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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也经常咏及家妓。比如白居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名句，樊素和小蛮都是他家中的歌舞妓；他的《不能忘情吟》咏叹将“放”掉樊素却又相恋不忍，《小庭亦有月》中有“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之句，而《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咏的是白、牛两家妓乐合奏联欢宴饮之事——“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又如刘禹锡诗中的《泰娘歌》专咏“韦尚书家主讴者”，《寄赠小樊》、《忆春草》两诗则是咏白居易家妓春草的，等等。白、刘二人之诗不过就便举例而已，其余不难类推而想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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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养家妓的风尚看来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宋代盛况稍减但仍是官僚士大夫阶层流行的时尚之一，元、明以下逐渐衰落，但直到清代仍可见到家妓的踪迹。不少人谈到清初李渔的家庭戏班，有人认为也可归入家妓之列；就广义言之这或许也无不可，但李渔行事颇有与众不同之处，况且他带着戏班出入达官贵人之家，甚至可能已有某种赢利性质。对此究竟应如何界定，似有待于作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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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表征之一。家妓们年轻美丽、工歌善舞，就会为主人带来极大的荣耀，此风在唐、宋时尤甚。说宁王曼“贵盛”，只需举“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这一款证据就够了；而“李司徒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自然是令人艳羡的佳话；在“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王维《洛阳女儿行》）的诗句中，表现富贵骄奢的第一项也是家妓；为什么被认为真正善写富贵的诗句不是“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而是“笙歌归院落，歌舞下楼台”，道理也是一样——腰金枕玉与“不惜珊瑚持与人”是同一层次的富贵表现，只是夸示财富而已，而更高层次的富贵要靠年轻美貌能歌善舞的家妓们来显示。如果说金玉满堂之类只是物质财富，那么“绝艺上色”的家妓们就很有点“文化财”（日、韩等国习语，指文化财富）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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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既是主人的财富，当然就可以流动。家妓可以送人，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谈到李司空送歌妓给刘禹锡的“司空见惯”典故就是一例，风流的杜牧也曾在别人席上开口索要歌妓紫云（《本事诗·高逸》），类似的事例在唐代可以见到许多。家妓也常会被主人“放出”——有时也称为“嫁”，实质往往是转卖，这种事常发生在主人年老体病或因慕道求仙而厌倦声色之后。白居易“放”歌妓樊素，第一次因不忍而收回成命，但后来还是将她转卖了。司空曙有《病中嫁女妓》诗，生动反映了主人转让家妓时的心态和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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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伤心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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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垂泪对花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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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用尽教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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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与他人乐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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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还可以用来与别人做交换，比如换骏马；也可以被用做赌博的筹码，比如《南唐近事》中就记有严续赌输把歌妓输给唐镐之事；家妓也会因过失而被主人虐杀，这在主人看来也许与发怒时砸碎一个花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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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既是主人身份财富的显示，她们中“绝艺上色”者也就会成为权势者抢夺的对象。这里仅举一例：太尉李逢吉闻某御史“有妓善歌，时称尤物”，就请他送此家妓来相见，一见就扣住不放了，御史写诗致李，请将家妓放还，“明日见李，（李）但含笑曰：大好诗”，却坚持不放人，就此据为己有。这位御史，据《本事诗·情感》说是“为御史分务洛京者，子孙官显，隐其姓名”，但《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就指明为刘禹锡，并说刘妓被夺之后，“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四章，以拟《四愁》云尔”；查刘禹锡诗集中，果有《怀妓四首》，其中有“凤得新巢有去心”、“虽是生离死一般”、“岂有仙踪更可寻”等句，颇合传说之事。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看到，古代权势者夺人妻妾之事犹常有之，夺一个家妓更算不了太大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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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上层社会与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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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妓女：上层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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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家妓是主人地位、财富和趣味的象征和展示，那么在中国古代，姿容美丽、能歌善舞甚至能诗会画的高级妓女们，也正是整个上层社会之地位、财富和趣味的象征和展示——这当然是就总体而言，上层社会中一小部分人戒绝声色并不能改变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宫妓、官妓、家妓和私妓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在上层社会的生活中，妓女是不可缺少的群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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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之世，帝王后宫妃嫔无数，更有宫妓以助其声色之娱，按理不必再求之于外间妓女。然而宋徽宗之眷恋李师师，其事在宋代及稍后的各种笔记小说中广为流传，学者们一般认为此事并非虚构。徽宗之所以迷恋李师师，从宋人《李师师外传》所记情况或可推知一二。徽宗托名赵乙，初次微服往访，见到李师师的情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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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妆不施脂粉，衣绢素，无艳服。新浴方罢，娇艳如出水芙蓉。见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为礼。……幽姿逸韵，闪烁惊眸。问其年，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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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高级妓女傲不可攀之状，这对常年置身于宫廷中百依百顺的“臣妾”群里的皇帝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李师师的风韵、艺术修养，当然还有美色，很快征服了皇帝；这引起了后妃们的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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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妃私问曰：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帝曰：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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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的回答，正是对这种全新感受的描述。在性爱中，肉欲方面的享受毕竟有时而穷，而精神方面的享受空间可以是无限的。李师师正是因为能拓展出新的享受境界而使皇帝倾心。对于此事，既不必将徽宗斥为下流的“淫乱”，也不必硬替古人升华为“纯洁的爱情”之类。对于南宋时理宗将妓女召入宫中，还“爱幸”了“歌色绝伦”的名妓唐安安，也可同样看待。有人认为这是理宗周围的奸臣们存心要勾引皇帝堕落，但至少唐安安也要有能够吸引皇帝之处才行——这吸引力主要来自艺术修养。顺便说一句，善于美容修饰，使自己看起来姿色迷人，这本身也可以归入一个女子的艺术修养之内，这种观念如今已经重新被现代的都市女性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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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帝王之尊而与外间妓女交往，终究是大悖于“礼”之事（比如清代同治皇帝的狭邪之行，在传说中呈现出非常“淫秽下流”的色彩）。而对于一般的士大夫而言，狎妓不仅不妨公然行之，而且常被视为风流佳话。妓女对于文士，特别是那些名士，似乎是必不可少的陪衬和点缀，殆如绿叶之于红花。当年东晋谢安携妓作东山之游，一直成为后世文士心驰神往的胜景，对此表现最突出者或当推李白，且看他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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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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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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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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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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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白诗中，经常出现的意境之一就是“兴来携妓恣经过，其若杨花似雪何”【37】；那个被称为“金陵子”的歌妓是“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渡西江水”【38】，但后来李白又将她“出”掉了，为此赋了“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39】、“小妓金陵歌楚声，家僮丹砂学凤鸣。我亦为君饮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倾”【40】等句。而那个有名的风流浪子杜牧，居官时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耗费在寻花访艳的风流事上，却受到上司的包容，于邺《扬州梦记》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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