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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也经常咏及家妓。比如白居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名句,樊素和小蛮都是他家中的歌舞妓;他的《不能忘情吟》咏叹将“放”掉樊素却又相恋不忍,《小庭亦有月》中有“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之句,而《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咏的是白、牛两家妓乐合奏联欢宴饮之事——“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又如刘禹锡诗中的《泰娘歌》专咏“韦尚书家主讴者”,《寄赠小樊》、《忆春草》两诗则是咏白居易家妓春草的,等等。白、刘二人之诗不过就便举例而已,其余不难类推而想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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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养家妓的风尚看来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宋代盛况稍减但仍是官僚士大夫阶层流行的时尚之一,元、明以下逐渐衰落,但直到清代仍可见到家妓的踪迹。不少人谈到清初李渔的家庭戏班,有人认为也可归入家妓之列;就广义言之这或许也无不可,但李渔行事颇有与众不同之处,况且他带着戏班出入达官贵人之家,甚至可能已有某种赢利性质。对此究竟应如何界定,似有待于作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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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表征之一。家妓们年轻美丽、工歌善舞,就会为主人带来极大的荣耀,此风在唐、宋时尤甚。说宁王曼“贵盛”,只需举“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这一款证据就够了;而“李司徒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自然是令人艳羡的佳话;在“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王维《洛阳女儿行》)的诗句中,表现富贵骄奢的第一项也是家妓;为什么被认为真正善写富贵的诗句不是“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而是“笙歌归院落,歌舞下楼台”,道理也是一样——腰金枕玉与“不惜珊瑚持与人”是同一层次的富贵表现,只是夸示财富而已,而更高层次的富贵要靠年轻美貌能歌善舞的家妓们来显示。如果说金玉满堂之类只是物质财富,那么“绝艺上色”的家妓们就很有点“文化财”(日、韩等国习语,指文化财富)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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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既是主人的财富,当然就可以流动。家妓可以送人,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谈到李司空送歌妓给刘禹锡的“司空见惯”典故就是一例,风流的杜牧也曾在别人席上开口索要歌妓紫云(《本事诗·高逸》),类似的事例在唐代可以见到许多。家妓也常会被主人“放出”——有时也称为“嫁”,实质往往是转卖,这种事常发生在主人年老体病或因慕道求仙而厌倦声色之后。白居易“放”歌妓樊素,第一次因不忍而收回成命,但后来还是将她转卖了。司空曙有《病中嫁女妓》诗,生动反映了主人转让家妓时的心态和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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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伤心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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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垂泪对花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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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用尽教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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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与他人乐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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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还可以用来与别人做交换,比如换骏马;也可以被用做赌博的筹码,比如《南唐近事》中就记有严续赌输把歌妓输给唐镐之事;家妓也会因过失而被主人虐杀,这在主人看来也许与发怒时砸碎一个花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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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既是主人身份财富的显示,她们中“绝艺上色”者也就会成为权势者抢夺的对象。这里仅举一例:太尉李逢吉闻某御史“有妓善歌,时称尤物”,就请他送此家妓来相见,一见就扣住不放了,御史写诗致李,请将家妓放还,“明日见李,(李)但含笑曰:大好诗”,却坚持不放人,就此据为己有。这位御史,据《本事诗·情感》说是“为御史分务洛京者,子孙官显,隐其姓名”,但《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就指明为刘禹锡,并说刘妓被夺之后,“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四章,以拟《四愁》云尔”;查刘禹锡诗集中,果有《怀妓四首》,其中有“凤得新巢有去心”、“虽是生离死一般”、“岂有仙踪更可寻”等句,颇合传说之事。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看到,古代权势者夺人妻妾之事犹常有之,夺一个家妓更算不了太大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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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上层社会与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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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妓女:上层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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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家妓是主人地位、财富和趣味的象征和展示,那么在中国古代,姿容美丽、能歌善舞甚至能诗会画的高级妓女们,也正是整个上层社会之地位、财富和趣味的象征和展示——这当然是就总体而言,上层社会中一小部分人戒绝声色并不能改变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宫妓、官妓、家妓和私妓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在上层社会的生活中,妓女是不可缺少的群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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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之世,帝王后宫妃嫔无数,更有宫妓以助其声色之娱,按理不必再求之于外间妓女。然而宋徽宗之眷恋李师师,其事在宋代及稍后的各种笔记小说中广为流传,学者们一般认为此事并非虚构。徽宗之所以迷恋李师师,从宋人《李师师外传》所记情况或可推知一二。徽宗托名赵乙,初次微服往访,见到李师师的情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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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妆不施脂粉,衣绢素,无艳服。新浴方罢,娇艳如出水芙蓉。见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为礼。……幽姿逸韵,闪烁惊眸。问其年,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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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高级妓女傲不可攀之状,这对常年置身于宫廷中百依百顺的“臣妾”群里的皇帝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李师师的风韵、艺术修养,当然还有美色,很快征服了皇帝;这引起了后妃们的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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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妃私问曰: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帝曰: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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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的回答,正是对这种全新感受的描述。在性爱中,肉欲方面的享受毕竟有时而穷,而精神方面的享受空间可以是无限的。李师师正是因为能拓展出新的享受境界而使皇帝倾心。对于此事,既不必将徽宗斥为下流的“淫乱”,也不必硬替古人升华为“纯洁的爱情”之类。对于南宋时理宗将妓女召入宫中,还“爱幸”了“歌色绝伦”的名妓唐安安,也可同样看待。有人认为这是理宗周围的奸臣们存心要勾引皇帝堕落,但至少唐安安也要有能够吸引皇帝之处才行——这吸引力主要来自艺术修养。顺便说一句,善于美容修饰,使自己看起来姿色迷人,这本身也可以归入一个女子的艺术修养之内,这种观念如今已经重新被现代的都市女性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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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帝王之尊而与外间妓女交往,终究是大悖于“礼”之事(比如清代同治皇帝的狭邪之行,在传说中呈现出非常“淫秽下流”的色彩)。而对于一般的士大夫而言,狎妓不仅不妨公然行之,而且常被视为风流佳话。妓女对于文士,特别是那些名士,似乎是必不可少的陪衬和点缀,殆如绿叶之于红花。当年东晋谢安携妓作东山之游,一直成为后世文士心驰神往的胜景,对此表现最突出者或当推李白,且看他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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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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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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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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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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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白诗中,经常出现的意境之一就是“兴来携妓恣经过,其若杨花似雪何”【37】;那个被称为“金陵子”的歌妓是“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渡西江水”【38】,但后来李白又将她“出”掉了,为此赋了“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39】、“小妓金陵歌楚声,家僮丹砂学凤鸣。我亦为君饮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倾”【40】等句。而那个有名的风流浪子杜牧,居官时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耗费在寻花访艳的风流事上,却受到上司的包容,于邺《扬州梦记》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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