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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标在斟酌用词，我忍不住插了一句：“一种可能性？”“对，一种可能性。”“尽管它可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有一种方法，不只是让我们喊民主，而且是可以践行民主”我们忍不住了，互相插话——还好，这不是正式开会，打断别人不违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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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我自己：“二百五”能不能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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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流行的段子，一位即将奔三的小朋友感慨人生：“我还没有‘二’够，怎么就奔三了捏？”一丝悲凉，隐含其中。如果有人一直“二”着，不仅奔三超四，都要奔五了依然如故，那就把自己活成一个超级大悲摧了——不好意思，我就是那个悲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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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鹏的契合，一则与当时的治理需求有关，二则议事规则这档子事儿，高度贴合了我那种“二百五”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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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搞不清人情世事＋自作聪明，从小是被骂大的，我妈骂我的常用词汇是“二百五”，在兄弟姐妹眼里则是“日本小朋友缺心眼子”。我因为这份“二百五”，经常把自己整得四面楚歌，穷途末路，眼看到了这把年纪还在上下求索，不晓得归去来兮，谁还敢想什么寂寞的山谷里，“二百五”也有春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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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准备把自己倾注了十几年心血的事情变成一个事业进行组织化的时候，已经想清楚了，我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与人分享，事情已经明摆在那儿了，找到几个具有各方面能力和资源的人，把事情做起来，用章程来管人，用财务公开来管钱。人也基本上已经聚起来了，但不知道从何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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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是。既然拿出来组织化，这就是个公共事务，就想把它社会化，而不是想做成一个“我的”机构，期待能够建立一种机制，避免“系于一身型”机构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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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清楚不难，具体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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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那时候认识袁天鹏的——再次郑重声明：感谢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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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立机构的第一次会议开始，天鹏就参与进来，一起搭建框架，一条一条地梳理章程。虽然那次组阁努力以失败告终，但那个过程，对我来说，接触议事规则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而且，近距离接触议事规则，让我有机会在实际操作中看清了它的真面目——自从议事规则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毛孔里滴着的都是赤裸裸的平等、权利、制衡，还有，实现这些东西的技术手段。这些技术手段不仅通往前面那些美好的东西，还保护了一个人可以坦坦荡荡，并且不受侵害地做“二百五”的权利。让人觉得，做个“二百五”，味道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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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乡村太极和降龙十八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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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鹏使的是降龙十八掌，云标的拳法当然要归入太极，将两人的采访照应起来，可以看出，殊途，但是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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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入村考察，天鹏做了许多妥协和改变，在云标的乡村太极面前退了又退。当培训结束回顾这个过程时，发现天鹏对在云标家里进行的批斗会+讨论修改的过程，有另一种不同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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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调整心态的过程，我想，一个学习议事规则的人首先要学会聆听。我告诉自己，要先听，然后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我就站在他的角度思考。后来我想，我应该接受他的这个想法，不能操之过急，毕竟我不了解真正的情况，对吧？虽然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用于对规则做最基本的说明和讨论，但这也有好处，好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过程也让参与其中的人、包括云标，理解了规则的用处。当讨论到这一条怎么写的时候，我讲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在这背后的权利与制衡所在。所以，经过这样的讨论，保留下来的这十几条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跑题啊、野蛮争论啊、‘一言堂’这三个问题，我们还指向了这背后的意识里的问题，文化层面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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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云标担心讲多了大家听不懂，认为最难解决的三大问题，就是这三大问题，所以如果这个培训能解决这三个问题，他认为就是成功了。那这个跟我的预期差距是太大了，我的预期是希望乡亲们能够完整地理解什么叫做一个组织，什么叫组织治理，开会的规则，你看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动议，还有程序动议的互相的博弈，那才比较有意思嘛，所以我也静静地瞅着他没有说话。虽然我仍然想不通，云标只解决这三个问题又能改变什么呢？确实，我怀疑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会议的面貌。但是我想，不要操之过急，确实不能操之过急，也许这次培训先达到这样的效果，如果好的话，还可以继续往下走，所以我就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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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鹏从这三个现象入手，从主持人的功能和弃权算不算数入手展开的分析，其实是指向了这些现象之下的口号文化、领导人文化、造势文化和老好人文化。回顾实际培训中从实质动议到程序动议的过程，我发现天鹏其实是在步步为营，向前推进的。这应该不是天鹏从一开始就有的规则，而是因为议事规则是个整体，只要从一个头绪入手牵动了它，势必要牵连出整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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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问题，云标是从现实出发来解读的：“平时我们大家，在家里是老子说了算，在村里是书记说了算，在厂里是厂长说了算，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乡亲们的经验都来自于我们生活的体验。之所以选择从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入手，是因为这样会使大家容易接受这个规则。这也是从执行的策略上考虑，从他真真实实能够看得见的东西入手，比开头先讲那些宏大的理念更容易。从培训的策略上，我觉得必须是从具体问题入手，从乡亲们能看得见、能感觉到的问题入手。他看到了我们的会议中有这样的问题，也认为这样的问题对会议是有影响的，那好，我们再来引入应对的方法和策略才有可能，大家才有可能接受我们的规则。当然，只要大家真正地走入这个规则，就会发现，这个规则解决的远远不止这三个问题，它要解决的甚至是你处事做事的一个态度，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比如我们从弃权算不算数，很自然就说到了老好人文化，其实老好人文化也不是孤立的一种现象，而是跟更多的东西牵连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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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时候，我把这句话说了三遍了，英国人用了五百年，我们用了三天半，这不是玩笑。我说天鹏你接触《罗伯特议事规则》五年学到这个水平，你凭什么要求别人三天就学到这样？我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出去学习，出去开会，我接受到一个新东西，我立马回来跟大家说这个东西特别好，等我激情满怀地说了以后，所有的人一片茫然，我就非常沮丧啊，像一瓢冷水浇在身上。后来我逐渐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对自己说，杨云标啊，你想想，弄明白这个问题你用了多少年，很多问题是思考几年以后才找到了答案，我凭什么要求别人五分钟立马听明白？而且别人还没有我这样的机会，参与很多的交流和学习。这样想，心里就会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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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议事规则背后有一种很重要的文化，就是程序正义，这又是我们的乡亲们认知之外的一种东西，我们一直生活在人治的空间里，很少考虑到程序、规则的问题。任何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土壤，议事规则有议事规则的土壤，我们有我们的。为什么大家就是区分不了主持人和领导人？就像鲁迅先生说‘没有了皇帝，这日子怎么过啊’，在很多乡亲的脑子里，可以说是‘没有了领导，我们这个事怎么干啊’。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我们能让大家知道，主持人只是一个程序的掌控者，而不是一个权利的分配者，不是一个权利的维护者，他只是遵照这样制度办事，给大家服务，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样一种理念跟父老乡亲的生活观念是有冲突的，培训能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自己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我不指望能用三天的课冲击他两千年的积淀。这一次，乡亲们对规则从完全陌生、不理解到慢慢认识到规则是怎么回事，并且许多人都认为这个规则是有用的，主动地表示回到自己社区里会把规则用起来。他们的表现让我非常感动、非常自豪。通过这一次实践，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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