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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权力必须以被统治群体的恭顺、服从的行为来验证其有效存在。斯科特指出：“比起统治者来说，戏本和舞台指示对下层群体的要求要远为严格。”（28）下层群体表现恭顺和服从必须达到纯熟自然的程度。这当然需要无数次反复方能纯熟自如，几如天性。受制者不仅需要学习正确的言语表情，还要克服因强行自我克制而产生的叛逆心理，“如情不自禁的发怒、冒犯、出言不逊，甚至暴力相向”。演示恭顺的紧张情绪使得身处下职成为极不愉快的感受。在此情况下，“地位越高者，越容易将这种不愉快的感受转嫁给下属。他们对下属傲慢无理，因此成为一种松弛自我的方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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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宫廷文化和官场文化传统深厚的社会中，等级层次间的恭顺和傲慢表演特别程式化和规范化，形成了“下属对上司绝对正确表示的体制性语言”。（31）像开口必称官职或必称“某老”、“某长”一类的行为，斯科特称之为“权力礼仪”。下层的群体处于权力礼仪的底层，形成美国黑人思想家杜博斯（W. E. B. Du Bois）所说的“双重意识”：“双重思想、双重义务、双重社会等级的双重生活，它必定产生双重语言和双重理念，使得（奴隶）又要讨好又想反抗，又想装好人又想铤而走险”。（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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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群体的反抗，若不是造反或起义，往往只被视为“刁术”而非真正的抵抗形式。而这些却正是斯科特关心的抵抗形式。他关注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抵抗形式，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下层群体的抵抗很少有机会成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这种行动如果不是自杀性的，也是很危险的。正是由于下层弱势群体日常生活抗争的政治意义十分暧昧，这些反抗行为常常被当作下层人有待解决的“心理”、“道德”或“犯罪”问题，而非具有压迫性的权力体制问题。偷窃、说谎、殴斗、破坏公物这一类行为往往被简单地看作当事人缺乏道德教养、性格乖张、有犯罪倾向所致，看成是应由道德教育、心理辅导或惩治犯罪来解决的个人问题。然而这一切很可能只是假象，或者是伪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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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群体日常抵抗往往包含两种伪装，一为简单伪装，一为复杂伪装。简单的伪装是私下行为，可分为伪装消息和伪装信使两种。伪装消息往往是在下层群体圈内进行，圈内人对伪装的消息心知肚明，以欺瞒他们共同的外人为乐。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从暗语、切口到嵌体诗，都可用来做假装的手段。伪装信使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抵抗形式。匿名信、恐吓信、传播小道消息、传播关于某大人物的坏话或笑话、流言蜚语、神巫预言等等都是常见的伪装信使形式。斯科特认为，在下层人不具言论自由的社会中，流言蜚语其实是一种“伪装的民主声音”。（140）传言者不留下姓名，但传言的对象却是有名有姓。挖苦笑话某要人的流言蜚语之所以能传起来，是因为不断有人觉得传言有意思。人们常说的“流言止于智者”，其实并不准确。有意思的流言需要有想法的人才能流传，有想法的人大概都会流传有意思的流言。这也就是许多政治笑话难以禁绝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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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伪装形式不只见于私底下的个人行为，而且还显现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民间或大众文化之中。斯科特指出，对于这类民间或大众文化来说，“公开表现的条件是它有相当的隐晦和曲折，可以作两面不同的阅读，其中一面是不招惹当局的，这一面也许有些乏味，但却因此留下了一条全身而退的后路”。（157）除了隐晦和曲折，这类民间或大众文化存在的另一个条件是不与统治性的公开语本正面冲突。“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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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所说的隐晦曲折和避免冲突，在三种常见的民间或大众文化中都有所表现，它们分别是遁世文化、口头文化和痞子文化。遁世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宗教。斯科特指出：“‘下层人’的宗教信仰暗含着对他们人间命运的抗议。他们的不满孕育了教派的精神，他们凭借这一精神设想最终要乾坤倒转，夷平人间的富贵等级，光大团结、平等、互助、忠诚、简朴和热忱。”（157）遁世因素也广义地存在于一些非宗教性的大众文化形式中。例如武侠文艺就可以寄寓某种与现世秩序相左的另类向往，表达对现存社会的不满。武侠世界中的人敢说敢当、恩怨分明，是非价值黑是黑，白是白，对现实世界的苟且偷生、是非不分、忠奸难辨，形成了具有理想色彩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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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文化的主要形式是市井流传的笑话、传言、歌谣、顺口溜。下层文化的递送人一般是处于权力体制边缘的市井小民、贩夫走卒，也包括一般市民社会的成员。口头文化是德赛都（M. De Certean）所说的那种寄生性日常大众文化的典型形式，它利用现有的公开语本，在其夹缝中寻求自己的声音。有这样一首说“干部四化（话）”的顺口溜：“说大话，编瞎话，领导面前说拜年话，关键时刻听领导话。”它寄生在公开的关于“四化”的时政话语之上，以调侃嬉戏的非严肃面目出现。对它玩的那种游戏，德赛都曾如此评说：“种种玩对方的游戏及挫败对方游戏的方式……都可以让人看出（下层群体）巧妙顽强的抵抗行为。这些群体没有自己的空间，不得不在现存权势和代表控制下活动。”1这些下层群体玩的“有啥玩啥”的把戏，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让世界不至于太不能忍受，“以保存一点起码的自我感觉”。2口头文化具有不完全的伪装信息的特征，它的多义性允许权势集团从积极方面去解释它的善良动机。口头文化更具有伪装信使的特征，同一则政治笑话或顺口溜往往有不同的版本，在流传中不断经历集体创作，谁也不知道谁是最初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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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子文化没有明显的固定形式。说它是“痞子”，是因为这种文化无法用通常的大众和精英的区别去理解它的“内在”性质。它游离在这些区别之外。痞子文化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流行极广的王朔作品最具代表性。从公开语本的角度看痞子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者，无非“是些不三不四、不登大雅之堂的令正人君子目不忍赌的盗男娼女，是一些无视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无视社会法纪和社会公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是一些放浪形骸、放荡不羁的混世魔王和极端的享乐主义者……是一些社会渣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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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斯科特所分析的下层群体语本去看痞子文化，定然是另一番景象。都市浪男浪女游戏人生，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声色犬马，自我放任，构成了现代都市型的“嘉年华”。嘉年华，正如斯科特所说，“为下层文化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把社会束缚抛到一边提供了一个剖析社会秩序的特殊分析角度”。（173）正是在这嘉年华气氛中，痞子可以用嬉笑怒骂“来把‘亵渎’转化为暗示性的亵渎”。（152）当痞子说“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是“裤裆里拉胡琴的扯蛋”，像太监那样的阉人被说成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时，他亵渎的不只是某一场“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或马克思的某一句名言，直接亵渎后面的暗示性亵渎（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伪善）才是其政治隐蔽语本的锋芒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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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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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的弱者抵抗学说对当今广具影响的意识形态控制理论（“霸权”说或“错误意识形态”说），提出了质疑。意识形态控制理论可分为僵硬的和弹性的两种。这两种理论都强调社会权力关系中的强势群体控制意识形态以及弱势群体受统治意识形态控制。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统治集团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迫使被统治者参与，并不断再造统治他们的社会制度；后者则强调统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仅在于使被统治者相信现存的社会为自然合理。（73—74）前者要使下层群体觉得现有的社会秩序合理美好，后者则要使他们觉得现有的社会秩序即使不好也不容改变。前者将现状合理化，以达到高程度控制；后者将现状自然化，以达到最低限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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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认为，在这两种意识形态控制理论中，弱势群体都是被动地受强势群体牵制，全无反抗的意愿和途径。然而，各种下层群体反抗的历史实例却证明，弱势群体公开接受统治者为他们描述的合理现实，并不等于他们成为丧失了能动主体意识的傻瓜。尽管他们为了保命而在权力面前装傻，但自有其精明的想法。斯科特指出，不论公开舞台显得多么和谐，强势统治并不能彻底控制弱势群体。反抗依然存在，问题是如何发现反抗。这种反抗并不限于游行、抗议、示威等公开斗争的前台戏码，而是表现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哪怕是明显接受统治意识形态的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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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骂昏君贪官，盼明君清官，把现实政治的劣迹和弊病归因于个别下层官吏的腐化或欺上瞒下，归因于在上者的误听汇报或不通下情。在意识形态批判者看来，这些百姓想法是不知不觉受了统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斯科特认为，这些看上去缺乏斗争觉悟的行为其实都可能是下层人用来反抗的戏码，是他们运用的“外线政治”。他们一方面以此来表示自己循规蹈矩，对在上者爱民如子、为人们服务的愿望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则以“请愿”、“申诉”或“反映情况”来表示实际的不满。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可能暗示，若在上者不接受请愿或申诉，难免自己会变成不满的对象。斯科特指出，请愿和申诉包含了恭敬和失控的双重含义：“绝望的申诉可能混合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成分，暗含的暴力威胁和恭顺的说话语气”。（96）正因如此，上诉往往成为动乱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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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指出，下层外线政治的另一表现还可能是借向上层中的某一派输诚来反抗上层的压迫。即使这样的反抗失败，他们也可以宣布自己是过于忠诚方才上当受骗。（99）“文化大革命”中不少造反人士恶斗平时盛气凌人的老干部，出气解恨，临了说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紧跟领袖，上了“四人帮”的当。对于这种做法，在上者即便明知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也使不出十分的惩戒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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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群体的外线政治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这是它久久遭批判理论研究忽视的根本原因。现有的意识形态控制理论之所以不适用于下层群体的外线政治和隐蔽语本，与它的取证来源和取证方式的局限有关。首先，意识形态控制理论是从公开的来源取证的，而下层群体的日常抵抗形式则是隐蔽的。这些抵抗形式本来就不在公开的戏码中留下痕迹。斯科特说：“当奴隶和其他下层群体从事意识或物质抵抗的时候，他们要的就是不被察觉。他们越成功，其行为就越不会出现于公开档案。”（87）其次，对那些官方或精英关于下层群体的记载，意识形态控制理论不应不加批判地采纳。斯科特指出，研究者应当记住，这些记载仅是“统治精英的自我写照”。（18）为了展示其统治效果，统治者总是在生产“一种官方说法，以证明人民对其统治心悦诚服，热烈响应。在通常情况下，受制者不公开表示其反受制，才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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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的外线政治理论对时下的一些大众文化理论提出了质疑。在观察大众文化所反映的所谓民意时，注意取证来源和取证方式具有特殊的意义。从表面上观察民意，如当前中国的“民众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总是能在公众记录中找到观察者想找的证据。正如斯科特所说：“统治的过程总是在生产证明意识形态控制似乎确实有效的证据。”（77）另一方面，异见的隐蔽语本则很少有，或干脆没有公开记录。研究者只从公开记录和公开语本求证，难免不和官方的民意监察者一样，被弱者的把戏给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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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的外线政治还对独尊中产阶级的“公众空间”理论提出了挑战。斯科特清楚地显示，反对派话语实践远不只限于市政厅辩论，因此并不是人人都能在自由空间安全地陈述反对意见的。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理想话语环境对于那些无名的下层人——贫困农民、失业下岗者、氓流、无业游民和“痞子”——是很遥远的。人们之所以可以对这些人任意说三道四，无非是因为这些人沉默无声。在公众空间中，沉默的“圆领”和“无领”们根本不被看作是行动的主体者，他们只是有待观察的社会问题，有待解决的社会麻烦，有待医治的社会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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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意识形态批判和公民政治的补充而不是否定，斯科特的外线政治和隐蔽语本理论是很有价值的。它关注的是，在意识形态批判和公民政治的人权环境形成之前，在权力统治很严酷野蛮的状况下，下层群体处于何种抵抗状况。由于下层抵抗的情况特殊，它的普遍意义就必然有限，其运用也必须视具体条件而定。如果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享有公开表示意见的言论权利，那么便不宜过高估计隐蔽语本的对抗政治意义。在运用隐蔽话语理论时尤其需要区分下层群体的抵抗技艺和鲜有此意义的反公共道德或犯罪行为。在这二者之间存在许多灰色地带。统治集团总是利用这个灰色地带把具有政治意义的下层反抗贬斥为非道德或犯罪行为。在审视这一灰色地带时，一方面要避免轻易放弃这片争夺之地，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采取“凡是他们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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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基本公民权利（言论、结社、集会、出版）受到严重限制的社会中，斯科特所不赞成的意识形态控制理论其实仍具有重要意义。强调隐蔽语本不应就此低估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把自发的、即兴的、渐进而全隐蔽的反抗当作最有效的社会变革的说法与历史并不符合。否定有目的、有变革理念的集体性行动则更是民主社会改革所不能承受的高昂代价。古特曼（Matthew C. Gutman）曾指出，斯科特的抵抗理论有反智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很容易在社会变革激进和保守的争论中站在保守的一边。尤其是应当避免将隐蔽抵抗的“微观政治”与公众社会的“宏观政治”（如民主、人权）对立起来。尽管局部的求变要求和行为甚为重要，但将此作为社会变革的唯一有效模式则是错误的。4凯利（Robin D. G. Kelley）指出：“有组织或无组织的集体行为能改变和转化隐蔽语本，给它的行为者注入自信、希望甚至理念，加深他们在隔离场所初步形成的团结意识，使他们更好地理解支离破碎的‘生活经验’。换言之，集体行为不只是能揭示隐蔽语本，它还能转化隐蔽语本。”5将普遍的对腐败和特权的痛恨，转化为民主和法制的要求，就是这种转化的一个例子。凯利还对社会权力结构的“上层”和“下层”区分提出了质疑。6“下层人”到底有多下层？对谁而言是下层？在复杂的社会等级中，下层人的利益是否就那么一致？普通“老百姓”一面对“当官的”有反感，一面又看不起“外来氓流”。那些欺侮阿Q的人，自己就是受赵太爷欺侮的弱者。这其中多重复杂的隐蔽抵抗又该怎么来看待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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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语本固然有反抗的意义，但它对于统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安全阀作用也不可低估。隐蔽抵抗与非道德或犯罪行为间的灰色地带常常给统治集团很大的便利。他们可以借扫黄或打击罪犯一类的名义镇压政治异己，也可以从容化解和利用许多太极拳式的外线政治行为。他们可以允许“上诉”、允许“民告官”，甚至还可以专门开设民众上访的机构，让媒体报道“民告官”胜诉的案例。他们完全不必害怕这种行为的隐蔽语本抵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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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若即若离地参与官方公开语本，不仅会使隐蔽抵抗和积极合作之间的区别变得愈加模糊，而且还会在事实上加强官方公开语本的再生能力。这也正是为什么葛兰西特别注重意识形态控制复杂机制的原因。斯科特提出隐蔽抵抗理论，原先是要挑战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控制理论，但它的展开却让我们看到，结合这两种理论要比分离它们更有助于揭示社会弱者的生存处境，也更有助于理解他们特殊抵抗的社会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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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mes C. 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此段括号中的书页号皆出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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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mes C. Scott，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此段括号中的书页号皆出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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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ames C. Scott，Domination and Arts of Resistance，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此段及下文括号中的书页号皆出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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