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诩位少府卿，敕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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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官员大约“正碰在风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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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汉经魏晋至南北朝，家妓盛行，贵族及高官还以此互相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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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史籍中的一些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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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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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成帝新逝，王根就）“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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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陶“家庭侈糜，声妓纷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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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后房妓妾数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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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雍有妓女五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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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嶷妓妾千余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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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宗妓妾至数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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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及隋唐，盛况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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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述后房妓妾百余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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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素后庭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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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皓有家妓数十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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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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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愿有女妓百余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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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宅中有十院歌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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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也经常咏及家妓。比如白居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名句，樊素和小蛮都是他家中的歌舞妓；他的《不能忘情吟》咏叹将“放”掉樊素却又相恋不忍，《小庭亦有月》中有“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之句，而《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咏的是白、牛两家妓乐合奏联欢宴饮之事——“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又如刘禹锡诗中的《泰娘歌》专咏“韦尚书家主讴者”，《寄赠小樊》、《忆春草》两诗则是咏白居易家妓春草的，等等。白、刘二人之诗不过就便举例而已，其余不难类推而想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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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养家妓的风尚看来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宋代盛况稍减但仍是官僚士大夫阶层流行的时尚之一，元、明以下逐渐衰落，但直到清代仍可见到家妓的踪迹。不少人谈到清初李渔的家庭戏班，有人认为也可归入家妓之列；就广义言之这或许也无不可，但李渔行事颇有与众不同之处，况且他带着戏班出入达官贵人之家，甚至可能已有某种赢利性质。对此究竟应如何界定，似有待于作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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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表征之一。家妓们年轻美丽、工歌善舞，就会为主人带来极大的荣耀，此风在唐、宋时尤甚。说宁王曼“贵盛”，只需举“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这一款证据就够了；而“李司徒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自然是令人艳羡的佳话；在“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王维《洛阳女儿行》）的诗句中，表现富贵骄奢的第一项也是家妓；为什么被认为真正善写富贵的诗句不是“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而是“笙歌归院落，歌舞下楼台”，道理也是一样——腰金枕玉与“不惜珊瑚持与人”是同一层次的富贵表现，只是夸示财富而已，而更高层次的富贵要靠年轻美貌能歌善舞的家妓们来显示。如果说金玉满堂之类只是物质财富，那么“绝艺上色”的家妓们就很有点“文化财”（日、韩等国习语，指文化财富）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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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既是主人的财富，当然就可以流动。家妓可以送人，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谈到李司空送歌妓给刘禹锡的“司空见惯”典故就是一例，风流的杜牧也曾在别人席上开口索要歌妓紫云（《本事诗·高逸》），类似的事例在唐代可以见到许多。家妓也常会被主人“放出”——有时也称为“嫁”，实质往往是转卖，这种事常发生在主人年老体病或因慕道求仙而厌倦声色之后。白居易“放”歌妓樊素，第一次因不忍而收回成命，但后来还是将她转卖了。司空曙有《病中嫁女妓》诗，生动反映了主人转让家妓时的心态和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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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伤心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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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垂泪对花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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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用尽教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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