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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后期学校和察举开始容纳寒人，一些官职可不经学校或察举而由白衣通过考试取得。孝明帝时，“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温）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官职升迁也可由考试取得，“遇尚书省选右丞，预选者皆射策”，中书郎宇文忠之入试获丞职。北魏也有“纳货用官”，元晖任时“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受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北魏末，孝闵帝还“诏天下有德孝仁贤忠义志信者”，“不应召者以不敬论”。此外，北朝还有“客例起家”，专置客馆以招徕四方，蒋少游“因工艺自达”[516]，北周时赵遐以医术入仕[517]。但太和改制后，武官的选举归吏部执掌[518]，改变了魏晋以来例由护军将军掌管的情况[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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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战乱，货币经济衰退，北魏赋税仍“唯受谷帛之输”[520]，对伎作户、绫罗户等“杂户”也有较严格控制，并按奴隶皆“着之丹书”的传统，“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521]。伎作户主要是以金银为主的官府手工工匠。北魏严禁私养工匠，“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对以丝绸纺织为主的“绫罗户”，“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縠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属守宰，发赋轻易，民多私附，户口错乱，不可检括。洛奏议罢之，一属郡县”。但因为有官府用绢布为酬，雇百姓车牛运输租调的记载，可能存在以绢布代役。随着北方的统一，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孝文帝“太和五铢”通行后，工商业也有所发展，魏明帝时开始实行市税和店舍税，市税“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522]。北齐后主时，“立关市邸店之税”，北周孝闵帝一度废除了市门税，但到宣帝时又恢复入市之税[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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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魏分裂以后，由六镇和洛阳鲜卑组成的“六坊之众”多归高欢治下的东魏。高欢在“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524]，保持了鲜卑部族兵制。同时授“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凡获逃户六十余万”[525]。高洋称帝后，北齐实行了均田制和十家为邻比、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的基层控制制度。均田制规定桑、麻田为永业田，可传世买卖，露田也可买卖。在赋法上，“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斗”，重于北魏。但在“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役法大致延续北魏，“男子年十八已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八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526]，但没有半夫田和八十免一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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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洋时，“多所创革……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以后“国用转屈，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租调运输也“皆依贫富为三枭。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527]，大致是北魏的“租输三等九品之制”。番役也延续了北魏“三十五日罢”或“四十日罢”[528]的做法。对“自一品以下，至于流外勋品，各给事力”，地方事力以“白直”充当[529]。工匠开始也仍为官府控制，高欢时官员毕义云“坐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器物，乃被禁止”；天保初，高洋“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高湛时又“诸寺署所绾杂保（役）户姓高者，天保之初虽有优敕，权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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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六镇鲜卑贵族起家的高氏，也试图争取汉族门阀世族的支持；高澄为代魏，废除了论资排辈的“年劳之制”，但北齐始终奉行民族歧视政策。也没能够阻止土地兼并和对人口赋役的分割，“露田虽复不听买卖，买卖亦无重责。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至春困急，轻致藏走”；“河渚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531]；“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户口租调十亡六七”[532]。北齐后期，政治更为腐败昏暗，“卖官鬻狱，聚敛无厌，每一赐与，动倾府藏……杀生予夺，唯意所欲”[533]，朝中汉人世族的地位更加低下，民族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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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宇文泰控制的西魏，由于“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534]，不得不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宇文泰依周礼改定官制，加强了集权，“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慎”[535]。同时，把大批地方豪右武装纳入按鲜卑八部旧制建立的府兵系统，“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536]，“以望族兼领乡兵”[537]，并以此控制地方。又通过对已采用汉姓或本是汉族的将领、士兵赐给鲜卑复姓，“撰谱录，记其所承”[538]的办法，建立将领与士兵的“宗族血缘关系”，恢复传统的部落兵制。开始府兵数量有限，且“自相督率，不编户贯”[539]，因而兵农分离。大统年间，宇文泰采取了汉族的集兵制，“籍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基本上维持兵农合一，减少了军费支出，改变了魏晋以来的兵户制度。但这时“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540]，仍保持军资自筹的制度，后期才“甲槊、戈、弩，并资官给”[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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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宇文泰对赋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赋税上，“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较北魏、北齐都重，但“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在役法上，把西魏大统时九岁以下男为小、十岁至十七岁为中、十八岁至六十四岁为丁、六十五岁以上为老，调整为“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且“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其人有年过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542]。但宇文护时，劳役与兵役是“八丁兵”制，即八番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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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地、赋役制度的变化相衔接，西魏时形成了一套新的户籍制度，苏“绰始制文案程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543]。户籍则完整记载了户主及家庭成员的姓名、生年、年龄、官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死亡、出嫁情况，奴婢的姓名、性别、年龄以及牛的颜色和大小；与均田制度结合，记载了授田丁男、丁妻、丁婢的口数，应授、未授及授麻田、正田、园宅数量及授田各段的亩数、方位及四至；与赋役制度的结合，记载了课户、不课户和上、中、下户等及丁、中、老、小、黄的划分，全家并良、贱、牛应纳租、布、麻数量。土地、奴、牛列入户籍后，资簿即被取消[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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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代西魏后，周武帝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扩大征兵范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同时，将番役改为“十二丁兵”即十二番役，是原来丰年才执行的“率岁一月役”，而“匠则六番”。对人口土地和赋役的分割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丁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灭齐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545]，并将灭梁、齐的过程中大量被“掠为奴婢者”及“良人没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但“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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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对人口、土地和赋役的分割也特别突出。统治者首先是看中了佛教服务统治的作用，后赵石虎认为“朕出自边戍，……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547]。北魏“仍令沙门敷导居俗”[548]；南朝也认为“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传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千亿则仁人百万”，“此明昭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549]。为推广佛教，统治者往往以大量土地、金钱、人户供养寺院和上层僧侣。宋明帝以僧瑾为“天下僧主”，给“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冬夏四时赐并车舆、吏力”。齐高帝对沙门玄畅“敕蠲百户以充俸给”[550]。梁武帝施大爱敬寺良田八十顷，施阿育王寺钱一千万为基业[551]。陈宣帝“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给薪水”给天台寺[552]；南燕主以二县租税给神通寺[553]。北魏规定“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又以“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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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治者带动下，富家布施“糜费巨亿而不吝”，民众也大量投身佛教。后赵百姓“多奉佛，皆营造寺院，相竞出家”[555]。北魏全盛时人口五百万户，而魏末僧尼就有二百万人[556]。北齐、北周编户民有二千万和九百万，僧尼达三百万和二百万[557]。梁武帝时，僧尼之外，“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558]。除战乱时期对“来世”追求和精神安慰外，民众更看重寺院的免役免税特权。因此“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559]，造成政府租税收入大减，北齐文宣帝时“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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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还大肆猎取土地财产，北魏时“天下州镇僧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561]；僧众“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562]；“本期济施”的僧祇粟变成了高利贷，“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下层僧众和附民受到役使和压榨，北魏门统昙曜“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任情役使致使“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北魏后期接连出现僧众暴动，“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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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对人口赋役的分割引起了统治者的担忧。梁武帝规定“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564]。北魏文成帝规定“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孝文帝规定“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太武帝先禁私养沙门、师巫，又令“沙门无少长悉坑之”[565]。北周武帝为“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566]，“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567]，使“国境僧道反俗者二百余万”[568]；灭齐后尽废齐境佛教，“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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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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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4.3 隋到唐前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最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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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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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隋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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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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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废北周六官制，确立了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及吏、礼、兵、都官、度支、工六部，后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但总体上还是“朝之众务，总归于台阁，尚书省事无不总”，尚书左仆射“论者以为真宰相”。皇帝伯叔昆弟皇子为亲王，无封土，封食由朝廷供给。见于“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杨坚“存要去闲，并小为大”，改齐周以来州、郡、县三级为州（炀帝时又改郡）、县两级，节约了成本，减少了代理人的层级和藩镇挑战统治者的可能。承袭北魏三长制，畿内设“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后又“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570]，完善了基层控制体系，提高了基层代理人出现代理风险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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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杨坚“不欲权分，罢州郡之辟，废乡里之举，内外一命”[571]，废除了州郡自辟佐吏和九品中正制，在南北朝后期寒门入仕的基础上，创立了科举制，从地方豪强和士族手中夺回选拔人才的权力，缓和政治矛盾。但刚开始的科举制仍残留着大量选举制的痕迹，特别是隋朝的短暂，使科举制在社会管理的专业化等方面的效益还未及发挥，显示了制度收益的延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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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士族门阀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杨坚出身关中望族、西魏和北周的藩镇世家，本人又是周宣帝、静帝的外戚，对杨坚“有佐命之功”的也主要是士族大姓。门第观念也继续发挥着社会影响，杨坚、杨素分别以虏姓士族首望元孝矩和汉族大姓的崔儦“重其门地，娶其女为”子妻[572]。隋末农民战乱中，一些士族因内部斗争和农民战争遭受打击；一些则由于李密、窦建德、李渊等的笼络而得以延续。董景珍起义时认为自己“素寒贱，不为众所服”，而推荐“罗川令萧铣，梁室之后，宽仁大度，请奉之以从众望”[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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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的教训，两次将齐周法律修订为《开皇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裂之法。其流徙之罪皆减从轻”，还允许“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但凡在八议（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之科的皇亲国戚、勋臣及七品以上官员犯罪可“例减一等”；九品以上官员犯罪可铜赎罪[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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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土地、户籍和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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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定民众，获得收入，杨坚承北周推行了均田制和租调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开皇十年，隋完成统一，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且战死士兵的土地不收回。十二年，针对“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的问题，又“发使四出，均天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但王族和官吏“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永业田可世袭和买卖；“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575]。而且作为官员俸禄的一部分的“职分田”和作官署的办公支出的“公廨田”（出贷经商，弥补官府支出和官禄的公廨本钱）虽与北魏“更代相付”即离职后交传后任的要求一样，但会促使在职官员扩大对土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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