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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典不仅遭到了贵族大宗的强烈反对[148]，连“国人”也“谤王”。但厉王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止谤”，“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149]。这又违背了国家大事要“谋及卿士，谋及庶人”[150]，即源于部落时代的贵族议事会和民众大会对首领制约的传统，剥夺了国人议政的权利。于是国人暴动，“王流于彘”。但厉王确认的土地赋役制度却得到了延续，到“宣王即位”时已“不籍千亩”。对人口、赋役控制不得不采取了新的方式，宣王晚年，“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151]。正如葛剑雄指出的，“料民”是在一个地区逐人登记的新的人口调查制度[152]。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籍田制度以及“百亩一夫”的人地对应关系破坏的结果，而且，由于以族为单位的公有产权制度和基层控制体系已被打破，而新的社会组织和控制制度还没有建立，“料民”也只能由王直接组织实施，实际上也是对基层，包括个体家庭实施直接控制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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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葛剑雄认为此前周的人口调查制度（或只是一种从未实施过的理想），是根据不同身份的对象，由不同的官员分别负责登记，并根据百工人数、库房的储存和粮食的消耗等数字综合推算大致获得全部“民数”，“而大部分奴隶是不直接列入人口调查的，而是根据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及消耗的粮食来作估计的”。这也许是西周的中央机构的情况，但并不表明在诸侯的封国或在一个氏族内部不对人口进行直接控制。即便是只从葛剑雄所举的《夨簋》和《大盂鼎》来看，不仅“分类是相当严格的”[153]，统计也是严格的。一次受封赏赐的严格分类统计，实际上显示了在更多范围内严格分类统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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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3.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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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考察和讨论了以集团为单位的控制模式的产生及其在夏、商、西周的发展、变化和终结。这一时期，人类集团规模和分化的扩大，形成大集团（国家）及其从属集团，并采取了次级首领控制各自成员模式。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在国家不断向次级集团渗透的同时，家庭的私有产权逐渐取代公社的排他性公有产权，集团控制模式趋于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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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落（联盟）时期集团控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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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农业引发了人类集团规模和分化的扩大，在氏族之上形成部落、部落联盟等大（强势）集团，但由于生产力和制度成本的限制，大集团仍没有能力直接控制所有次级集团的成员，而是采取了委托次级首领控制各自成员模式。在部落、部落联盟形成以及其首领逐渐为一些家族把持后，大集团对次级集团、集团首领对集团成员的赋役要求逐渐转向强制，对首领家族甚至其家庭人口的记录也逐渐从普通集团成员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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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夏的集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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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形成了中央王朝，实现了“家天下”，出现为贵族把持的中央官僚系统，但部落方国仍是一般的基层控制、地域控制和赋役单位。在部落方国内部，首领通过“祖”、“社”登记族众、分配土地、落实赋役、赏罚族众。但族众对首领产生及其权利的行使仍然有较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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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商的集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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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维持了以集团为单位的控制模式，一些诸侯还要率全体或部分族属以“耤田”的方式完成赋役，中央控制也不断向诸侯封国内部渗透。在诸侯封国内部，分配给族属的土地与人口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公共开支仍通过族众共耕公田的收入来支付。需要集中人力时，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人口清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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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西周集团控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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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分封制一定程度改变了部落控制与地域控制合一的状况，一些部落人口被分割。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形成国、野及不同权利、义务的区分。随着金属工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个体家庭的产权能力提高，对私田的投入增加，放弃公田收入支付公共开支，改为“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田税开始从力役形态向实物形态转化并与军赋、力役分离。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产权逐渐取代公社的排他性公有产权。厉王“革典”和宣王“料民”是中央政府尝试以个体家庭作为赋役和控制单位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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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49）采用了《风俗通·皇霸》引《礼纬含文嘉》的说法，到神农时代，相当于历史上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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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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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半坡、横阵、庙底沟等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一些有别于按一定规则葬入公共墓地而埋在规整袋形灰坑中的死者，可能是对氏族成员中凶死者或违犯氏族禁忌死者的一种处理方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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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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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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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Boserup，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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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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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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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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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语·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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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语·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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