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03132
1703203133
西晋还承袭和发展了官员按品占田、荫人的制度[394]，“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九品十顷；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但世家大族并未因此减少对人口、土地的占有，王戎“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亲人，其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限制“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395]。
1703203134
1703203135
在曹魏恢复太学招收一般官员及庶民子弟基础上，司马炎建国子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也曾“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还有卖官“钱入私门”。但更主要的是在“制九品官人之法”的基础上实行了“二品系资”，即在“德”、“才”二品之上增加了功劳和资历，后扩大到门资、世资，造成二品与较高官位之间的循环，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的状况。但惠帝时也“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出身“兵家子”的刘卞、祖父为“苍头”的熊远、“出自寒素”的陈頵、“门寒微”的李含、“早孤贫”被轻为“小人”的陶侃等因此进入五品以上甚至一品高官[396]。这时仍是官位而不完全是血统决定士庶的区别，士庶之间也可通婚，司徒王浑子驸马、待中王济，见一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济母、曹魏三公钟繇之孙钟琰也认为“诚是才者，其地可遗”[397]。
1703203136
1703203137
4.2.1.3 东晋和南朝的户籍制度
1703203138
1703203139
4.2.1.3.1 东晋的户籍制度
1703203140
1703203141
从“八王之乱”起，“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关中十余万人流入汉川，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流入颍川、汝南、南阳、河南，益州流入荆湘的也有数万家[398]。永嘉之乱后，五胡十六国相互征伐，中原地区大批流民逃往江南，部分涌至辽东半岛、河西走廊。在混乱情况下，侨州郡县成为管理流民的地方行政机构。如前燕在辽河流域为冀州、豫州、渤海和吴人设置的冀阳郡、成周郡和兴集县、吴县等。西晋都城洛阳陷落后，凉州刺史张轨也在河西走廊设武兴郡、晋兴郡安置秦雍流民。北方的战乱也使北魏在江淮，东魏、北齐在晋北，西魏、北周在渭水上游先后侨置州郡县。
1703203142
1703203143
司马睿称帝后，在建康侨立怀德县安置琅邪侨民，成帝在江乘县内立琅邪侨郡（称南琅邪郡）并有侨县临沂。后又将南下流民集中到沿长江中下游和汉水两岸一些军事要地周围，大致侨置十一州、七十七郡、一百九十八县[399]。同时，为南迁侨民设置了临时性“白籍”[400]。户籍本“无黄、白之别”，“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不以黄籍籍之，而以白籍，以别于江左旧来土著者也”，由于侨居人口没有土地，也“不修闾伍之法，不在考课之科”[401]。但侨置郡县的增加，造成了郡县和户籍制度的混乱，所谓“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版籍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计”。不承担赋役的侨人的增多和长期化，还加重了南方土著居民的负担，减少了统治者的收益。
1703203144
1703203145
在北方和江南势族扶持下建立的东晋，对势族作出更多让步。政治上，门阀制与任子制结合，形成完全以血统区别门阀的“门地二品”，使高门甲族长期把持高级官职，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402]。但门阀地位也会因形成时间、功绩而不同，如第一流高门中太原王述不愿与稍晚的桓氏联姻，更晚的谢氏被讥为“新出门户”[403]。经济上，因“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404]，元帝恢复曹魏的“给客制度”，由大姓“条名上有司”[405]确认，“客皆注家籍”[406]，并通过“检户”限制大姓荫庇人口。因此“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成了解决“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的为政之先。山遐为余姚令，“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庾冰辅政时，“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407]。
1703203146
1703203147
“八王之乱”中，长沙王为弥补军力在京城“发奴助兵”；东晋在丧失了军队和旧有兵户后，还将“威令不能及”的亡户“皆以补兵”，“料出无名万人以充军”。奴客、兵户成为国家与士庶地主争夺人口的对象，元帝“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康帝初，“庾翼北征石季龙，大发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翟）汤所调。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令编户为百姓”；司马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另外，“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形成“送故之格”。国家兵户变为私家奴隶后成为主人的资产并记入资簿，如“有司簿阅崇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国家仅有名义上控制权，如华“表有赐客在鬲，使（华）廙因县令袁毅录名三客，各代以奴”。东晋还恢复谪兵制度，但本“不相袭代”谪兵，往往“辱及累世”[408]，或“举户从役”[409]，或“移其家以实都邑”[410]，东汉以来依附于将帅的部曲私兵的地位和构成进一步卑贱化。
1703203148
1703203149
成帝咸和二年，在政权基本稳固后东晋进行了第一次“土断”[411]，取消了白籍，安置了大量“不乐州县编户者”和“无贯之人”[412]，改变了“客寓流离，名籍不立”的状况[413]，形成了“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户籍，“以至于宋”仍之“谓之‘晋籍’”[414]。咸康七年，再次“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以后几次土断的主要目的已成核查隐户。哀帝时，桓温“大阅人户，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规定“不得藏户”，司马“玄匿五户，……收付廷尉”；简文帝时，会稽内史王彪之“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415]。但由于南北政权和权臣藩镇间的相互征伐，脱籍流民不断，南朝土断仍不时进行。萧齐初，吕安国“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416]；天嘉元年，陈文帝令“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417]。
1703203150
1703203151
东晋的赋役年龄为“男女年十六岁已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较西晋略轻，“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的规定成为北朝及隋役期开端，此外“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418]。成帝取消白籍的同时，统一实行了一亩三升的度田收租和“结评百姓家赀”、九品相通输入于官的户调；废除了王公贵族免税及荫亲特权，但仍得免役。孝武帝时改行口税，“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419]，在减税的同时免除服役者的口税，农村与军队得到进一步稳定。
1703203152
1703203153
但淝水之战后，北方压力减轻，东晋反而“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420]；恢复了西晋的丁税，“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421]；取消了服役者免调，“举召役调，皆相资须”，因此“百姓单贫，役调深刻”[422]。高门甲族也进一步腐朽，但鄙薄武事、吏事，反而使次门、役门甚至兵户、吏家获得一些政治发展的机会。由于“官分清浊之制”，清官只能从士族铨选，浊官威胁不到高门甲族的核心利益。“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423]，第一流高门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424]；庶人也可凭才干得官，但在户籍上无法升为士人；役门入仕至九品以上，在职可荫三族，但去职后不能再免徭役。
1703203154
1703203155
4.2.1.3.2 南朝户籍制度
1703203156
1703203157
到刘裕当政时，“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对户口荫附打击成为南朝门阀世族由升转降的转折。宋齐以后，王朝更替使原为低级士族的彭城刘氏、兰陵萧氏上升为统治者。出于限制门阀大族的需要，又多以“寒人掌机要”，寒门庶族以“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孝武帝时，“少卖葛于山阴市”的戴法兴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被称为“真天子”[425]。
1703203158
1703203159
在地方，“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426]。典签职位虽低，但“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427]，甚至诸王“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428]。典签制度由宋延续至齐，但并未终止朝廷与地方的矛盾和皇室内部对皇位的争夺，以至宋、齐两代均以皇室相残而使萧道成、萧衍得利。为限制地方官吏，宋文帝规定郡守、县令任期六年，但有的刺史在任达十余年。孝武帝时，三年一任的制度得到较严格的执行，但地方官又失去了长期打算，“宋之善政于是乎衰”。此后皇帝括钱心切，规定刺史任满要缴纳“献奉”钱[429]，任期越短，皇帝得钱越多。
1703203160
1703203161
刘宋恢复了基层控制制度，“修闾伍之法”，“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五有什，什长主之”[430]。对结聚山泽的流民，或“率千人讨之”，悉出“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或“招其魁帅，厚加抚接，谕以祸福，旬月之间，襁负而至”[431]。文帝还把役龄从“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改为“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并延续到齐，以三五发丁的方式征发“三五门（役门）”，即“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432]。提供其他劳役的还有一些世袭职业化人口，如承袭魏晋吏户的“吏姓寒人”[433]，“贫者但供吏”[434]；在多山泽的地区，“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435]，服役者“坐违期不至”，罪当死[436]。还要求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把劝农效果与官吏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形成“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的元嘉之治[437]。
1703203162
1703203163
孝武帝时，改东晋后期租调九品相通为以户为单位的赀税，“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438]，以“调粟、调帛与杂调”三调形式[439]，“一年三输公调”；对官吏使用力役也有一定限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440]，社会下层负担减轻；权利也得到一定保障，张融鞭杖“干钱敬道五十”被免官[441]；谪兵也“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442]。
1703203164
1703203165
但制度很难得到完整执行，益宁二州刺史萧惠开由水路回建康，舟力达二三百人[443]；“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但“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会稽太守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一些大族也未受到王朝更迭的影响，东晋“世宰相，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的谢家，刘宋时仍“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而且“士庶之际，实自天隔”[444]，刘宋时士族与杂户通婚“皆补将吏”[445]。宋文帝“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第一高门琅邪王氏吏部尚书王球“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446]。南齐时，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遭免“所居官，禁锢终身”[447]；公孙表之孙堂兄弟邃、叡，因各自母亲“地望县隔”，“便有士庶之异”。因此，姻亲的选择事关重大，“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448]，“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449]。
1703203166
1703203167
但寒人、役门靠吏事、军功升至较高官位可依法将户籍改为士族，如连续几代保持高官也可升为次门或高门，如刘宋时宗越，东晋时由“南阳次门”改定为“役门”，虽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领台队”，也只能启文帝“求复次门”[450]。文帝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因军功封侯至护军将军，虽连续几代高官升为高门，其曾孙到溉为吏部尚书仍遭鄙夷“尚有余臭”[451]。能够免赋、“百役不及”[452]的仍只是包括无官爵、“无奴之室”的所有士族，庶族即使是官吏也不能免赋役。但个别免税规定也扩大到了在职官吏和士兵，如整个南朝均规定“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453]。
1703203168
1703203169
身份等级的隔离和各种户类权利地位的差异，迫使人们通过篡改户籍来改变自身的身份和权利。到宋文帝末，“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余悉暂征行”[454]，役门出仕九品以上官员的荫族权受到了压缩，增损籍状大量出现，所谓“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455]；“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456]。
1703203170
1703203171
南齐大致沿袭了刘宋的税赋模式，也是“围桑度田”[457]、“围桑品屋，以准赀课”。高帝初，针对“改注籍状，诈入士流”，“盗易年月，增损三状”，“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吏役”，“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等情况，“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进行户籍整理，规定不实者“一听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必令明洗，然后上州”，“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但“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的办法，又导致了“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推却，以充程限”[458]，而“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459]。由于规定“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460]。武帝时，不得不改为“既往之愆，不足追究。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461]，宣告检籍失败。
1703203172
1703203173
役法上，明帝以后，“细作、中署、材官、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462]，官府工匠可以轮番休假。到东昏侯时，“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扬、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民众为逃役“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多诈注疾病”，“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而“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463]。
1703203174
1703203175
梁武帝总结宋、齐经验进行了广泛的变革，将魏晋以来的官品九品改为十八班[464]，“留意谱牒，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465]，从制度上混淆高级、低级士族的界线。但任子制仍盛行，陈朝还专置“任子馆”，卖官也更加严重，以“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466]。同时，“正户籍”和控制人口荫庇，还一度将“三调”中的调帛改为“计丁为布”。役法上，“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467]，在官府手工业实行了雇佣制度。到陈时，官府仍拥有“巧手于役死亡及与老疾，不劳订补”[468]。
1703203176
1703203177
还需注意的是，南朝的赀税已不再采取实物形式，而是“折课市取”[469]。“台府所需，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皇帝赏赐的物品也从市场购买，“敕令给赐，悉仰交市”[470]，南朝商品经济进一步走向发达。因此，南朝也“崇关廛之税”[471]。南齐萧嶷还以市税重滥，“更定樢格（税牌），以税还民”[472]。市税中“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473]。关津税中有埭、桁、渡、津税。埭税是在风涛迅险、人力不济之处立牛埭，出租官牛，以助民运收取的牛埭税。后来的监领者“禁止别道通行，或力周而犹逼责租牛”[474]，遂成民病。津税“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475]。桁（浮桥）、渡之税，开始也是济急利物，“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476]。
1703203178
1703203179
此外，南朝还有对蛮族和俚族征收的“赕物”，起初“赕”是“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的赎罪金[477]，后逐渐变为“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的税赋[478]。还有专门对官吏征收的修城钱，“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只是在宋齐时期一度停收[479]。
1703203180
[
上一页 ]
[ :1.70320313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