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89335
1703189336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遝。外城小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避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情不自禁则叩门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
1703189337
1703189338
这种进入“花钱—泄欲”模式的下等妓女的出现,可视为娼妓业恶性发展的标志。清代雍正朝曾从法律上禁娼,但结果只是终止了千余年的乐籍制度——亦即取消了官妓,却未能禁止私妓,最终使得清代中叶以后成为私妓的一统天下,一直延续到现代。
1703189339
1703189341
(六)家妓及其特殊功能
1703189342
1703189343
关于古时家妓的性质,李敖的尖刻之语说得最为简捷明白:“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18】不过从现代学者对古时家妓的论述中看,有一点似乎需要特别提请注意:即家妓与主人的姬妾实际上往往很难明确区分开来,因此在采择古籍中史料进行论述时,应留意甄别,尽量避免“扩大化”之嫌。
1703189344
1703189345
古时帝王本有宫妓之制,教坊—乐籍的传统,即源出于此。官妓之设,是为一批官员们服务;而将宫妓“平民化”,使诸侯、外戚、大臣乃至富豪之家亦可蓄而有之,专为男性一家之主服务,就成为家妓。故家妓既可视为宫妓的扩大化,亦可视为官妓的私有化。持此观点以察家妓之发端,则齐桓公宫中“女市”之设,设或如高罗佩所说仅为侍奉桓公一人,自可视为桓公的家妓;而认为晋悼公赐魏绛女乐八人是为家妓之始【19】,也应可以成立。将晋君赐魏绛女乐事作为家妓之始,还有着一种征象意义——君主将自享的特权赐给部分臣下,正表明家妓是宫妓的扩大或衍生。
1703189346
1703189347
蓄养家妓既为某种“恩自上出”所赐下的特权,在理论上自然不能人人都随意享用,而是要依据等级有所区别。比如唐中宗曾下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后来唐玄宗大展恩波,又诏“五品已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当听家蓄丝竹,以展欢娱”(俱见《唐会要》卷三十四),扩大了蓄家妓的范围。但是事实上官员违制而蓄家妓的事例多不胜举,因为理论上的等级限制并无多大的约束力,再说帝王也常因臣下有功等故而特赐女乐,而且上文已经指出过,家妓与姬妾是很难明确区分的。总之这基本上只是官员在私宅之内的私事,清心寡欲还是纵情声色,都不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过偶尔也可见到因违制蓄家妓而受罚的,例如《南史·王晏传》载其弟王诩事云:
1703189348
1703189349
诩位少府卿,敕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十年。
1703189350
1703189351
这两位官员大约“正碰在风头上”了。
1703189352
1703189353
从西汉经魏晋至南北朝,家妓盛行,贵族及高官还以此互相夸耀。
1703189354
1703189355
下面是史籍中的一些记载:
1703189356
1703189357
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20】。
1703189358
1703189359
(汉成帝新逝,王根就)“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21】。
1703189360
1703189361
梅陶“家庭侈糜,声妓纷葩”【22】。
1703189362
1703189363
桓玄后房妓妾数十【23】。
1703189364
1703189365
元雍有妓女五百【24】。
1703189366
1703189367
萧嶷妓妾千余人【25】。
1703189368
1703189369
曹景宗妓妾至数百【26】。
1703189370
1703189371
降及隋唐,盛况依旧:
1703189372
1703189373
宇文述后房妓妾百余人【27】。
1703189374
1703189375
杨素后庭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28】。
1703189376
1703189377
周皓有家妓数十人【29】。
1703189378
1703189379
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30】。
1703189380
1703189381
李愿有女妓百余人【31】。
1703189382
1703189383
郭子仪宅中有十院歌姬【32】。
1703189384
[
上一页 ]
[ :1.70318933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