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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明确地肯定和欣赏恋爱中男女的婚前性行为，即使在汤显祖身后四百年的中国人也仍然难以想象，而他还接下去让花神在这对爱侣旁边尽情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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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则是混阳烝变，看他似虫儿般蠢动把风情搧，一般儿娇凝翠绽魂儿颤。这是景上缘，想内成，因中见。呀！……他梦酣春透了怎留连？拈花闪碎的红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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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足以让卫道之士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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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言》、《二拍》之类的通俗小说中，一篇又一篇男女恋情故事的情节和结局，常常正面讴歌了情欲，自不必说。但有时作者还不满足于让故事表达他的好恶，忍不住站出来直接发表议论，比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浮翠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开首处一段议论，就比较值得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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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奸骗的到底无事，怎见得便个个死于非命？看官听说，你却不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夫妻自不必说，就是些闲花野草，也只是前世的缘分。假如偷期的成了正果，前缘凑着，自然配合；奸骗的保身没事，前缘偿了，便可收心。为此也有这一辈，自与那痴迷不转头送了性命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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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期而成正果，尚可理解为男女自由恋爱而最终合法结为夫妇；但“奸骗”而保身没事，却被解释为“前缘”的了结，只要事后及时“收心”，仍可不受报应和谴责，这种观念之“超前”，即使已站在21世纪门槛上的中国人，也不见得敢公然笔之于书。这倒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著名人文主义者瓦拉（Lorenzo Valla）作品中提到的观点，在《论真正的善》一书中，第二位发言者宣称：每种快乐都是善的；而在为性欲快乐的辩护中，他甚至提倡通奸和公妻。瓦拉的作品问世尚早于《二拍》约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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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中作者站出来直发议论的另一种形式是为故事中的地方官员拟写讼案判词——这些判词的对仗用典、卖弄辞藻等特点，确实可在一些明、清判案实例中见到，其内容自然可由小说作者根据故事情节虚构。在这些小说虚拟的判词中，也可见到对人间情欲的理解和赞美，比如《醒世恒言》卷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篇末乔太守的判词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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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衒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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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聊斋志异》卷十“胭脂”中引清初施闰章的判词，也是同类例子，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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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身犹未字，岁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应有郎似玉；原霓裳之旧队，何愁贮屋无金？而乃感关雎而念好逑，竟绕春婆之梦；怨摽梅而思吉士，遂离倩女之魂。……嘉其入门之拒，犹洁白之情人；遂其掷果之心，亦风流之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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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晚明以来官员士大夫中思想激进解放者是如此不乏其人，则某些官员在实际判案时真写出上面这样的判词，也就不是难以想象之事——上引施闰章的判词可能就是判案实践中的真实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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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初李渔的小说中，对男女情欲的讴歌又更上层楼。《无声戏》、《十二楼》中众多的青年男女们，无不听从情欲的召唤而全身心投入恋爱和婚姻生活中。这些青年男女“一见钟情”的基础，更多地建立在肉欲之上——男爱女子美貌，女慕男子俊秀。至于夫妻之间的性爱，作为封建纲常礼教也不能不容忍的人间情欲，更是李渔反复讴歌赞美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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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事事可以忘情，只有妻妾之乐，枕席之欢，这是名教中的乐地，比别样者好不相同，断断忘情不得——我辈为纲常所束，未免情兴索然，不见一毫生趣，所以开天立极的圣人明开这条道路，放在伦理之中，使人散拘化腐。（《十二楼·鹤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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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婚姻之外的情欲，李渔也绝没有望而却步。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次谈到小说《肉蒲团》。这部题为“情痴反正道人编次，情死还魂社友批评”的著名色情小说，和当时别的同类小说一样，采用化名发表，从书中无从推测作者为谁。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说“李笠翁渔，一代词客也，著述甚夥，有传奇十种，《闲情偶寄》、《无声戏》、《肉蒲团》各书，造意创词皆极尖新”，本是迄今所见关于此书作者的唯一记载，但不少人又疑不敢信。近年崔子恩从比较此书与李渔其余无争议小说的结构、技巧等入手考证，断定《肉蒲团》确为李渔所著【2】。此书第一回“止淫风借淫事说法，谈色事就色欲开端”，回首有《满庭芳》词，其下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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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终。得趣朝朝，燕酣眼处，怕响晨钟。挣眼看、乾坤覆载，一幅大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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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近于用极度夸张人间情欲重要性的“有色眼镜”看世界了，可谓对情欲最高调的讴歌。接下去又畅论女色之对人有益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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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女色二字原于人无损，……竟是养人的事物，他的药性与人参附子相符，而亦交相为用。只是一件：人参附子虽是大补之物，只宜长服不宜多服；只可当药不可当饭。……女色的利害与此一般，长服有阴阳交济之功，多服有水火相克之弊；当药则有宽中解郁之畅，当饭则有伤精耗血之忧。世上的人若晓得把女色当药，不可太疏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可酷好。未近女色之际，当心思曰此药也，非毒也，胡为惧之？既近女色，当思曰此药也，非饭也，而胡为溺之？如此则岂但阳不亢、阴不闭，世无夭折之民，亦可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则如王者之政亦不为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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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回想孟子先前的教诲，上面这些议论其实也没什么过激之处，但是书中男主人公未央生与一个接一个美女之间一场接一场的性爱，却将人间情欲张扬到了极致。“《肉蒲团》的世界只是一幅长长的春宫图，其中的蝶亵蜂狂，不过是美丽而寂寥的男男女女们消磨时光的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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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在他的各种作品中尽情讴歌男女情欲，当然要被卫道之士们视为“名教罪人”，深恶而痛绝之。在他们笔下，李渔是“性龌龊，善逢迎，遨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及小说，备极淫亵。常挟山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见董含《三冈识略》卷四）。其实这即使是李渔的真实形象，若与上节所述晚明士大夫种种越礼放诞之举相比，也绝算不上“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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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理论批判——向礼教作出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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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一节的标题，有些读者或许会发生疑问：对于“封建礼教”的致命一击，难道不是由“五四”以来的人们才作出的吗？答案恐怕是极为令人惊异的——在理论上对礼教的致命一击，早在清代中叶（18世纪后半叶）就已经完成；而“五四”以来对礼教的激烈的口诛笔伐，还未曾超过清朝已经达到的理论高度！这个如此值得重视的清朝人是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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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戴震和他的《孟子字义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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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1723—1777年），字东原，出身小商人家庭。年轻时常以教馆谋生，曾在纪昀家任家庭教师。39岁中举，以后6次参加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晚年以“特召”充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一生著述丰富，内容遍及天文、地理、数学、声韵、训诂、哲学等多方面。他恰逢生活在乾隆朝的“盛世”，那时学者大都埋头故纸堆中做考据；戴震钻故纸的成就也非常之大，但他将主要以一个哲学家被载入史册——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是封建社会末世的理性之光，也是他自己最看重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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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典作品作注，向来是中国学者表达自己观点的重要方式。而戴震选择《孟子》，绝非偶然。事实上，戴震已经明确意识到程、朱等人的“理欲之辨”大违孟子开明的原意。再进一步看，在宋儒所谓的“天理”中，礼教是最重要的内容；而在他们所鄙弃的“人欲”中，又以性的需求首当其冲。因此，戴震对“宋儒程子朱子”之说所作的揭露和批判，正是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致命一击。戴震的批判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有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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