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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基小镇位于峰顶以东数英里，地处加州与内华达州的交界处。当地人很久之前就在这里定居，该小镇的名字似乎来源于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名字。特拉基小镇海拔6000英尺（1829米），坐落于塞拉岭东坡宽阔的河谷地带，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气候温和，拥有充沛的水源、丰富的林业资源以及大量可供农作物生长的肥沃土地。对于从东部来的旅行者而言，穿越内华达州一望无垠的炎热沙漠，结束在塞拉岭东坡的艰苦跋涉之后，这个小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缓解身心疲累的港湾，对于从西部而来的旅行者而言，穿越令人望而生畏的塞拉岭之后，他们可以在这里获得喘息之机。唐纳湖、太浩湖以及几条湍急的河流流经该镇。欧洲裔美国人自淘金热之后开始在这座小镇定居，不过1859年卡姆斯托克银矿大罢工之后，这座小镇变得愈加重要，因为成千上万名工人借道该镇从加州前往内华达州。几年之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修筑从萨克拉门托到里诺的铁路线时，将该镇作为中转站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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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基小镇隶属内华达县，中国人是该县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52年，他们就是该县最大的非白人群体，当时全县共有约22000人，华人就占了18%左右，比原住的美国人还要多。尤巴河流经该县，大多数华人在该河沿岸淘金，不过在该县的许多小镇，如华盛顿、内华达城、北布洛姆菲尔德、格拉斯瓦利，也有许多华人经商、务农、做洗衣工或开杂货店。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华暴行也盛行于这一地区，华人经常被抢劫、屠杀甚至遭遇私刑，他们的居所经常被纵火，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本书之前讨论的人民诉乔治·W. 霍尔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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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人开始在特拉基小镇定居，这一地区的铁路和采矿业带动了伐木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中国人前来。1868年中，中央太平洋铁路修到此地，公司将其发展为中转站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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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太平洋铁路开通之后，中国人的数量稳步增长。严冬时节，数百名因暴风雪被迫停工的铁路华工就暂居此处，等待暴风雪结束以及下一个工作季的到来。许多人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或其他人废弃的建筑物里，一年冬天，积雪压塌了一个废旧谷仓，4名铁路华工因此丧生。一些人在镇中心的“中国旅馆”里过着舒适安全的生活，还有一些人经营着杂货铺、商店或其他生活设施，满足该镇华人的需求。有一个地方甚至成为众所周知的“东方餐馆”。一些中国人还为当地的白人居民提供医疗或其他服务。根据1870年官方提供的人口普查资料，我们可以得知，特拉基小镇是一个多元化、多种族的小镇，这里有许多中国人、土著白人、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少量非裔美国人以及一些拥有混血儿的家庭，其中有3个理发师是“黑白混血儿”，4名墨西哥人以及一个从千里之外迁徙来的印度人。它是当时中央太平洋铁路沿线“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城镇”。和许多因铁路修筑而形成的城镇一样，特拉基混乱但充满朝气，1868年时，镇上的酒吧就多达25家。在海拔较高的山区，这里成为主要的“华人城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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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在塞拉岭修建期间以及铁路修筑完成后的几年内，特拉基小镇成为许多铁路华工生活的中心，该镇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华人聚集区。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反华的白人用“特拉基排华范式”驱逐了该镇大部分华人，华人曾经一度似乎可以在该镇获得永久居留权，使该镇成为整个加州最具活力的地区。如今，这里成为那些热衷雪上项目和夏季山地露营的人的度假天堂。不过除了当地的博物馆，已经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华人曾在这座小镇的兴建过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曾成为过这座小镇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观察中国人在特拉基的生活轨迹，我们可以了解铁路华工在闲暇时的生活状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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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在全镇1580名居民中，中国人至少占了30%，并且至少占了该镇劳动力的45%。据其他资料显示，当时中国人的数量已超过1000人。季节的变化以及工作机会的波动致使人口统计数据并不十分准确，根据人口普查的名单，数百人被认定为铁路华工、劳工和伐木工。他们在特拉基建立了一个繁华的华人社区，里面建有戏院、餐馆、理发店、茶馆、杂货店、寄宿处、互助会、赌馆、中药馆和妓院。一些华人在白人聚集区的周边工作和生活，另一些则聚集在小镇特定的区域。一位1869年访问过特拉基小镇的纽约记者称其为“中国佬约翰之城”，“长长的街道上满是中国人开的洗衣店、杂货店、储物店、花生摊和其他货摊”。所有的店铺和货摊前都竖着只写有中文的招牌。[5]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镇的5名医生中有4名是华人，第5名是法国人。阿福、冼沃、凯特·杜和阿琛的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受过传统的中医教育。该镇还有20名华人厨师，镇上几乎所有的洗衣工、菜农和小贩都是中国人，其中不乏杰出的商人，例如冯利，他已经积攒了数千美元，手上还戴着一枚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华人劳务公司在当地的英文报纸上刊登广告，声称他们可以提供任何数量、任何类型的华工。镇上的华人几乎都是男性，登记在册的女性只有24名，其中22名是妓女。（目前尚不清楚她们的职业一栏是自己填写的还是其他组织填写的。）在这24名女性中，有9人不到20岁，其中阿芳与何洛桃登记的年龄甚至只有16岁。最大的女性40岁，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是20多岁，集体居住在镇中心。镇中心的一户人家里有3名女性都是妓女，她们的名字很奇怪，20岁的古璧玲、22岁的何娣玲和25岁的金碧玲，她们或许是姐妹，和40岁的阿豪生活在一起，阿豪在职业一栏中填写的是“洗衣工”。还有两名白人女性也是妓女，不过她们居住在镇上的其他地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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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妓女很可能在破烂不堪、临时搭建的木屋中工作或生活，就像在旧金山的华人社区那样，她们从事着肮脏的职业。不过与旧金山不同的是，山区小镇特拉基并非快乐的殿堂，这里的妓女没有丝绸衣服可以穿，没有弥漫着甜蜜香气的豪华客厅，没有一掷千金的顾客。和这一地区的矿镇或农村一样，特拉基小镇的妓女们过着悲惨甚至糟糕透顶的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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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华人男性的年龄在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之间，平均年龄为二十几岁。杂货店主和赌徒的年龄稍微大一些，大概为三四十岁。一对登记在册的中国夫妇在加利福尼亚生了一个男婴，他们和一位职业登记为“管家”的中国女性生活在一起。这对夫妇为他们的孩子取名阿科尔法克斯，好像是为了致敬当时的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克斯，斯凯勒曾于1869年10月访问过特拉基小镇。他甚至可能见证了这个男婴父母的婚礼。中国人在美国为自己的孩子取名时总喜欢取一些吉祥的名字，比如某位政治家的名字。但是，这个孩子真实的姓氏以及他的命运就永远消失了。不过阿科尔法克斯似乎是该镇第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并永久居住在了美国。[8]估税官的资料显示，在特拉基小镇拥有物业的华人大概是35名，其中大部分是杂货店主和中医，其中一个人甚至自称是珠宝商。很显然，一个人若有技术和商品，就会有市场。在特拉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按照西方的法律和社会风俗结婚生子，有些人甚至还会参加7月4日的庆祝活动。虽然中国人不断扩展自己的商业版图，但大部分人还是在木材厂和铁路公司打工。在这个中央太平洋铁路的重要枢纽，许多华人工人和店主成为社区内的杰出人物，他们的生活暂时相对安全，对未来也充满希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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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他地区的华人一样，特拉基的华人闲暇时候也从事一些传统的娱乐活动，例如放风筝、弹奏乐器、唱歌和踢毽子。记者提到，许多商店里出售中文图书，不少中国人会利用闲暇时间阅读。中国人最喜欢那些虚构的有关冒险、欲望、鬼神、魔法和政治阴谋的书。他们与家中的亲戚朋友书信往来，大声地读出这些故事可以让朋友们开怀大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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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铁路华工而言，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莫过于赌博，在中国南方，尤其是在城镇里，赌博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把这项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游戏带到了美国。在铁路沿线的华人营地，我们发现了大量用于赌博的物件，包括丢弃的六面骰子、纸牌、骨牌、各种各样的辅币，如纽扣和小面额的硬币。许多中国游戏需要一些游戏策略，而且三四个人就能玩，比如骨牌、围棋以及类似于国际象棋的中国象棋。这些游戏所用的材料轻、易于铺设，很适宜在营地玩耍。掷骰子或者玩纸牌几个人就可凑成局，不过，规模较大的赌博活动仍需在特拉基精心布置的社交大厅进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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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美国，最受华人欢迎的游戏是“番摊”，类似于今天的轮盘赌。这个游戏玩起来很简单，但是过程中悬念丛生，让人着迷。赌台管理员将一大碗辅币，如硬币、纽扣甚至是干豆倒在一张方形的棉布或垫子上，然后把碗扣在棉布或垫子上。管理员小心翼翼地用一根削尖的长棍拨出四种辅币，当他如此操作时，大约有60个赌徒围在桌边紧张地看着他。他们下注赌碗里还剩下的四种辅币的数量分别是多少。根据数字的赔率赢得赌金，当然最后还要去除赌台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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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游戏就是白鸽票，许多地区仍在玩这个游戏，这是乐透、基诺或者宾戈游戏的前身。这个游戏起源于传统赌鸽游戏中用木版印刷的纸票。赌局将80个不同的汉字以网格状印在一张纸上，形成白鸽票，投注者将自己喜欢的汉字涂黑，然后再把白鸽票交给赌局的操作员。操作员从一个容器中抓取印有汉字的辅币，如果与投注者选择的汉字相同即为中奖（后来这个游戏就美国化了，用字母代替了汉字）。这个游戏易于操作，开奖迅速且不需要投注者在场。所有人都可以用白鸽票下注，因此深受赌局青睐，这些赌局凭借白鸽票从辛苦劳作的铁路华工手中赚取了巨额利润。有些赌局日夜不停，通过向赌徒提供性服务、食物和鸦片，赚取更多的利润。有些人成为专业赌徒，并正式列入人口普查名单。中国人经营的赌局一般都位于杂货店或其他商店后面，很显然，比起卖甘蓝菜，开设赌局的利润更丰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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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4月，中央太平洋铁路修到了特拉基，一个人也急需做出改变，这个人就是熊华。1866年上半年，熊华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不过境况很快就急转直下。那一年的夏末和秋天，他手下的华工骤减为一二百人，这和7月份的900人形成鲜明对比。在1866年的剩余时间，标注他名字的工资单消失了，这是他拥有工资单记录的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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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华的业务急剧减少或许是暂时的，但是也表明他面临着欧美劳务公司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这些公司承接了越来越多利润丰厚的劳务承包业务。白人拥有的公司，如埃格伯特公司、布斯公司，以及最重要的希森·华莱士公司都迅速发展，在劳务承包业务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1866年6月，希森公司收到了61000美元，相当于约2000人的工资。一个来自旧金山的独立商人科尼利厄斯·库曼查或许是那些年最大的私人劳务承包商，对于他本人和他的运营方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据说他安排了数百人甚至上千名华工来到美国，进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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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故似乎也打断了熊华拓展业务的步伐。1867年1月9日傍晚，他在奥本小镇长期的合作伙伴兼朋友威廉·麦克丹尼尔在自家店里被杀，这家店与熊华的店铺隔街相对。麦克丹尼尔的妻子发现丈夫的尸体倒在血泊中，后脑勺和脖子上有很深的刀口，脊柱也被砍断了。她声称亲眼看到一位中国男子逃离现场，不过自己没有看清楚凶手的脸。尸体下面扔着一把血淋淋的斧头，警方将此定性为入室抢劫，因为屋内的保险柜被抢劫一空。当地白人群情激奋，立刻筹集了3000美元，作为指认凶手的奖励。熊华亲自前往华人的聚集地募捐并筹得了1000美元，加利福尼亚州长弗雷德里克·洛也捐献了500美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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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的居民，不管是白人还是华人，都对麦克丹尼尔的意外离世感到深切悲痛。当地报纸赞扬他是“奥本最优秀、最值得敬重的公民”之一。为了参加他的葬礼，镇上的所有工厂和商店都闭门歇业。镇上的华人也对他表示深切哀悼，因为麦克丹尼尔和许多中国人交往甚密，他们一家甚至住在华人社区。为了悼念他，或许包括熊华在内的当地华人，特意在他的坟墓前竖立了一块巨大的墓碑。在英文碑文旁边，刻有汉语悼文，精心地雕琢在大理石墓碑上。这块墓碑至今仍矗立在奥本小镇的老公墓里，见证了在早期的加利福尼亚，惨案发生时白人和华人之间异常珍贵的友谊。[15]惨案发生两周后，该镇的一名白人居民向警方提供了有关这一案件的线索。这位白人曾经当过收税员，自称略懂一些中文，他提供了一些耸人听闻的细节。提供线索的这位居民说，他趁着夜色躲在熊华的店外面，无意中听到一个叫阿敦的人和阿辛小声地谈论起这起谋杀案，熊华的雇员阿辛亲口承认自己杀了麦克丹尼尔。随后两人便分开了，据称阿敦去了赌场，而阿辛去了妓院。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位白人又听到了两人的谈话，证实确实是阿辛实施了谋杀，于是向当局举报。警方在阿辛存放在熊华店里的行李中发现了麦克丹尼尔的物件。在审讯阿辛的过程中，阿敦矢口否认两人曾交谈过，不过麦克丹尼尔的遗孀根据阿辛出庭时穿的衣服以及体形断定，当天在店里看到的凶手就是他。陪审团很快就裁定阿辛犯有谋杀罪并处以绞刑。在县长的邀请下，包括熊华在内的20多名市民于6月28日观看了整个行刑过程。据报道，在行刑之前，阿辛曾试图用“蹩脚的英语”同熊华对话，不过他所说的话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里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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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也就是峰顶隧道通车一个月之后，熊华遭遇了更大的不幸。1868年7月，一场大火把他在奥本小镇唐人街开设的店铺烧了个精光，当时没有人在现场，也没有人受伤。起火的原因相当可疑，根据当地报纸的报道，“肯定有人故意纵火”。不过媒体并没有推测，这场大火是否与麦克丹尼尔的谋杀案有关。[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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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一连串的打击之后，1868年秋，熊华到特拉基寻求安慰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是一个异常艰苦的工作季，他需要远离铁路线和营地艰苦的生活，使自己的身心得到慰藉。他跳上一列定期往返于铁路线的补给车就来到了特拉基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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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来到特拉基，熊华有许多方法可以暂时摆脱烦恼。他不是直接去赌场就是去华人聚居区的理发店，好好理一下自己的头发和胡须，或者去洗个澡，把身上的污垢清理干净。接下来，他或许会去拜访中医阿福以治疗自己的病痛，他还会买一些成包的草药和其他药品，以便回到营地后熬滋补品。购买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以后，他可能会去隔壁找18岁的妓女阿芳，他有时会多付给老鸨一些钱，这样他就能在那里多流连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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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春似乎并不会给熊华或者其他铁路华工带来麻烦，虽然阿芳生活困顿，但熊华并不在意。在美国西部，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背景各异的妓女，其他中国人，甚至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认为，去妓院只是为了“休息一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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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熊华去了特拉基的赌场并且有幸赢钱的话，他就会大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有时还会叫上朋友们。他一般会去吃进口的皮蛋、新鲜的蒸米饭、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城的中国屠夫做的流油的猪肉肠、特拉基小镇刚刚收割的白菜、辛辣刺鼻的咸豆腐乳、发酵的豆饼以及四邑地区特有的一种调味品。吃完饭后，他还会喝一碗用猪骨和紫菜熬制的紫菜汤，整碗汤的颜色很深，而且漂满了油。在回营地的路上，他还会吃一些从中国南方进口来的荔枝。如果足够慷慨的话，他甚至会买一些从家乡运来的红茶，用晒干的橘子皮包起来和营地上的朋友们一同分享。这是家乡特有的味道，他们可以在未来艰苦的岁月中细细品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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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沿线的城镇有许多独具特色的东西，但没有一样能够像妓院那样引发华人男性的兴趣。原因很简单：在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华人中，没有一名女性，除了妓女之外，很少有其他女性居住在铁路沿线的小城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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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簿、新闻报道、回忆录都显示，在普罗蒙特里峰会合之前，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并没有招募华人女性。后来，在人口普查登记表和铁路公司的其他文件中提到过一些华人女性的名字，其中包括1880年住在特拉基小镇的10名华人女性。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她们是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不过工作内容不详，而且在中央太平洋铁路修筑的过程中，并没有她们参与工作的记录。虽然人数不多，但并不表明女性在铁路华工的故事中微不足道或者压根就不存在。她们在铁路华工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充分体现在他们的情绪、梦想和愿望中，偶尔也出现在他们远离铁路线的实际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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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男性不顾一切地与华人女性接触往往会引发骚乱。1869年3月，一位记者亲眼目睹了约400名中国女性乘坐中国号轮船抵达旧金山时的场景。“数百名”中国男性挤在码头上观看这些女性上岸和接受审查的过程。她们一个个地从次等仓走向码头，这种略带挑逗式的审查流程让码头上的中国男性“兴奋到了极点”。为了让男性和女性隔离开来，旧金山不得不出动全部警力，警察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维持秩序。上岸之后，女性被带到码头的一侧搜查违禁品，审查完毕之后，警察让她们坐上手推车或马车，送往城市的不同地方。每一辆车都有一名警察负责保卫，但即便这样，华人男性仍想尽办法去抓这些女性。当华人男性试图将女性和随同的警察拉下车时，相互竞争的男性大声地争吵，有时甚至会发生打斗。直到傍晚时分，整个场面才会安静下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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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妓院买春的确是铁路华工与华人女性最粗俗的互动方式，而卖淫在中国也是肮脏不堪的边缘化活动。传教士奥蒂斯·吉布森在返回美国之前曾在中国传教10年，回美国之后也从事与华人有关的工作。他认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中国人都对“贞操”特别看重，“卖淫”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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