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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少年去求袁中道为他捉刀写信答兄，袁为他写了这篇《代少年谢狎妓书》，洋洋数千字。少年之兄被此信打动，回信对少年称“既有读书之志，即携新妇归”——竟然愿意接纳这位妓女为弟妇了。此事之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袁中道文中为文士狎妓、娶妓所作的辩护，从中大有分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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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先陈述自己不能与此妓女离异的五条理由：一、此妓女已怀孕四月；二、如离异她必自杀；三、她嫁来后克尽妇道，极为贤惠；四、已令她管理收藏书画古玩之类的内务；五、她表示如要驱逐她，也希望让她生下孩子，“然后自觅白练，永赴黄泉”，实在令人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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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陈述自己之“罪”七款——其实是为自己狎妓娶妓行为开脱辩解的理由：一、读古人书，见王献之、辛弃疾、白居易、苏轼等名人皆不自讳其狎妓宠妓之事，所以效颦。二、有点想少年及时行乐。三、没有红袖添香就文思枯竭，一近香泽则灵感如泉。四、读书所在之金陵，本是六朝金粉旧地，文士狎妓是传统风俗，未能抗拒。五、也有少年时作荡子冶游，一旦中了进士就立登青云的近例。六、当年澶渊之役立大功的寇准溺爱蒨桃，大破金兵于黄天荡的韩世忠娶妓女梁红玉为妻，可见狎妓娶妓不妨碍建功立业；自己将来也能建功立业。七、自己正当青春年少，不可能没有爱情生活，“假使兄当盛年，有多情女子苦相流连，以死自誓不出兄门，兄遽能以慧剑斩之乎？”最后他向兄保证，三年内一定获取功名，光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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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字即使并无本事，纯出于袁中道虚构而为游戏笔墨，仍有其社会学史料价值。因为文中几乎集古时文士为狎妓娶妓所能找到的辩护理由之大成。这至少也反映了一部分士大夫在此问题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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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又喜欢谈论妓女的“气节”——主要是她们对待异族入侵时的态度。按照古代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政权兴衰、国祚长短，本没有妓女们丝毫责任，但是有些文人却硬要在这个问题上以“义”论妓。比如明末名妓李香君、柳如是心怀故国，就要歌颂之；而传说中赛金花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有情，就要贬斥之。这种思维模式一直持续到当代，实为有趣。例如林语堂称赞明末陈圆圆与李香君说：“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他对李香君的歌颂更是惊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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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须眉男子。她所具有的政治节操，比之今日的许多男子革命家还为坚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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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鄙视妓女的道学气当然是没有了，但是歌颂到如此高度，如果不是借古讽今，就未免有点牵强附会了。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歌颂“旧时代的柳如是们……有一份不可轻侮的凛然正气在”【54】，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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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免要谈几句赛金花。她之所以经常“热”（从生前热到如今），除了非常奇特的人生经历（初为歌妓，后嫁状元洪钧为妾；又以夫人身份伴随洪钧出使俄、德、奥等国，见过德皇与“铁血宰相”俾斯麦；回国后洪钧去世，她又再成名妓；八国联军入侵时曾参与外交活动；最后却晚景凄凉，孤独而死），特别引人注目者就是她与瓦德西的情事——而这桩公案正是中国文人对待妓女的“气节情结”的集中表现：倘若她真是与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鲁迅语），那自然被看做卖身事敌，可耻之尤，与李香君柳如是们适成鲜明对照；但也有人认为她利用这层关系保护了一些中国人，并且在对德交涉中做过有益的斡旋。有些人力辩她与瓦德西并无恋情之事，据说胡适晚年就持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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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曾经听一位亲身参加八国联军的美国将领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德国的统领瓦德西与赛金花的故事完全是造出来的。……这部小说（指曾孟朴《赛金花》）的故事是写当时士大夫阶级的情形，有许多情节都是编造出来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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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年在德时是否已与瓦德西相识，赛金花本人之说前后矛盾。但是近年有人“果然在德发现了瓦德西身边卫兵所记日记，其中便有与赛相交往之事。这一史料的发现，解决了当年之疑问，同时也解决了近年有些人所持赛金花与瓦德西从未相识之说”【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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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赛瓦公案”当然不是这里的任务。针对中国文人对妓女的“气节情结”，如果我们回顾一件希腊史事，或许将大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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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战争中，波斯人攻破科林斯城后，城中妓女殷勤款待他们，博取了他们的欢心，终于没有夷平该城。战后，人们表彰了妓女的爱国行动，并宣布永远纪念她们。【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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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观念差距是何等之大，评价文人对妓女的看法又是何等之难，由此应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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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长存的原因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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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在世界各文明中都长期存在，而且至现代仍不消失，甚至尚未看见明显的衰落，必然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原因。要在这一节中全面解释这些原因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能姑就较重要者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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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妓女与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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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妓女与文艺的关系，前贤已有很多论述。妓女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发展有过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此学者们一般都无异议。例如词这种文艺形式，就与妓女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郑振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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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一做好了词，他便可以授之歌妓，当筵歌唱。“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个情境岂不是每个文人学士都所羡喜的？……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喜唱的歌曲。【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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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奴论此事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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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时）几位做按谱填词的诗人，都是与妓女接近的人物。妓女唱词，固然要好唱好听，现在既得好谱，又得了好词，则游客一定乐意，可以多赠缠头。……无形中妓女促成（词的成熟）之功，实不可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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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只是前人谈得较多的一个例子。同类的例子尚多，比如诗，章学诚《妇学》论妓女诗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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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倾城名妓，屡接名流，酬答诗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谓善藉辞矣。……名妓工诗，亦通古义，转以男女慕悦之实，托诸诗人温厚之辞。故其遗言雅而有则，真而不秽。流传千载，得耀简编，不能以人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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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分析与评价，比之现代一些论著中对鱼玄机、薛涛等人诗作的空洞陈套的肯定或称赞，要深刻、切实得多。而妓女诗作的成就只是一个次要方面（妓女中毕竟未产生过第一流诗人），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诗人们在与妓女的交往中所激发的灵感，这些灵感无疑对诗人们的创作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说诗人们集子中大量的赠妓诗常有逢场作戏、自作多情等成分，那么有些因与妓女交往而产生的名篇却是无可否认的佳作，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牧的《张好好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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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之外，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例子是音乐。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的“职业音乐工作者”群体正是妓女——包括宫妓、官妓、家妓和私妓。林语堂说“妓女们发扬了中国的音乐传统。没有她们，这个传统也许早就灭绝了”【60】，听上去似乎不无夸张，其实是非常正确的见解。在古代中国大地上，除了少数专家（他们谱曲、创制或改良乐器、编创舞蹈等），真正在为听众或观众演唱歌曲、演奏乐器、表演舞蹈的，几乎只有妓女们。然而有些现代作者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论著中，竟能从头到尾无一句提到妓女，堪称“只见物不见人”的极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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