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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戴震指出，宋儒“理欲之辨”是一根打人的棍子，“适成忍而残杀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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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于是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以无欲然后君子，而小人之为小人也，依然行其贪邪；独执此以为君子者，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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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不可能无欲，虽君子也不例外；但“理欲之辨”则责人无已，即使是君子也会在苛求之下“无完行”。而与此同时，小人则行其贪邪自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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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戴震进一步指出，“理欲之辨”这根棍子是有权势者所把持的杀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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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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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长者、贵者，一言以蔽之，就是有权势者。有权势者不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反而以“旷世之高节”——平常人根本办不到的行为或境界——来苛求民众。有权势者以“理”责人，错了也是对；无权势者就是也以“理”抗争，终归是徒劳，对了也是“逆”。有权势者自己可以遂欲乃至纵欲，却要求人民群众禁欲；少数奇人有“旷世之高节”固然可能，但以此来苛求广大民众，谁办不到就“著于义而罪之”，这就是“以理杀人”了——而且“死于理”者，竟比犯法而死还得不到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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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戴震更进一步，深刻地指出：禁欲在实际上既不可能，却硬要在理论上加以强调，结果只能造成普遍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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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曰“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至于下以欺伪应乎上，则曰人之不善，胡弗思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义而人易免于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于民之放辟邪侈无不为以陷于罪，犹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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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这段充满激情的控诉，直到今天仍有振聋发聩之功。如果我们回忆“文革”那十年浩劫中有权势者自己恣纵人欲却叫广大群众禁欲而臻于极致的光景，再对照戴震“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祸于人也大，而莫之能觉也；苟莫之能觉也，吾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这样语重心长的论述，能不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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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贽到戴震，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变化。李贽那些惊世骇俗的言行，显得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在当时造成的影响很大，然而毕竟比较偏于表层；与李贽的激情相比，戴震的理论批判无疑更为深刻。尽管戴震思想的价值直到很晚以后才为人们认识和重视，但作为历史遗产，今天我们值得从戴震那里继承的远较李贽为多。举例来说，直到现在还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封建礼教以及其他一些封建道德戒律与今天的精神文明混为一谈，这不仅不可能被时代和人民群众所接受，而且戴震当年早已痛斥过的种种祸害，又何尝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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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1703186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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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震的同盟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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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曾被认为仅是“昙花一现”——随着清朝的建立而突然中断了。但这种看法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出于想象，而非历史的真实。清代统治者固然提倡程、朱理学甚力，康熙还下令编辑了《朱子全书》并亲自为之作序；然而清代人对礼教的藐视、抨击和批判，一直嗣响不绝，至戴震而达到高峰。戴震并不孤立，在他前后和同时，有许多同盟军——当然不是指他们之间真有自觉的同盟关系——在与他共同行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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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先看一个略早于戴震的例子。汪景祺是个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狂生，中过举人，五十三岁那年自投于年羹尧幕府，随年西征，作《读书堂西征随笔》。这虽只薄薄一本小册子，却使雍正帝大为恼火，御笔亲题“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这样咬牙切齿的批语【5】，将他斩首示众，并株连到五服。这主要是受了年羹尧失宠获罪之累，具体罪状则是他书中有“讥讪圣祖（康熙）语”。清代文字之狱多矣，汪景祺不过其中一例而已，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读书堂西征随笔》中那些大违礼教的篇什。其自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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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问生平，都无是处。忆少年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与友者。骂坐之灌将军，放狂之祢处士，一言不合，不难挺刃而斗，……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义论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其或情牵脂粉，语涉狭斜，犹是香奁本色。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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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不在乎旁人怎么看。在“步光小传”篇开首，他又公然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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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素好狭邪之游，……锦衾烂然，共处其中，虽不敢云大程之心中无妓，亦庶几柳下之坐怀不乱，所谓姑苏台半生贴肉不如若耶溪头一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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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记述他与妓女步光的一夕之会，从初见、调笑、就寝到步光自述悲惨身世，无不详细道来。并为步光作绝句八首，其中自然也不乏“河光清浅月黄昏，琥珀光浮酒满樽，宛转柔情人半醉，这般时节最销魂”、“背人私语晕红潮，戍鼓沉沉漏渐遥，兽炭已薰鸳被煖，莫将闲恨负良宵”这类青楼文学套语。又有“遇红石村三女记”一篇，更为“出格”——专记他自己路过红石村时与土匪家三个女子调情之事，对于相互挑逗的语言动作，乃至上床同衾共枕亲昵之事，一一详细叙述，不厌其烦。末了竟称赞三女子这番言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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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发乎情止乎义，以礼自守者，……呜呼，可谓贤妇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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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三女子的父亲、丈夫及她们本人都是）自然是反叛官府朝廷的罪人；能和过路客人上床亲昵，岂非“荡妇”。而她们竟被赞为“以礼自守”的“贤妇人”，可以想见汪景祺心目中的“礼”与道学家相去何啻天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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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堂西征随笔》中的这类记事，已可隐约看到某些近代小说中笔法的端倪；这些记事的真实性也很难考证。其中可能有夸大、虚构，甚至可能只是措大狂生的白日梦——这种猜测似乎可以由他为三女子所作的诗，如“疑于紫府会群真，三女扶持一病身，日欲沉西催客去，恐将侠骨染征尘”等句得到支持。但是在我们这里的讨论中，汪景祺所记之事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士人而详述自己与妓女、女匪的情事，又不以为耻，在任何时代这都属少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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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景祺的言行放荡不羁，恐怕即使是戴震也不会许他为“君子”——尽管他们确实都是礼教的敌人。但是另外许多事例，情形就不同了。这里又要谈到清代大名鼎鼎的文人纪昀，他是清代的传奇人物，学问渊博，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他也是清代思想非常通达、解放的人物之一。纪昀与戴震关系密切——起先戴震在他家任家庭教师，想来东翁西席相处得不错；后来在四库全书馆，又是上下级关系。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迄今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和重视。《阅微草堂笔记》中直接抨击、讽刺“讲学家”（纪昀对道学家的习惯称呼）的就有约二十篇，大多针对这类人物虚伪、迂腐和贪婪的丑态而发。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过其中一些事例，这里再看几则与性问题直接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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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叔言：医者某生，素谨厚。一夜有老媪持金钏一双，就买堕胎药。医者大骇，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两枝来，医者益骇，力挥去。越半载余，忽梦为冥司所拘，言有诉其杀人者。至则一披发女子，项勒红巾，泣陈乞药不与状。医者曰：药以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汝自以奸败，于我何尤？女子曰：我乞药时，孕未成形，傥得堕之，我可不死；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既不得药，不能不产，以致子遭扼杀，受诸痛苦，我亦见逼而就缢。是汝欲全一命，反戕两命矣。罪不归汝，反归谁乎？冥官喟然曰：汝之所言，酌乎事势；彼所执者，则理也。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声，医者悚然而寤。（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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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昀确实是戴震真正意义上的同盟军。他虽不像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那样直陈事理，对礼教发动正面攻击，却一再采用小说家志怪之法，借“讲故事”对礼教进行问难和挖苦。即如上引这一则，简直就是我们前一小节所述戴震之说的绝妙脚注和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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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笔记》针对礼教和道学家的“天理”，借用不同事例，从各个角度反复发难。再看下面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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