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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李娃的营生以赢利为目的。到公子成了穷人之后，姥与李娃设计将公子骗至外面，而她们当天就搬了家，使公子无从寻找她们的踪迹，公子遂流落街头。如果李娃是官妓，此计就行不通——公子仍可很容易地打听到她们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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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世的唐诗中，咏及妓女的篇什甚多；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是反映文士与官妓之间的应酬交往，但也有一些诗篇透露出私妓的光景。比如施肩吾《襄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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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堤女儿郎莫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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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五五结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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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对镜冶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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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欲取郎千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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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张潮《襄阳行》中的“襄阳传近大堤北，君到襄阳莫回惑，大堤诸女儿，怜钱不怜德”等句，这些以赢利为目的“大堤女儿”，应属私妓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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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总的情况而言，官妓在唐代娼妓业中显然占主导地位。这虽无法获得社会学的统计资料作为直接佐证，但从唐代诗文、小说中所反映的情况推断，也可知其大概。另一方面，私妓也已出现，且与官妓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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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代，官妓制度依然盛行，这从宋词和宋人笔记中的大量有关作品和记载不难看出。但私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南宋时，私妓中的高级妓女似乎已与官妓平分秋色，宋人笔记中有不少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比如宋代的酒楼，普遍以售色来促进业务——让妓女在酒楼陪客侑酒，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记其事：杭州城“和乐楼”等十一座官营酒楼用官妓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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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库（那时酒楼常被称为“库”）设官妓数十人，……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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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熙春楼”等十八家“市楼之表表者”（可以理解为私营酒家之有名者）则用私妓侑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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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袨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春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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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亦记有这方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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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官妓如……（列举金赛兰等十一人），及私名妓女如……（列举苏州钱三姐等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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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与酒有关的庆典仪式中，官妓与私妓更要联手出场，《梦粱录》卷二“诸库迎煮”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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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府点检所，管城内外诸酒库，每岁清明前开煮，……各库预颁告示，官私妓女，新丽妆著，差雇社队鼓乐，以荣迎引。……其官私妓女，择为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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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卖唱、卖艺的流动私妓，可能是较为下等的妓女。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还记载有一种“庵酒店”，是“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这种可以和客人在酒阁内成就云雨之欢的陪酒女郎，应是较下等的私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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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和明前期在继续官妓制度的同时，曾在法律上禁止私妓——当然不可能在实际上真正禁绝。至晚明，私妓更趋繁荣，已出现纯以出卖肉体为业的下等妓女，《梅圃余谈》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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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遝。外城小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避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情不自禁则叩门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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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进入“花钱—泄欲”模式的下等妓女的出现，可视为娼妓业恶性发展的标志。清代雍正朝曾从法律上禁娼，但结果只是终止了千余年的乐籍制度——亦即取消了官妓，却未能禁止私妓，最终使得清代中叶以后成为私妓的一统天下，一直延续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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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妓及其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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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时家妓的性质，李敖的尖刻之语说得最为简捷明白：“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18】不过从现代学者对古时家妓的论述中看，有一点似乎需要特别提请注意：即家妓与主人的姬妾实际上往往很难明确区分开来，因此在采择古籍中史料进行论述时，应留意甄别，尽量避免“扩大化”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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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帝王本有宫妓之制，教坊—乐籍的传统，即源出于此。官妓之设，是为一批官员们服务；而将宫妓“平民化”，使诸侯、外戚、大臣乃至富豪之家亦可蓄而有之，专为男性一家之主服务，就成为家妓。故家妓既可视为宫妓的扩大化，亦可视为官妓的私有化。持此观点以察家妓之发端，则齐桓公宫中“女市”之设，设或如高罗佩所说仅为侍奉桓公一人，自可视为桓公的家妓；而认为晋悼公赐魏绛女乐八人是为家妓之始【19】，也应可以成立。将晋君赐魏绛女乐事作为家妓之始，还有着一种征象意义——君主将自享的特权赐给部分臣下，正表明家妓是宫妓的扩大或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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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养家妓既为某种“恩自上出”所赐下的特权，在理论上自然不能人人都随意享用，而是要依据等级有所区别。比如唐中宗曾下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后来唐玄宗大展恩波，又诏“五品已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当听家蓄丝竹，以展欢娱”（俱见《唐会要》卷三十四），扩大了蓄家妓的范围。但是事实上官员违制而蓄家妓的事例多不胜举，因为理论上的等级限制并无多大的约束力，再说帝王也常因臣下有功等故而特赐女乐，而且上文已经指出过，家妓与姬妾是很难明确区分的。总之这基本上只是官员在私宅之内的私事，清心寡欲还是纵情声色，都不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过偶尔也可见到因违制蓄家妓而受罚的，例如《南史·王晏传》载其弟王诩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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