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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与他人乐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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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还可以用来与别人做交换，比如换骏马；也可以被用做赌博的筹码，比如《南唐近事》中就记有严续赌输把歌妓输给唐镐之事；家妓也会因过失而被主人虐杀，这在主人看来也许与发怒时砸碎一个花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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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妓既是主人身份财富的显示，她们中“绝艺上色”者也就会成为权势者抢夺的对象。这里仅举一例：太尉李逢吉闻某御史“有妓善歌，时称尤物”，就请他送此家妓来相见，一见就扣住不放了，御史写诗致李，请将家妓放还，“明日见李，（李）但含笑曰：大好诗”，却坚持不放人，就此据为己有。这位御史，据《本事诗·情感》说是“为御史分务洛京者，子孙官显，隐其姓名”，但《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就指明为刘禹锡，并说刘妓被夺之后，“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四章，以拟《四愁》云尔”；查刘禹锡诗集中，果有《怀妓四首》，其中有“凤得新巢有去心”、“虽是生离死一般”、“岂有仙踪更可寻”等句，颇合传说之事。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看到，古代权势者夺人妻妾之事犹常有之，夺一个家妓更算不了太大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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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上层社会与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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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妓女：上层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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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家妓是主人地位、财富和趣味的象征和展示，那么在中国古代，姿容美丽、能歌善舞甚至能诗会画的高级妓女们，也正是整个上层社会之地位、财富和趣味的象征和展示——这当然是就总体而言，上层社会中一小部分人戒绝声色并不能改变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宫妓、官妓、家妓和私妓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在上层社会的生活中，妓女是不可缺少的群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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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之世，帝王后宫妃嫔无数，更有宫妓以助其声色之娱，按理不必再求之于外间妓女。然而宋徽宗之眷恋李师师，其事在宋代及稍后的各种笔记小说中广为流传，学者们一般认为此事并非虚构。徽宗之所以迷恋李师师，从宋人《李师师外传》所记情况或可推知一二。徽宗托名赵乙，初次微服往访，见到李师师的情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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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妆不施脂粉，衣绢素，无艳服。新浴方罢，娇艳如出水芙蓉。见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为礼。……幽姿逸韵，闪烁惊眸。问其年，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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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高级妓女傲不可攀之状，这对常年置身于宫廷中百依百顺的“臣妾”群里的皇帝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李师师的风韵、艺术修养，当然还有美色，很快征服了皇帝；这引起了后妃们的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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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妃私问曰：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帝曰：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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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的回答，正是对这种全新感受的描述。在性爱中，肉欲方面的享受毕竟有时而穷，而精神方面的享受空间可以是无限的。李师师正是因为能拓展出新的享受境界而使皇帝倾心。对于此事，既不必将徽宗斥为下流的“淫乱”，也不必硬替古人升华为“纯洁的爱情”之类。对于南宋时理宗将妓女召入宫中，还“爱幸”了“歌色绝伦”的名妓唐安安，也可同样看待。有人认为这是理宗周围的奸臣们存心要勾引皇帝堕落，但至少唐安安也要有能够吸引皇帝之处才行——这吸引力主要来自艺术修养。顺便说一句，善于美容修饰，使自己看起来姿色迷人，这本身也可以归入一个女子的艺术修养之内，这种观念如今已经重新被现代的都市女性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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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帝王之尊而与外间妓女交往，终究是大悖于“礼”之事（比如清代同治皇帝的狭邪之行，在传说中呈现出非常“淫秽下流”的色彩）。而对于一般的士大夫而言，狎妓不仅不妨公然行之，而且常被视为风流佳话。妓女对于文士，特别是那些名士，似乎是必不可少的陪衬和点缀，殆如绿叶之于红花。当年东晋谢安携妓作东山之游，一直成为后世文士心驰神往的胜景，对此表现最突出者或当推李白，且看他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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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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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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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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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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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白诗中，经常出现的意境之一就是“兴来携妓恣经过，其若杨花似雪何”【37】；那个被称为“金陵子”的歌妓是“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渡西江水”【38】，但后来李白又将她“出”掉了，为此赋了“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39】、“小妓金陵歌楚声，家僮丹砂学凤鸣。我亦为君饮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倾”【40】等句。而那个有名的风流浪子杜牧，居官时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耗费在寻花访艳的风流事上，却受到上司的包容，于邺《扬州梦记》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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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杜牧）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惟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耀罗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如意。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侍御史气概远驭，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贻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簏，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千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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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杜牧名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的具体写照。而牛僧孺一意包容，甚至还派出便衣暗中为杜牧保镖，可见他是欣赏杜牧这种“风情”的。据说牛僧孺曾劝杜牧不妨将喜欢的妓女安排在居所欢会，“不可中夜独游——或昏夜不虞，奈何”？（《唐语林》卷七）也是一心为杜牧狎妓着想。再看白居易，为官时狎妓的情兴和光景甚至还过于杜牧。白氏进士初及第时就恋上了长安名妓阿软，感情颇深。此后在长安与元稹相友，朝夕寻乐，“征伶皆绝艺，选妓悉名姬”【41】，“密携长上乐，偷宿静坊姬”【42】。到苏、杭等地做地方官，更加纵情声色，“夜舞吴娘袖，春歌蛮子词”【43】，“吴酒一杯青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花月正春风”【44】；夜游西丘寺，竟带着十名妓女：“摇曳双红斾，娉婷十翠娥（自注：容、满、蝉、态等十妓从游也）”【45】。白氏在杭州眷恋的歌妓商玲珑，可以让元稹邀往越州亲狎月余再送回。名士与名妓之间“相得益彰”的关系，在唐代是如此，此后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20世纪。表现这种关系的最著名例证，或当数明末钱谦益与柳如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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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也可以成为向官员行贿的内容。这里仅举一例，见沈德符《敝帚斋余谈》“守土吏狎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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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傅金沙（光宅）令吴县，以文采风流为政，守亦洁廉。与吴士王百谷厚善，时过其斋中小饮。王因匿名娼于曲室，酒酣，出以荐枕。后遂以为恒。王因是居间请托，橐为之充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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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百谷用“名娼”来“招待”县令，他好居间为人请托，“后门”既通，私囊大饱。这与现代商人们用色情服务（轻则“三陪”，重则荐枕）来“热情款待”官员或打交道的对手以充贿赂，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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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妓、家妓是为官吏和文士阶层服务的。等到官妓、家妓式微而私妓大盛之后，高级妓女们又多了一个服务对象，即富商大贾——他们虽然政治地位低于官吏和文士，但因其经济地位仍可厕身于中国古代上层社会之中。但商贾们总的来说文化层次较低，他们虽一掷千金却仍得不到名妓青眼的故事，在青楼文学作品中经常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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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狎妓的动机：精神还是肉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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