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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580 对于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塔米尔指出,民族主义的一些理念本来就包含在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之中。彰显这些理念可以使自由主义更易被广为接受。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通常夸大他们各自立场间的普遍论和特殊论的差别。其实这一界限根本站不住脚,大可不必坚持。自由主义理念并不像它自以为的那样基于普遍原则。否则,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公民身份要取决于出生权利和亲属关系,而非个人的国籍选择?为什么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不应在政治上效忠于世界上某个最公正的国家政府,而只应效忠于他自己的政府(只要这个政府行事公正)?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的福利只限于本国公民,而不旁涉他人?自由主义的理念行为其实早就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某些价值,只是它自己不清楚、不了解罢了。塔米尔因此断言:“如今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其实早已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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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582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定位问题,起源于当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严重对立,彼此间断章取义地相互攻讦指责,犹如不共戴天的世仇。其实,在历史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曾结合得相当紧密。19世纪中叶,民族主义曾是自由主义积极争取实现的目标之一。当时支持妇女解放、争取工人投票权利的自由主义人士,也同样支持从殖民帝国的桎梏下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拜伦献身于希腊抗争土耳其的民族解放事业,肖邦参加波兰的独立运动,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不仅投身于意大利反抗奥地利的民族斗争,更成为“起义”(Risorgimento)民族主义的重要表述者。起义民族主义以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为基础,表述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成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之滥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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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584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强调民族自决,同时强调这种自决应当导致自由民主的宪政。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现实却迫使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必须在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之间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则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梦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自由主义者再次把注意力投向民族主义,即著名的“魏玛之争”。当时,主导民族主义讨论的人物,大多是30年代从欧洲到美国的移民。他们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有亲身体验,所以对民族主义的危害特别敏感。他们中的翘楚,如汉斯·科恩和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对民族主义并不全盘否定,而是力求在理论思考中为魏玛共和国式的宪政自由主义保留一些具有民族凝聚力的积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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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586 科恩把民族主义区分为东方式和西方式两种不同形态,在否定前者的暴力和威权倾向时肯定后者的公民政治和自由主义。科恩认为,西方模式的民族主义以启蒙运动理性和普遍人道主义为基础,旨在建立开放、多元、前瞻的社会。它是和民主、自由主义以及宪政联系在一起的,其目标是解放个人。东方模式的民族主义则是一种威权制度,它封闭、仇外,以特殊论对抗普遍论。科恩关于民族主义的东、西对立二分说,经过泊拉门兹(John Plamentz)的进一步阐述而更具广泛影响。泊拉门兹将民族主义分为温和的西欧公民民族主义和好战的东欧文化民族主义。泊拉门兹提出,民族主义本身并不一定是非自由主义的或反自由主义的。他写道:“不错,民族主义者通常不是自由主义者。但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民族主义者往往是在不利于自由(自由主义所理解的那种自由)的环境中活动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并不存在非相互排斥不可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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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588 和泊拉门兹一样,90年代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论者也强调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必然相互排斥。他们的理论不仅受益于对自由和非自由民族主义的区分,而且还是另一些理论和历史因素水到渠成的综合结果。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内部展开的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使许多人感觉到个人自由主义的局限,认为有必要考虑个人存在和自由意识的群体因素。冷战结束后,极端民族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使得许多人感觉到有必要对民族主义进行理论处理,一方面重视其在世界政治现实中的作用,一方面也尽量使它朝温和、理性的方向发展。90年代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关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著作,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直接使之成为一个受多方关注的学术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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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590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理想性。这是因为它与现有的民族主义间的反差实在太大。这种对比和匡正效果使得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对许多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这些人未必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青睐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往往倒是出于现实的思考。既然民族主义看来不会从世界政治中消失,那就不如接受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因为它无疑是民族主义中最温和的一种。既然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那就不如尽量用自由主义理念来减低它走向极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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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592 现有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理论尚未能消除许多人对民族主义的一些基本疑虑。例如,在无法保证民族群体自由民主社会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强调特殊群体性有可能成为压制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威权统治的籍口。强调民族国家的绝对合理性,则有产生权力集中和权力官僚凌驾于法制之上的危险。又例如,强调民族群体的本质文化特性可能导致力图恢复传统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约束力,形成保守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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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594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包含对民族主义的肯定,但严格地说,这不一定是对其公民社会道义性的肯定,而很可能是实用性的肯定。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承认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现代集体意识,并不等于说其他群体意识就无法形成相似或更具道义合理性的凝聚力,更不等于说民族主义的群体凝聚力必然具有道义性。人们的生活中可能有不同的群体形式,某些形式的凝聚力未必与公民社会的道义性有关,如等级分明的家长式大家庭或家族,狂热盲信的宗教团体,帮会团伙,等等。这些群体的合理性可以从社会传统、经济制度和普遍或特殊心理学得到解释。但是,合理性的解释并不等于道义上的认可。单从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和凝聚力不能推导出民族主义的公民社会道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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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596 民族主义是一个很陈杂的概念。正因如此,它可以通过吸纳自由主义理念而变得温和而具理性。然而,也正因如此,它不可能仅以自由主义作为它的表述框架。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政治与自由民主宪政的结合看来并不容易。同时,民族主义政治与种种暴力、歧视、排外性政治的分离,也同样不容易。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理论能否像它自己所期许的那样,匡正现有的民族主义政治,扭转民族主义发展的势头,恐怕现在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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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598 本文引用的塔米尔的观点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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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00 Yael Tamir,Liberal Nation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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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05 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1703191442]
1703192606 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冷漠和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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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08 对政治的冷漠往往直接导致政治上的不参与。虽然研究政治不参与的学者都认为政治冷漠是一个重大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性质却有两种不同的基本看法。第一种是“冷漠无害”的观点,它认为政治冷漠对个人和社会都没有害处,甚至还不无益处;第二种则是“冷漠堪忧”的立场,它认为民众的政治冷漠反映社会制度,尤其是它的民主肌体出了毛病。汤姆·德鲁卡在《政治冷漠两面观》一书中讨论上述两种态度。从政治学的角度,他称第一种为共和自由论观点,第二种为民主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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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10 公民积极参与是共和思想的根本理念。公民参与也是共和体制民主性质的保证。民主的两个部分是人民(demo)和权威(kratis),意指多数人自治的民主;它的对立面是寡头政治或独裁。民主曾专指希腊城邦那种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现代的民主则主要是指代议民主,也就是“共和”。在共和制度中,人民选择其代表,而不是直接立法和行政管理,但是公民参与仍然是政治权威和政体运作合法性的唯一正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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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12 在强调公民参与的共和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结合到一起的时候,自由主义公民观起了很大的作用。自由主义所取的是最小程度政体模式,它不像共和主义那么强调公民参与治理和接受治理是为了维护某种共同向往的好生活样式。自由主义认为在公民间起作用的仅仅是“社会契约”或者“自我利益”关系。国家和政府所起的仅仅是维持这种社会秩序的作用,目的是防止公民互行不义,督促他们公平交往。公民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他们并不需要由国家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共同体好生活的理念。只要社会能维持法制秩序,每个公民尽可追求他自己心目中的好生活而不妨害他人。公民是一种法定身份,并不是参与的结果,公民有自行决定参与或不参与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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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14 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公民理念不同,为何有结合的可能?其实并不奇怪,政治理念都来源于实际生活,永远不可以有绝对纯正的模式。虽然共和主义强调公民的参与,但公民在任何共和制度中参与的程度和方式却并不平等。且不说那些被排除在公民之列以外的人群(历史上的妇女、奴隶),就是名义上平等的现代公民,也是有的理所当然地代表别人,有的注定要被别人代表。自由主义坦承公民参与程度和方式的差异,并且将此与个人自由选择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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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16 共和自由主义不只是简单强调个人参与或不参与的自由,更把不参与作为一个关乎民主制度正常运作的问题来讨论。共和自由理论以“冷漠”这个概念在不参与者和不参与行为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逻辑关系,那就是“责任”。不参与者之所以不参与是以为独立的个体自由地选择了冷漠的态度,不参与者为自己的不参与行为负责。社会中民众不参与现象的责任归属在于个人,而不在于可能出了毛病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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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18 伯纳德·贝雷森等人在《投票:一次总统选举的舆论研究》一书中就是以美国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为前提提出民众冷漠问题的。贝雷森等人认为民众是在对政策决定表示满意或不感兴趣时才选择冷漠态度的。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政治冷漠有防止过度参与的特殊功能,对现代民主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社会的冷漠阶层很可能缓解异议、调整和变化所引起的震荡,因而起到了维护民主体制的作用,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社会可以无限度地承受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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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20 贝雷森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冷漠无害论时所说的过度参与仅仅是假设的。到了70年代,当塞缪尔·亨廷顿重提冷漠无害论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在亨廷顿看来,六七十年代民众的狂暴参与实际上已经削弱了美国民主社会,因此过度参与已经不再是假设的可能,而是严重到了产生危机的程度。亨廷顿相信,边缘群体如今在民主制度中获得了正当的地位,过度参与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破坏民主。他认为,“现在不是要减小某些群体的边缘性,而是要所有的群体都更多地自我克制”。民主虽宝贵,但政治民主却不能无限发展,民主“并非越多越好”。亨廷顿认为,过去人们过分强调民主参与是政治体制权威的唯一源泉,今天需要开拓政治体制正当性的新源泉,尤其是专门知识,资深的阅历、经验和特殊才能。民主运作如果从依靠参与转向依靠专门知识,就可以提高制度的效率,减轻它所受的各方压力,使之从技术权威层面获得更大的合理性。民主的最大威胁来自民主理想本身:“民主政治体制常常需要某些个人和群体有某种程度的冷漠和不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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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22 亨廷顿和贝雷森等人提出民众参与问题的背景虽不相同,但他们都对民众参与抱有一种无以掩饰的恐惧,他们都害怕太多的民主会引起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甚至动乱。共和自由论对民众参与不仅抱有“冷漠无害”的态度,更是怀有多多未必益善的想法。这是与共和思想讲究有素质的参与、要求参与宁缺毋滥的传统一脉相承的。共和自由论认为,为了维持民主制度,保证其正常有效运作,有一些具有民主素质且具有参与意愿的公民参与就行了。没有政治参与意愿的公民有进行其他活动的意愿,尽可在其他活动中得到充分发展。他们既然没有政治参与意愿,也就不要拿什么普通的公民美德去勉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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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24 共和自由论的这种想法不是全无道理的。第一,共和思想(例如在马基雅维利和卢梭那里)强调某种为全社会公众所认可的美德或普遍意志,公民的参与于是被提升为这样一种美德和体现这种普遍意志的日常活动表现。这是很美好的共和社会理想。但是历史的实践却并不那么美好。任何不容质疑的单一美德和普遍意志对个体公民都构成强制力,它可以成就公民的责任心,也可以成为专制的借口。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很强调政治参与,积极投入运动就是干革命,否则就是反革命,参加运动是公民的首要责任,因为革命运动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共和自由派建议不要拿政治参与去勉强普通人,可以说是出于对共和制度专制倾向的警惕,这也是表现它自由主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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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26 第二,西方的共和自由论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已经得到民主制度的保障,并且已经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实行。在这种情况下,共和自由论者提出冷漠无害,实际是把政治参与的首要功能从务求正确调整为纠正偏差。对于民主社会的广大选民来说,如果候选人之间没有实质的差别,而他们又无特殊劣迹,那么就不必在任何一个人还没做之前就断言他绝对做不来。不妨让他做做看,等他实在做不来,选民再纠正先前的选择不迟。选民之所以能表示如此的大度,那主要是因为民主制度保证了谁也不能一旦当选就改变民主游戏规则。如果选民错误选择的后果是他们自己就此丧失自由选择和纠正选择的权利,如果每次选举都成为公民权利和民主制度生死存亡的决斗,那么公民便不会冷漠。因此,冷漠反倒可以看作是民主社会稳定的表现,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专制转向民主的社会中,没有选举经验的民众投票率反倒远高于民主社会富有选举经验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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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2628 共和自由论的冷漠无害想法,虽然在一定限度中不乏合理性,但它的局限性却不容忽视。它关于公民权利已得到民主体制保证的想法,在当今民主欠缺的世界中显然是一种奢侈的前提。而且,它关于参与者和参与行为之间关系的两个正反假设都不确实。即使在公民权利有保障的民主制度中,政治参与者也并非定有优良的公民素质,参与者有的固然是在政治活动中寄托其抱负与理想,但也有并非以“乐政”而以功利为动机的。另一方面,不参与者并非是因为缺乏公民素质或者缺乏参与意愿,他们的不参与不是个人性的,而是社会、政治性的无意愿、无行动,是一种不得已的政治角色反映。而共和自由论的大问题正在于把不得已经过调适的政治角色当成了自由意志的选择。共和自由论以功能主义看民主,以为既然现有的制度在运作,说明民主已经够了。它同时又以训政口吻谈过度民主的危害,好像它完全有把握现有程度的民主已经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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