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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漠苏卿竟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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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贾傅奈君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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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思公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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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Ⅰ．放荡行为——有意的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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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儒大倡礼教之后，除了少数所谓“真道学”真的压抑自己的人欲而守“礼”之外，有人置礼教于不顾，公然纵欲；有人假装道学，表面守礼而暗里纵欲。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不敢或不想否定礼教本身。在礼教与放荡之战中，礼教遂能常居于“有攻无守”的有利地位：它随时随地可以攻击对手，虽不能完全战胜对手，但自身却不会受到攻击。然而到了晚明时代，情况发生显著变化——竟有人自己实行禁欲，却对礼教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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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年代上并无明确界定，大致从16世纪后期算起，直至明亡（1644年）。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后人对此毁誉不一，众说纷纭。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斥之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乱世，甚至认为是明朝亡国的原因。而一些现代学者则认为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制度面临转机的时刻，是一个值得欣赏、甚至值得讴歌的年代。晚明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叛逆潮流。这个潮流中最值得注意的人物是李贽（1527～16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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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贽：“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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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早年任过各种下级文官，后来做云南姚安府知府。五十三岁起不再做官，长期客游湖北黄安、麻城等地，著述讲学。晚年被当时的秘密警察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后自杀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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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女关系上，李贽本人几乎是个禁欲者。在明、清人所作的十几种李贽传记中，与李贽时代相同的袁中道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李温陵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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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素癯，澹于声色，又癖洁，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妾婢。后妻女欲归，趣归之。自称“流寓客子”。既无家累，又断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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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传中还认为李贽有旁人难以达到的特立独行之处五端，其二即断绝情欲：“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他还曾对钱谦益说：“卓老多病寡欲，妻庄夫人生一女，庄殁后，不复近女色，其戒行老禅和不复是过也。”（《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卓吾先生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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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既自觉禁欲，应是最能合于礼教的了，可是他偏偏成为那个时代礼教的大罪人。在麻城时，梅国桢孀居的女儿梅澹然拜他为师，梅家其余女眷也和他颇多接触，这已经足以引起时人侧目，但李贽走得更远：他公开对梅澹然和她的妯娌大加称赞，把澹然比作观音；还将他和澹然等女弟子讨论佛学的往来问答刊刻流行，题曰《观音问》。尽管《观音问》的内容全是谈论佛学，没有半点违背礼教之处，但这本小册子是他与诸女弟子的问答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惊世骇俗，足以成为罪状了。李贽却还要为此写乖张放肆的诗《题绣佛精舍》：“闻说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复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龙女成佛今又来。”（《焚书》卷六）关于李贽这些言行对当时礼教的挑战性质，黄仁宇有很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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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这些诗文函件的时候，李贽已年近七十，而且不断声称自己正直无邪，但是这些文字中所流露的挑战性，无疑为流俗和舆论所不能容忍。反对者举出十余年前李贽狎妓和出入孀妇卧室的情节，证明他的行止不端具有一贯性；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圣人之徒都应该鸣鼓而攻之。……因为对官僚绅士自己来说，行为不检甚至涉及淫乱，本来是所在多有，毫不足怪。如果他们本人不事声张，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李贽究竟无邪还是有邪，可以放在一边不管，关键在于他那毫无忌惮的态度。他公然把这些可以惹是生非的情节著为文字，而且刊刻流传，这就等于对社会公开挑战，……而且，他的声名愈大，挑战性就愈强烈，地方官和绅士也愈不能容忍，对他进行惩罚已属责无旁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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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李贽对于礼教还有更为大胆而露骨的冒犯，袁中道告诉钱谦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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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平生痛恶伪学，每入书院讲堂，峨冠大带（者）执经请问，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诸生有挟妓女者见之，或破颜微笑曰：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于是麻、黄之间登坛讲学者衔恨次骨，遂有宣淫败俗之谤。（《列朝诗集小传》“卓吾先生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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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贽这些言行，袁中道说是“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李温陵传》），实恐未得其心。耿定向将“卓吾将优旦调弄”、“卓吾曾强其弟狎妓”、“卓吾曾率众僧入一嫠妇之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簿之羞”等李贽的乖张行动都说成是“禅机”，也遭到李贽本人的否认，他说耿氏这是“无非为我掩丑，故作此极好名色以代我丑耳”（《焚书》增补一“答周柳塘”）——李贽其实是不怕丑的。倒是钱谦益看来更能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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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掊击道学，抉摘情伪，……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列朝诗集小传》“卓吾先生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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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自尽的前一年，张问达奏疏中对他提出的一系列指控，除了“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之类被斥为“狂诞悖戾”的言论外，特别强调了他的离经叛道所引导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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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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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控难免有夸张不实之处，但也确实反映出李贽对礼教的叛逆和挑战已经使卫道之士极为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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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是“后生小子”喜欢李贽的叛逆，世家大族、达官贵人同情李贽、公然支持李贽的大有人在。李贽晚年的讲学活动，始终得到这类人士各方面的支持，首先是经济方面的支持。他先在黄安依耿定向，与耿决裂后至麻城依周思敬、周思久，又得到梅国桢家的支持。耿、周、梅皆为世家望族。他又与漕运总督刘东星交往极深。甚至皇族宗室沈王也邀请他去作客。最后又得到御史马经纶的崇拜和支持——当秘密警察来逮捕李贽时，马经纶竟坚持要和他一起走，说“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李温陵传》）周、梅、刘、马诸人或许并不完全赞同他对礼教的攻击，但至少未因此而放弃对他支持——不应忘记，朝廷加给李贽的最大罪名正是攻击礼教而不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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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又几次下令焚毁李贽的书，“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私藏者还要治罪。（《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但其书照样广为流传，根本禁不住。顾炎武对此大为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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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日知录》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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