日漓，今酌定：期三月，大功浃月。犯者不许入祠，挞三十，丧疾费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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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方苞心目中向往的古礼，丧期中对夫妇性生活的禁制还要严厉得多，他已经算是放宽了，但仍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三年之久夫妇不许过性生活，要说话必须在白天说才行。与这样的禁欲清规成为对比，我们只要回忆《金瓶梅》第六十五回西门庆“守孤灵夜半口脂香”，就可以想见礼教与放荡这两极是相去何其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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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自觉禁欲，其意甚诚，达到今人难以想象的严苛地步，非举例不足以获得感性认识。比如明代黄绾，在《明道编》卷二述自己青年时受浮薄子弟不良影响，后发愤自省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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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久而方觉其非，悔恨发愤。闭户书室，以至终夜不寐，终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又以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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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所为，即所谓“修身”。不要以为他有心理变态，用类似态度“修身”者确有人在，不妨理看一例，出自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他确实是一位道学家），在《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中可以找到这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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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田敬堂家）应酬一日，楼上堂客（田家女眷）注视数次，大无礼。与人语多不诚，日日如此，明知故犯。（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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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母寿辰）不能预备寿面，意在省费也；而晡时内人言欲添衣，已心诺焉。何不知轻重耶！颠倒悖谬，谨记大过！（同上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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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家做客应酬，朝人家女眷看了几眼，就要自责；母寿想省钱而未备寿面，而太太说要添衣服心里就肯，但马上认识到其间的“颠倒悖谬”，又深深自责。真正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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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的红点黑点，曾国藩的“谨记大过”，都使人联想到明、清时代流行的《功过格》。《功过格》原是道教徒用来帮助进行宗教道德修养的，后来渐趋世俗化，成为民间进行道德检查（自检或绳人）的一种工具，其中有大量涉及性问题的条款——带着极强烈的禁欲主义色彩。比如在最早的《太微仙君功过格》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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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妻子，疏父母：百过（注意前述曾国藩的寿面和添衣问题正合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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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处女、尼姑、寡妇私通：三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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