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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外恋。这个字眼（还有“第三者”）当然是现代的。或许人们会认为，古代妇女既是男子的附庸，又闭锁深闺，况且还有礼教观念的束缚，几乎没有现代男女的婚后社交，婚外恋从何发生？但是我们首先不要忘记，古代是男子多妻的社会，因此婚外恋实际上对男子而言完全是合理合法的——西门庆继吴月娘之后不断娶进一个个妾，不正是一场又一场婚外恋的结果？其中还不乏与前夫离异后改嫁西门庆的。旧时代许多男子的妾来自青楼，这自然也是那男子买笑追欢中发生婚外恋的结果。其次，即使是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婚外恋（双方各为有夫之妇与有妇之夫），在古代也不乏事例。比如缪艮的《泛湖偶记》记自己游湖时遇一丽人，为她所吸引，屡屡赋词示爱，丽人亦对他表示好感，但无缘可进一步交结；数年后二人重又相见，丽人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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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爱才若渴，不幸辱于纨袴。……罗敷有夫，使君亦应有妇。妾与君为文字交则可，其他，当结再生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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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赠礼物，二人挥泪而别。当然这里我们又要遇到老问题了：自述是否真实？是否又是穷措大自作多情的白日梦？但是即使是白日梦，他多半也不能凭空梦想，总该在现实生活中有所见闻吧？况且这种记载也不止一则，比如还有无名氏的《太曼生传》，记太曼生与一能诗而多情的女郎结下私情，“定情之后，倍相狎昵”，但结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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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生已约婚，而女亦受采（二人从一开始就是“婚外恋”！），……逾年，生当就婚，女亦适人，踪迹遂永绝焉。然诗札往来，岁犹一二，至越数岁。生举宾荐，戒行有日，女寄书以通殷勤。……后隔数岁，女因念生得瘵疾，卧床日久，思一见生，实出无名，生伪托为医以诊脉进，女见生挥涕，如永诀状，遂不交一言而出。是夕女一恸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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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用了第三人称，看样子很像自述，当然又可能有自作多情虚构的问题。但就算是文艺创作，总还要有一点生活来源。上举两例的情节，都已和现代都市男女的婚外恋故事非常相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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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先孕。未婚先孕给女子带来难堪，这一点古今并无不同。已孕之后，堕胎或流产也仍是主要的解脱之法。所不同者有两点：一是如孩子生下，在古代一般不会给男方造成麻烦（如是男孩，还是受欢迎之事）；但如今则男女双方都会遇到几乎相同的麻烦。二是如今避孕手段远较古时发达，故情人们未婚先孕的风险已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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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性。一些普及读物为加强效果，常将中国古代描绘成性忌讳、性禁锢的黑暗王国；但只需稍稍回忆本书前面各章的内容，就可知这离开历史事实甚远。“谈性色变”的高峰实际上可以说是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自80年代以来这一状况已迅速改变。如今中国的老百姓和学者已经可以较先前更安全、更坦然地谈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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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这个词汇当然是现代产生的，但这并不等于古代没有这一词汇所指称的事实。《白虎通·辟雍》就记载着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容中包括“极说阴阳夫妇变化之事”，即关于性和生育的知识。在古代，性知识主要由房中书、色情文艺（色情小说、春宫画）和口口相传三个渠道传播。如今，这三个渠道中的第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大量公开发行的性知识普及读物所取代；但其余两个渠道事实上仍在发生作用。而且，房中书也依旧相当流行——多半采用古籍重印、标点、校注、今译等方式。如今中学的生理卫生等课程中已包含一些最基础的性知识，但这与完备的性教育尚未能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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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嫖娼。这是近年传播媒体习用的措辞。此事历史之久远已在第七章中谈到。自1949年后，此事一度已在中国大陆接近消失（但也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近年重又出现。政府多次明令禁止，但难以完全禁绝。对于此事，目前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士看法不尽一致；学者们的意见也有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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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之外的各种性变态。“性变态”也是现代的词汇。古代中国人虽然记述了大量性变态的个案情形，但未能达到现代的认识，而是以“天下之大何奇不有”的态度将它们作为奇闻怪事记录。有些较常见的性变态如露阴癖、恋物癖等，一度被视为“流氓行为”，但近年已逐渐被认为是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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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淫及自慰。这本是人类历史悠久的行为之一。在古代这并不为奇，但到了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人士认为这是一种可耻的堕落行为；古代中国人虽不致如此严厉，但也认为是不良行为，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行为会损害健康。进入20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手淫对身体无害，不必焦虑自责”的科学见解。如今中国的性知识读物中也普遍接受这一见解，但在一般群众中，古代“手淫伤身”的观念仍有相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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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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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角色（特别是女性）。古代中国人将男尊女卑，男为阳象天宜强、女为阴象地宜弱，男主外女主内等观念视为天经地义，性别角色不成为问题。如今男女平等，女性走上社会、经济自立之后，她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但困境也随之而来——在外面要和男子一样竞争忙碌，回家还要生儿育女洗衣做饭，如此重负之下，她们变得不再那么温柔多情，引起男子的不满。另一方面，如今在上海等大都市中又出现了不少“阴盛阳衰”的家庭，妻子大权在握，丈夫忙于家务，遂使男子逐渐豪气消磨，成为“小丈夫”；于是女人们又大叫“男子汉在哪里”。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使性别角色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困惑了，到底怎样才能够当好男人，当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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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与其他性病。对梅毒之类性病的记载和治疗，在中国也已有约400年的历史，但自从艾滋病登场之后，其他性病都显得“黯然失色”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可以算新出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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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大龄未婚人群。大龄未婚本是古已有之的事，北朝民歌里“老女不嫁，蹋地唤天”的歌词、历代文人“悯怨旷”的诗文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都市中大龄未婚人群被视为某种焦点、社会将他（她）们视为某种“问题”，则是新的现象。这一群体中的一些成员向公众表达自己的心态（喜欢独身、不愿低就等等），也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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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古代当然根本没有这一事物。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学术界很快接纳了一度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唯心主义”的弗洛伊德学说（其实30年代已有一些中国作家曾受其影响），几乎所有的弗氏著作和此后精神分析学派的重要著作都已出版了中译本。并且也出现了相当成功的临床应用——用来治疗精神病人和性变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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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缕述近年书刊报章上常见的十九个与性有关的话题，是为了从一个角度来说明：我们今日在性问题上的处境，与古人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十九个话题，有十五个的情境与古代大体相同或相似；剩下四个新话题中，也有三个能找到古代的背景。无论现代社会发展如何迅速，变化如何剧烈，我们终究无法割断历史。表层的东西变得再快，深层的东西仍可能依旧——从画在绢帛上的古代春宫画到今天影碟中的色情内容，技术手段相去何啻霄壤，本质却完全一样。这一点是我们观照今日情形时应有的认识。不过在接下去讨论近年一些新进展之前，我们最好再一次将目光先投向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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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沃尔芬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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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对性问题所持的宽容态度，即使在欧美各国也是近几十年的事。著名的“沃尔芬登（Wolfenden）报告”经常被当做这方面转变的标志。这是由英国“同性恋和卖淫行为研究委员会”（也被称为“沃尔芬登委员会”）于1957年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旨在讨论有关性行为的法律的制定问题。该报告论证的焦点，是要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划出界线；它主张法律的职责是调整公共秩序，维护可接受的公共风俗标准（即不有伤风化之意），而不是侦察人们的私生活。报告引用精神分析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力主应避免试图通过建立公共法规去建立道德风尚（公共法规要过问的是那些有伤风化或损害社会秩序的性行为）。因此报告建议，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行为不宜纳入刑法范围。用类似“沃尔芬登模式”写成的报告还有“关于淫秽物品和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到1967年制定的《两性关系犯罪行为法》中，沃尔芬登报告中的上述建议已得到立法上的贯彻和体现，同性恋不再被视为犯罪行为。报告中关于卖淫行为的评价也常被人们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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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芬登报告影响颇大，成为对性更宽容、更多地承认性的私人性质这样一种潮流的标志。随着个人隐私权日益受到尊重，人们普遍放弃了禁欲主义流行时代那种自觉充任“道德警察”、“道德法官”的做法。其实这一思想潮流，在西方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例如在穆勒（J. S. Mill）著名的《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中，即有对如下两原则的论述：一、任何行为，只要不危害或妨碍他人，即不应加以干涉；二、法律没有实施道德的责任。该两原则的精义在于区分个人与公众（也可以映射为道德与法律）之间的权、责界限——当年严复将此书书名译成《群己权界论》，可谓单刀直入，点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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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念转变：回归与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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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芬登报告虽是现代西方的产物，但它所表征的思想观念之转变，却未必没有与古今中国人相通之处。比如上一章谈到袁枚因断袖之癖而被上司责问之事，袁枚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他此举未妨碍公务，连他妻子也愿意容忍——就是说他的同性恋行为未危及他人，因此旁人不必干涉；他对上司此举又报以讽刺抨击，暗示上司的职责是考核督促属下的公务，而不是去侦察属下的私生活。这一切岂不都与沃尔芬登报告极为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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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之后，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较之“文革”十年浩劫中极“左”禁欲桎梏下的理论观念，已有了很大变化。在这里全面讨论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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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对待同性恋的态度，1983年出版的《性医学》中译本删去了整整四章，其中有一章就是“同性恋”，这表明那时同性恋还被认为是禁区，不能谈论。但到了1992年就出版了《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这样客观考察、研究同性恋的专著【2】，同性恋不再成为讨论的禁区。这本书是一项调查计划的成果，调查采用了社会学的问卷方法和人类学的个案访谈方法，首次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中国男同性恋现象的概貌。作者表示希望此书可以有助于“改变我们向来对这一问题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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