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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黎墉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谜，但他留下来的摄影作品显示，他拍摄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华人，还包括一些在旧金山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华工在铁路上工作，他用少许当时流行的“名片照”和“橱柜卡”[19]展现了那些年里中国人的鲜明形象。和那一时期非华人拍摄的作品不同，黎墉的摄影作品并没有给人一种“民族志”的感觉，也就是说，他的摄影作品主要是为拍摄对象服务的，并没有刻意展示一些外来的、异国情调的东西供他人欣赏或学习。民族志式的拍摄手法通常会挑选一个明显不安的拍摄对象，他通常避免直视相机洞察无遗的镜头。相比之下，黎墉的照片都是在他位于唐人街中心的摄影室里拍摄的，照片里的华人看上去都很放松，甚至因为受到关注而显得很兴奋。他们愿意让自己的同胞来为自己拍摄照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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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拍摄的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中，一位中国男子坐在一张中式的木椅上，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盆盛开的水仙花。他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展现出了一种自信和力量，甚至让人望而生畏。他穿着一件黑色丝绸束腰外衣，戴着一顶当时在城市生活的华人时兴的宽边帽。黎墉在同样的场景中拍摄了一名女性的照片，她打扮得十分优雅得体，梳着漂亮的发髻，直视镜头时显得很自然，眼神沉着而世故。在另一张照片中，一位自信的中国男子手持一朵花和一本书，桌上的书架上还放着类似中文出版物的东西。他的头饰、衣着和举止都显示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黎墉镜头下的中国人都个性鲜明，显得仁慈而有品格。[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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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并非黎墉表现自己情绪的唯一方式，作为一名辩论家，他与同胞合作撰写了一篇驳斥反华论调的声明，这篇思维清晰、逻辑严谨的声明让他名声大噪。1873年，在从事摄影工作的同时，黎墉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和其他四位同胞合作撰写了一份声明——《以华人视角看待中国问题》。这篇雄辩的声明将矛头直指“美国人民”，后来由奥蒂斯·吉布森翻译并在旧金山市议会上宣读。他愤怒地要求按照国际条约和人道主义精神，公平地对待在美华人。他为自己的同胞辩护，称他们都是“温顺而勤勉的人”，“在铁路线上埋头苦干”，为美国西部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他和其他撰写者抗议美国人对“在美同胞”的“严重的歧视行为”，并辩称如果对中国人的虐待不停止的话，中美之间的条约就应该废止。所有美国人都应该离开中国，而所有中国人也应该离开美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他用这句古老的箴言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几年之后，也许黎墉践行了他在声明中提出的方法，离开旧金山返回了家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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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J.S.卢克和不计其数的铁路工人初次踏上加州的土地时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华人社区，而像黎墉这样居住在旧金山的华人的摄影作品或文学作品，为我们窥探这些社区提供了一个多彩的视角。《大西洋月刊》的资深作家阿尔伯特·S.埃文斯也进行了相关报道，1869年，当伟大共和国号汽船抵达旧金山时，他对华人移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饮食进行了生动而详细的介绍。从货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包括爪哇的咖啡、鞭炮、大黄、丝绸、茶叶和其他广东人喜欢的食品：成吨的大米、鱼干、墨鱼、“鲨鱼的鱼鳍、蜜饯、咸瓜子、烤鸭、精选的鸭蛋、咸菜芽、甘甜的香橼、枣、橙子、姜、熏制的牡蛎和100多种其他的食物以及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远离旧金山的铁路华工也能吃到这些来自家乡的爽口美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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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对中国赴美移民进行敏锐观察的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兼作家丹尼尔·克利夫兰，他最近刚来到加州。华人越来越多地涌入加州，促使他进行了几项关于华人进入加州以及对整个国家影响的研究。他将其中的一份报告寄给了美国驻华大使，大使觉得这份报告中的观点非常有见地，就转交给了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克利夫兰撰写的这份私人报告用词谨慎、实事求是，而且明显对中国人报以同情。他谴责了各地方对华人的暴力行径以及社会和法律层面对他们显而易见的偏见，他认为应该公正地对待华人，这将大大有益于国家。克利夫兰随后对加利福尼亚的华人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形成了一份长达400页的报告，他想出版这份报告，但最终未能如愿。个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手写稿中包含了许多敏锐的第一手观察资料，例如对1868年末到1869年初的某个时间点，华人在旧金山登陆场景的详细记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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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利夫兰的描述中，华人受到的待遇比许芹所经历的以及埃文斯观察到的残酷得多，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根据克利夫兰的报告，船只到岸之后，在华人移民下船之前，签订劳工合同的雇主和他们的代理人就涌上船只，让乘客分类站好。克利夫兰写道，那些通过“赊单制”才得以来到美国的乘客，必须用未来的工资来支付旅费的本息，“他们像奴隶一样被白人雇主占有，直到整个旅途结束，最后安全交给铁路公司之前，他们一直受到密切监视”。其中的一个场景让他尤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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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见过一位黑白混血儿，他是船上的一名士官，或许他之前也是奴隶，现在他利用旅途中小小的权威，对华人发号施令。他残忍地虐待他们，看着那些无助的华人屈服于自己的淫威，他似乎还十分享受。无精打采的华人漫无目的地在拖船的甲板上挤作一团，像无助的羊群一样任人虐待和禁锢，这是一幅悲惨而绝望的画面。一群铁石心肠的白人手持重棒，像雨点一样打在华人身上，他们时刻监视着华人的动向，以防他们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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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兰继续写道，白人雇主直接用小船把他们从旧金山海湾运送到上游的萨克拉门托，紧接着被塞进火车车厢，车厢门关闭之后，白人监工还在外面上锁，以防他们逃跑。克利夫兰写道：“即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也不会受到如此严密的监视和如此残酷的虐待。”他说，在旅途中，一些华人成功地打开车厢跳车逃跑，但是却不幸摔死，其余的人必须在中央太平洋铁路线上像奴隶一样工作，相比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这只是个悲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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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中国人，包括那些铁路华工的移民经历都各不相同。从新闻报道和流传下来的回忆录我们得知，像许芹这样的人，他们在旅途中是兴奋的；像卢克这样的人，在进入新的国度、见到不同的人时，仍能保持幽默诙谐；对于另外一群人来说，移民美国就意味着噩梦的开始，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不过所有人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几乎没有人为未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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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S. 卢克，1924年8月13日，《种族关系调查》，第27箱，182号，胡佛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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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尔伯特·S.埃文斯，《从东方直达的邮轮》，《大西洋月刊》，1869年11月，第542-548页。后来这篇文章又收录于埃文斯的《上加利福尼亚》。其他描写中国人抵达美国的场景可见《日本人的到来》，《旧金山纪事报》，1869年11月23日；另可参阅奥蒂斯·吉布森，《在美华人》（辛辛那提，希契科克&瓦尔登出版社，1877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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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几十年后，在《排华法案》通过之后，移民的经历将大为不同。从1910年到1940年，中国移民在旧金山海湾的天使岛接受了移民局严厉的审查和讯问，这个岛素来以严厉审问移民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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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埃文斯认为，这些不幸的女性都出自广东地区的船民——疍家（《从东方直达的邮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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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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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州华人史纲要》，第18卷，第30-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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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玛丽·罗伯茨·柯立芝，《华人移民》（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09年版），第2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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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州每日纪事报》，185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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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联合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国移民的调查报告》（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877年版），第44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10-12页，402页，459页，513页和518页。虽然关于19世纪在美华人的具体数目至今仍无定论，但截至19世纪末，在美华人数量最多时也未超过119000人。美国人口普查，《〈排华法案〉期间亚洲人口比较》，http://www1.udel.edu/readhistory/resources/2005_2006/summer_06/hsu.pdf（存取日期2018年3月9日）；另可参阅《加州华人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