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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夫死不肯改嫁，自割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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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流：夫死不肯改嫁，投河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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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乌、袁福：夫死不肯改嫁，父母逼迫，遂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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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子动不动就割发残身，以抗拒亲族要她们改嫁的压力，正说明当时广汉地方礼教尚弱——要是在明、清时的中原，她们不肯改嫁只会受到热烈支持。任乃强说上述诸女之行是“落后社会初慕封建文化之征象”【1】，确实有理。而在宋、明道学家看来，她们皆为“烈妇”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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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诗中考察“节”、“烈”是极有兴味之事，可惜这里不便过于展开。在孟郊诗集中，可以听到“地道”的道学声调：“贞妇贵徇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井中水。”（《烈女操》）“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去妇》）有一位女郎程长文，遭人强暴而反抗，结果自己却下了狱（大约是“防卫过当”杀死了歹徒？），写了一首《书情上使君》的歌行，自诉冤情。这诗在当时就传诵出名，唐人的诗选集《又玄集》、《才调集》中都入选。中有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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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暴之男何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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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白刃向帘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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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任从刀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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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岂受中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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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匪石情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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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夺秋霜意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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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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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严章难可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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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心事向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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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洗雪出圆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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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信白圭无点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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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暗示歹徒并未能得逞，她还是“白圭无点缺”。看来她很在乎她的处女贞操。但要让后世冷酷无情的道学家看来，程女郎未能一死，纵仍“完璧”，也不值得表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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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孟郊和程女郎的诗，不要以为他们就是宋、明道学家的同志，因为唐人心目中的“节”很可能与后世颇不相同，这可以由张籍那首极有名的《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中看出。此诗本意是婉拒割据藩镇李师道的征召，这一点古来都无异议，问题出在“节妇”的比喻上。张籍当然认为这个假想的女子是节妇无疑，北宋初姚铉编《唐文粹》，也将此诗收于“贞节”类中，承认她是“贞节”的。但到了明、清文人眼里，她就大有问题了：“事夫誓拟同生死”当然是“起码的觉悟”；可是“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不就显出她心有所动、意有所悔了么？于是明、清文人开始怀疑、否认她是“节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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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唐汝询《唐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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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妇之节危矣哉！（贺贻孙《水田居诗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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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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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沈德潜否定这位假想女子的“节妇”资格之后，后来的许多唐诗选本都不再入选此诗。在那些戴着道学眼镜的明、清文人看来，这位既忠于丈夫、又通情达理能够尊重求爱者感情的唐代节妇是大大不够格的；她应该“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瞿佑《续还珠吟》）。还是徐增明白唐人观念与后世道学家大不相同，在《而庵说唐诗》中有持平之论：“君子之道，贵在守己，不恶人妄为。若在今人，则怒形于色，掷珠痛骂矣。”仅此一诗，已可看出宋儒大倡礼教前后“贞节”观念的转变之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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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1703185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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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烈”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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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已经听方苞抱怨过宋以前“节”、“烈”太少，但自“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之后，果然日益多起来。明太祖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将“守节”与女方家族的经济利益挂起钩来——因为促寡妇改嫁的动力通常都来自女家。“旌表节烈”遂定为常规，《明史·列女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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