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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少年去求袁中道为他捉刀写信答兄,袁为他写了这篇《代少年谢狎妓书》,洋洋数千字。少年之兄被此信打动,回信对少年称“既有读书之志,即携新妇归”——竟然愿意接纳这位妓女为弟妇了。此事之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袁中道文中为文士狎妓、娶妓所作的辩护,从中大有分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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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先陈述自己不能与此妓女离异的五条理由:一、此妓女已怀孕四月;二、如离异她必自杀;三、她嫁来后克尽妇道,极为贤惠;四、已令她管理收藏书画古玩之类的内务;五、她表示如要驱逐她,也希望让她生下孩子,“然后自觅白练,永赴黄泉”,实在令人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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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陈述自己之“罪”七款——其实是为自己狎妓娶妓行为开脱辩解的理由:一、读古人书,见王献之、辛弃疾、白居易、苏轼等名人皆不自讳其狎妓宠妓之事,所以效颦。二、有点想少年及时行乐。三、没有红袖添香就文思枯竭,一近香泽则灵感如泉。四、读书所在之金陵,本是六朝金粉旧地,文士狎妓是传统风俗,未能抗拒。五、也有少年时作荡子冶游,一旦中了进士就立登青云的近例。六、当年澶渊之役立大功的寇准溺爱蒨桃,大破金兵于黄天荡的韩世忠娶妓女梁红玉为妻,可见狎妓娶妓不妨碍建功立业;自己将来也能建功立业。七、自己正当青春年少,不可能没有爱情生活,“假使兄当盛年,有多情女子苦相流连,以死自誓不出兄门,兄遽能以慧剑斩之乎?”最后他向兄保证,三年内一定获取功名,光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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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字即使并无本事,纯出于袁中道虚构而为游戏笔墨,仍有其社会学史料价值。因为文中几乎集古时文士为狎妓娶妓所能找到的辩护理由之大成。这至少也反映了一部分士大夫在此问题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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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又喜欢谈论妓女的“气节”——主要是她们对待异族入侵时的态度。按照古代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政权兴衰、国祚长短,本没有妓女们丝毫责任,但是有些文人却硬要在这个问题上以“义”论妓。比如明末名妓李香君、柳如是心怀故国,就要歌颂之;而传说中赛金花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有情,就要贬斥之。这种思维模式一直持续到当代,实为有趣。例如林语堂称赞明末陈圆圆与李香君说:“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他对李香君的歌颂更是惊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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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须眉男子。她所具有的政治节操,比之今日的许多男子革命家还为坚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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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鄙视妓女的道学气当然是没有了,但是歌颂到如此高度,如果不是借古讽今,就未免有点牵强附会了。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歌颂“旧时代的柳如是们……有一份不可轻侮的凛然正气在”【54】,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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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免要谈几句赛金花。她之所以经常“热”(从生前热到如今),除了非常奇特的人生经历(初为歌妓,后嫁状元洪钧为妾;又以夫人身份伴随洪钧出使俄、德、奥等国,见过德皇与“铁血宰相”俾斯麦;回国后洪钧去世,她又再成名妓;八国联军入侵时曾参与外交活动;最后却晚景凄凉,孤独而死),特别引人注目者就是她与瓦德西的情事——而这桩公案正是中国文人对待妓女的“气节情结”的集中表现:倘若她真是与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鲁迅语),那自然被看做卖身事敌,可耻之尤,与李香君柳如是们适成鲜明对照;但也有人认为她利用这层关系保护了一些中国人,并且在对德交涉中做过有益的斡旋。有些人力辩她与瓦德西并无恋情之事,据说胡适晚年就持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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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曾经听一位亲身参加八国联军的美国将领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德国的统领瓦德西与赛金花的故事完全是造出来的。……这部小说(指曾孟朴《赛金花》)的故事是写当时士大夫阶级的情形,有许多情节都是编造出来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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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年在德时是否已与瓦德西相识,赛金花本人之说前后矛盾。但是近年有人“果然在德发现了瓦德西身边卫兵所记日记,其中便有与赛相交往之事。这一史料的发现,解决了当年之疑问,同时也解决了近年有些人所持赛金花与瓦德西从未相识之说”【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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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赛瓦公案”当然不是这里的任务。针对中国文人对妓女的“气节情结”,如果我们回顾一件希腊史事,或许将大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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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战争中,波斯人攻破科林斯城后,城中妓女殷勤款待他们,博取了他们的欢心,终于没有夷平该城。战后,人们表彰了妓女的爱国行动,并宣布永远纪念她们。【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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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观念差距是何等之大,评价文人对妓女的看法又是何等之难,由此应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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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长存的原因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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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在世界各文明中都长期存在,而且至现代仍不消失,甚至尚未看见明显的衰落,必然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原因。要在这一节中全面解释这些原因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能姑就较重要者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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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妓女与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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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妓女与文艺的关系,前贤已有很多论述。妓女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发展有过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此学者们一般都无异议。例如词这种文艺形式,就与妓女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郑振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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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一做好了词,他便可以授之歌妓,当筵歌唱。“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个情境岂不是每个文人学士都所羡喜的?……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喜唱的歌曲。【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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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奴论此事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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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时)几位做按谱填词的诗人,都是与妓女接近的人物。妓女唱词,固然要好唱好听,现在既得好谱,又得了好词,则游客一定乐意,可以多赠缠头。……无形中妓女促成(词的成熟)之功,实不可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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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只是前人谈得较多的一个例子。同类的例子尚多,比如诗,章学诚《妇学》论妓女诗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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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倾城名妓,屡接名流,酬答诗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谓善藉辞矣。……名妓工诗,亦通古义,转以男女慕悦之实,托诸诗人温厚之辞。故其遗言雅而有则,真而不秽。流传千载,得耀简编,不能以人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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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分析与评价,比之现代一些论著中对鱼玄机、薛涛等人诗作的空洞陈套的肯定或称赞,要深刻、切实得多。而妓女诗作的成就只是一个次要方面(妓女中毕竟未产生过第一流诗人),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诗人们在与妓女的交往中所激发的灵感,这些灵感无疑对诗人们的创作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说诗人们集子中大量的赠妓诗常有逢场作戏、自作多情等成分,那么有些因与妓女交往而产生的名篇却是无可否认的佳作,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牧的《张好好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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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之外,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例子是音乐。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的“职业音乐工作者”群体正是妓女——包括宫妓、官妓、家妓和私妓。林语堂说“妓女们发扬了中国的音乐传统。没有她们,这个传统也许早就灭绝了”【60】,听上去似乎不无夸张,其实是非常正确的见解。在古代中国大地上,除了少数专家(他们谱曲、创制或改良乐器、编创舞蹈等),真正在为听众或观众演唱歌曲、演奏乐器、表演舞蹈的,几乎只有妓女们。然而有些现代作者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论著中,竟能从头到尾无一句提到妓女,堪称“只见物不见人”的极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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