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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性的经历似乎没有这么悲惨，她们和买主签订契约，卖淫一段时间，比如说四年，用所得的收入来偿还债务。虽然不清楚女性在签订合同时是否自愿，有没有遭到强迫，但证据表明，一旦女性履行了合约的全部条款，她们完全可以获得自由。之前做过妓女的人甚至会变为老鸨，掌控着其他华人妓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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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美国就有这么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阿托伊，有时候她被认为是第一位赴美的华人妓女，她于1848年底到1849年初从香港赴美，当时只有20岁。她本来在中国结过婚，但是到美国之后成为一名无拘无束的妓女。据说她当时身材高挑，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魅力四射，很快就成为旧金山最漂亮、最成功的华裔交际花。几年之后，她开始举办迎合当地白人男性的西洋景，并且拥有了一家自己的妓院。据称，她从中国物色了许多年轻的姑娘来从事这一行业。她从中国购买一名女性只需40美元，支付她到美国的旅费80美元，转手就能以1000到1500美元的价格卖掉。她在当地的政治和社会领域臭名远扬，卷入法律纠纷的时候她还会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1868年，她洗尽铅华，在圣克拉拉县和自己的新任丈夫过着平静的生活。丈夫去世后，她在海湾边以卖牡蛎为生，直到1928年去世，当时距离她的100岁生日仅差3个月。阿托伊的经历是无法复制的，在美国生活的绝大多数华人妓女，她们的生活中充斥着暴力和堕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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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一方面对华裔女性卖淫感到愤怒，另一方面又对华人的性行为感到好奇，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官方经常就中国人这方面的德行展开调查，比如妓院经营的细节、白人去中国妓院“买春”的行为以及华裔女性的外貌有时候看起来就很淫荡等等。在旧金山，一位带有明显反华倾向的政治名人弗兰克·皮克斯利在听证会上公开表示，实际上，华裔妓女的数量“远远不足以维持华裔男性的健康”。“从保健的角度来看”，他表示，“华裔妓女的数量供不应求”，似乎在同情那些性欲和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华裔男性。白人记者和观察家们尤其关注华裔女性的魅力，正如他们看到的那样，阿托伊就是利用女性的魅力让白人男性为之着迷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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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赴美工作的移民以男性为主，白人观察家有时会对他们之间的同性恋行为颇感兴趣。海关负责入境检查的工作人员经常会被问及抵达旧金山的华裔男性中是否存在同性恋者。在美国参议院的一次调查中，一位刚从中国游历回来的人被问及“中国人的习惯”，甚至问到“男性之间是否存在鸡奸行为”等问题，被调查者当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在历史档案中，我们经常会发现类似奇怪的问题。[31]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特拉基的人口普查登记册上，有一位名叫阿约翰的18岁华裔男性，和3名年长的华裔妓女生活在一起，奇怪的是，他在职业一栏填写的也是“妓女”，当然了，有可能是调查人员弄错了。1870年，随着中央太平洋铁路建成，数百名华人抵达美国南部参与其他铁路的修筑工作，鉴于当地人对这群陌生的面孔感到好奇，报纸就对他们进行了报道。记者尤其注意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刚完成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筑。记者写道，“他明显打扮得更加精致，编着一条细长的辫子，用绸缎束起来，令周围的同胞相形见绌。就发型而言，他可以与任何时髦的女性媲美”。[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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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中国人卖淫和买春的报道层出不穷，但对于大多数铁路华工来说，与他们联系最密切的仍是那些留在家乡的女性。铁路华工之所以辛苦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留在家中的母亲、妻子或心仪的伴侣。他们的目标就是寄钱回家或者攒下足够的钱成家立室。结婚生子，为家族繁衍后代是他们生活的核心。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对原生家庭和未来的家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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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性认为自己有结婚的义务，作为他们的妻子，为家族繁衍后代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男性子孙。他们将继承祖先的姓氏，家中的长辈去世后，有义务为他们处理后事，举行祭祀仪式。只有生出男性继承人，生者才会心安。对于一个丈夫和他的家庭而言，妻子最大的价值就是为家族添丁进口、抚育后代。包办婚姻在中国十分常见，无论是哪个阶级，女性总是遭遇不公平甚至残酷的对待，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有个别人和妻子培养出真挚而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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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女儿不是在田间劳作就是在家纺纱织布，富家女儿虽然不愁吃穿，但却被限制在闺中。一些家庭条件稍好的汉族家庭，为了限制女子出行，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就为她们裹脚。裹脚是对女性的摧残，大脚趾和足跟留在外面，把剩余的脚趾裹在足弓下面。经过多年的束缚，成年女性的脚或许只有4寸长，足弓早已断裂。社会上的主流观念认为，拥有“三寸金莲”的女性才更有魅力，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更加性感，能够巩固自己的婚姻。一些少数民族如满族没有裹脚的习俗，客家人和其他一些出身贫困的汉家儿女也不裹脚，她们生有一双“大脚”。在加利福尼亚，你既能够看到裹脚的女人，也能看到“大脚”的女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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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证明熊华在中国或者来美国之后结过婚，不过其他铁路华工在家乡有妻子。这些女性在他们临行前或者根本不在场的情况下嫁给他们。家中的长辈希望借助婚姻关系让这些移民在外的人与家乡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以期他们有一天能够返回家乡。[34]在四邑地区普遍流行一种婚俗，拿一只山鸡代替新郎的角色，然后让新娘和山鸡拜堂成亲。这个不幸的新娘和那些真正和丈夫成亲的新娘一样，必须承担起孝敬公婆、操持家务的义务。一些嫁给铁路华工的女性甚至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到死也见不到自己的丈夫。人们称这样的女性为“金山之妻”，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寄钱回家，她在家含辛茹苦地抚育一两个孩子，最后被周围的人可怜地称为“贞洁寡妇”。有一些年轻的女性，可能刚一结婚丈夫就移民去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广为流传的民歌就讲述了她们的悲惨遭遇，比如，下面这首民歌就讲述了一位被移民美国的丈夫抛弃在家乡的年轻女性的悲惨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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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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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生飘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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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驾太平洋万里，丢侬孤枕冷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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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怕独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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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何出外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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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游历到花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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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隔程途千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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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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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华曾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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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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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腰缠归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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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唔能买青春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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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美国的华裔男性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伴侣。虽然随着时间推移，与非华裔结婚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在19世纪仍非常罕见。许多人认为，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以及在美国受到种族隔离政策的影响，华裔男性别无选择，只能同华裔女性结婚。他们认为自己最终还是要返回家乡，和家乡的女子共度余生。不过，选择移民美国的华裔女性也寥寥无几。19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北部的威弗维尔地区有一两千名华人矿工，但是只有4名华裔女性。[36]1850年，旧金山的华裔男性有4000多名，但只有7名女性。到1860年，旧金山的华裔女性增加到700多人，约占全美华裔女性的37%。即便经过10年的移民，到19世纪6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的华人中，大约95%仍是男性。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华裔男女比例是39∶1，从1850年到1924年，在全美华人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不到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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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铁路华工，至少那些有责任心的，会把他们拿命换来的钱一点地攒起来，寄给家乡的妻子和家人。然而在扣除日常开销之后，他们能寄回家的钱本来就寥寥无几，如果这个人有抽鸦片或赌博恶习的话，能够寄回家的钱就更少了。在中国的农村，他们的家也经常被土匪或盗贼盯上，因为他们认为，铁路华工寄回的金银肯定藏在家里。美国的华裔黑帮也使铁路华工能够寄回家的钱进一步减少。据报道，19世纪70年代早期，中华会馆就曾逮捕了几百名帮会成员，并把他们遣送回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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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今仍不清楚，铁路华工是如何把钱寄回家的，尤其是在移民早期。19世纪，国际银行和邮寄系统尚处于发展初期，但是好像在美华人要么自己亲自把钱带回国，要么就委托别人带回国。华商开办的公司也承接转交业务，旧金山和其他城镇的商店扮演了原始银行的角色，工人们一般把钱寄存在那里。黄金被兑换成白银，尤其是墨西哥银元，这些都是在中国广泛流通的货币。另一种降低风险的方式是在美国购买货物运送回中国，而不是托人把钱带回去。我们至今没有在中国发现美国的黄金或硬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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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往中国的汇款越来越多，汇款单和复杂的资金转账系统应运而生。许多海外华人定期给家中的父母或其他亲属汇款，有时候他们还捐款为家乡修建学校、议事厅和著名的碉楼。有些人甚至用汇来的款项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村庄。随着时间的推移，四邑地区越来越依赖这些来自北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海外华人的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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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移民海外的华人在加州以及美国各地留下印记一样，四邑地区的移民返回家乡时也把加州的风土人情带了回去。不仅铁路华工寄回家乡的金钱改变了这一地区，那些返回家乡的铁路华工带回去的外国制造的物品——有时候就是从铁路沿线购买的物品，外来词汇、新的文化要素和艺术视角以及新的行为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地区。这些都有利于四邑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浸润，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与外界产生联系的地区。从建筑样式、室内装饰到从国外带回的手工艺品、生产工具，这种影响至今在四邑地区的家庭和博物馆中仍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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