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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之外，在边境地区也有军民屯田，文帝时，“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炀帝时，“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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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调包括“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赋役年龄“男女三岁已下为黄，十岁已下为小，十七已下为中，十八已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开皇三年，“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疋为二丈”，调减至北魏以来的一半；赋役年龄从北魏十五岁、北齐和北周的十八岁改为二十一岁，进一步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同时，“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使朝廷收入几乎完全仰赖于租、庸、调。简明的赋税制度减少了征收和监督成本，也为“输籍定样”提供了条件。开皇十年，“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577]，为后世徭役的庸化打下了基础，但还只是对老年的“怜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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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壮丁诈老诈小逃避赋役的“疲敝”及世家大族荫庇大量“浮客”，使国家编户和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推行了按户籍登记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的“大索貌阅”、强制分家的“析籍”和依家产定额以统一格式登记税额的“输籍定样”。地方官也积极括户，如乞伏慧在曹州括户“得户数万”，在齐州“得隐户数千”[578]。但由于妇人、奴婢半授田出赋，隐丁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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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以二十二成丁”，进一步放宽了赋役年龄，并“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也停止对他们的授田。同时，又“开相纠之科”，“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地方“亡失户口”官吏要“竟坐免官”[579]等规定，“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减轻之征”，大量依附民“悉自归于编户”[580]。炀帝大业二年人口达到八百九十多万户，较开皇九年增加四百余万户[581]，个体家庭经济重新取代了庄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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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授田与赋役主要以人丁为本，“大索貌阅”、“相纠之科”和“计账”需注明“进丁”和“新附口”数，葛剑雄认为应更重视“丁”，但“给禄制”即“官人禄力”，“役力理出所部”，并“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582]，“势必使地方官员对增户的关心超过对口的关心”[583]，且还有按户等征收的义仓粮，“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升”[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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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制度规定的徭役较北周减少三分之一，但文帝、炀帝先后大修长城、开运河、修驰道、筑宫苑、伐高丽，滥征徭役兵役，使民众“皆惧罪亡命”，“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疆场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加上大业七年漂没山东、河南四十余郡的大洪水，对社会经济和人口造成极大破坏，“百姓困穷，财力具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585]，在最低的生存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出现了全国性的大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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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筑长城、修驰道等有军事战略的需要，建东都、开运河等客观上适应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长江下游的趋势。但在传统农业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巨大的非生产民力投入必然导致农业的停滞。而且公共工程收益长期性与投入一次性的矛盾，完全超出了社会承载力，使得隋还未得到收益就已支撑不起巨大的成本，更何况许多工程仅是为了满足帝王的游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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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唐前期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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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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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沿袭三省六部制，六部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三省长官兼为相，但尚书省长官权集决策和执行，地位最高。高宗武后时，设“北门学士”，“以分宰相之权”。中宗时，本为皇帝幕僚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加衔。开元后，事务繁杂，“宰相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586]；又设翰林学士院，“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587]；因事设置的巡察、转运、盐铁、租庸等使差不断扩大，以致“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虞水不管山川，金仓不司钱谷”[588]；宦官势力扩大，“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监军则权过节度”[589]，“宦官之盛自此始”[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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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为州、县两级，太宗初袭隋中枢驻外道行台，设以监察性质的道[591]。少数民族地区设都护府及所属羁縻州，保留各族原有统治机构，派官参治或监临[592]。县下为乡里，贞观时乡“置长一人，佐二人”，后只设耆老，里设正。城内分坊、郊外为村，均设正，其下“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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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高祖时仿隋制设置军府和各道府兵。太宗时，中央设十六卫直属皇帝，各地改设折冲府，以卫统府。出征时皇帝任命将领，兵部将诏令与符契一并下发折冲府或州郡发兵。睿宗时，沿边各地设节度使。节度使从掌兵权开始，逐步控制了政权、财权。为拉拢部下，“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不断向朝廷求官要禄，“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594]，边防经费由开元初每年两百万贯，增加到一千四五百万贯；北方八个节度使中，范阳等三镇节度使为安禄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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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隋末弊政，强调“用法务在宽简”[595]。唐初，“采定《开皇律》行之”，但“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要求“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执法之官，缘此舞弄。宜更刊定，务使易知”[596]；“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597]，“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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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士族仍强大，李唐“创业君臣，俱是贵族”[599]。为笼络士族，一度“依周、齐旧制”[600]，维持了九品中正制。但为打破世族豪门和地方官员垄断选举权，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601]，“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602]，并迅速把科举定为“岁举之常选”[603]。除“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外[604]，几乎“任何人只要埋头读书，就有资格应考”[605]。针对一些“新官之辈”，“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太宗定“天下嫁女受财”数，甚至令“凡七姓十一家”高名大姓“不得自为婚姻”，“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606]，还以“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修《氏族志》[607]，形成“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的新谱系。武则天时，修改《氏族志》，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608]。中宗复辟再修《氏族志》，玄宗时修成，“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609]，士族阀第逐步和官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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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隋科举与学校共同培养人才的方式，学校包括国子监及所属学校、贵族学校、中央机构附设技术学校及地方州县儒学。国子监所属有国子学、太学及广文、四门、律、书、算学。国子学收三品以上、太学收五品以上官子孙，广文馆收报考进士的国子学生，四门学收七品以上、侯伯子男之子及庶人子弟中的俊秀者，律学、书学收八品以下及庶人子弟，算学收七品以下及庶人子弟。门下省所属弘文馆，东京崇文馆收皇帝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京官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以上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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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每年一次，科目繁多。凡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为秀才，通三经以上为明经，明娴时务、精熟一经为进士。贞观中，被推荐应试而未取中的要处分州长官，秀才科由于无人应试而废绝。进士百取一二，明经十取一[610]。校内考试合格的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和州县儒学生徒，可直接参加尚书省“省试”；“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611]。“省试”取中者经吏部“释褐试”任官，但技术学校毕业可直接任技术官。科举之外，还有制举、辟召、荐举、门荫等。武则天时，创殿试和武科，开自举，凡“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以致卖饼为业的文盲侯思止等也做了侍御史，“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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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土地、户籍和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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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动乱后，土地荒芜，国家控制的人口“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613]，仅为隋炀帝时的22%和33%。特别是隋末主战场的“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两淮之间，则鞠为茂草”[614]，成为唐初最大的宽乡。为增加人口，唐初“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615]，“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616]；并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奖励能使“婚姻及时”、“户口增多”的地方官[617]。还以数年免役招抚流出边外的人口，用金帛赎回被掳掠的人口，招徕、收降甚至劫掠突厥、党项、羌等各族人口充实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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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基本延续了隋的均田制，贵族官吏除依爵勋、品阶和官职获得远大于普通农民的永业田外，还有职分田与公廨田，且免课役。允许工商业者在宽乡减半授田，实际承认了工商业者可兼地主，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妇人除寡妻妾和户主外一般不授田，降低妇女经济地位，只是由于魏晋以来受北方游牧民族习俗影响，封建礼法限制少特别是较开放和自由的婚姻制度[618]，缓解了妇女地位的下降。奴婢不授田，限制了因占有奴婢而占有土地，但不授田者不承担赋役，又可能扩大对奴婢的占有。男女僧道分别授田三十亩和二十亩，使寺院占有一定田亩，如太宗赐少林寺柏谷坞庄四十顷土地[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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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租庸调承袭北朝和隋的户调制，以“人丁为本”和“庸”的制度化为特点[620]。但“人丁为本”并不完全，如岭南诸州的租以户为单位，“纳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621]。正役二十天，输庸代役从隋“五十以上”全面推开。由于役的根本性，按绢布代役，一天合绢三尺，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免租调的规定，以贞观十年“一匹绢可换粟十余石”计，庸远超过租粟二石和调绢（或绫、絁）二丈、绵二两的总和[622]，使庸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收入，但庸的制度化使农民可以有更多时间投入土地。正役之外，还有“修筑池城，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的杂役，负担也不平衡。当然，如遭受水、旱、虫蝗等，也会按灾害程度免租、免租调、租庸调全免[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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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庸调以外，唐还袭隋，强制民间设备荒的义仓，太宗时自王公以下亩纳二升[624]。唐初“文武官给禄”[625]，有禄米和料钱（官俸外的津贴）。后官俸改以税户钱支出。税户钱“以钱输税而不以谷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626]，自王公以下依户等征收（武德九年由三等改九等），具有资产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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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田，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使无地、少地农民优先得到了土地。唐律对土地兼并也有限制，如超授田限额占田、官员侵夺私田要受笞、杖[627]；卖地者不授田；除在远处服役或任职无人守业，田地不得赁典；土地买卖须报官除附，否则“财没不追，地还本主”，但也规定狭乡买地可按宽乡授额，“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628]，由狭乡迁往宽乡、为买住宅和邸店等时可卖口分田，官员永业和赐田可自由出卖。土地买卖的放宽，也就为均田制的败坏埋下了伏笔。一些地方也将括出富家的“籍外占田”分给无地或少地贫户[629]，但均田“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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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和土地不平衡，虽然“狭乡新授者，减宽乡口分之半”，但人口迅速扩大使土地回流远小于授出，太宗时即发现灵口每丁才授田三十亩[631]，很多地方授田不足。为鼓励狭乡迁往宽乡和开荒，规定迁居一千、五百、三百里外免课三年、二年、一年；开荒达到授田标准后，有剩土可多垦；土地荒芜，户主或州县官都要受罚。移民开荒还使原先的一些宽乡新置了州县，如贞观时南州的夜郎县、丽皇县等，但“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民，贯不可改”[632]。统一的环境，特别是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唐初人口逐年增长，经济迅速繁荣。太宗时，出现“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633]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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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以后的朝廷变乱，削弱了制度执行，土地兼并扩大。高宗时，大商人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634]；武后、中宗时，太平公主“田园遍于近甸膏腆”。由于武则天的推崇，“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635]。同时，人口增加加剧了授田不足，由于“应退应授之人，对共给授”[636]，整块退田可能被分成若干份，如开元四年，西州江义宣一户应授田九十一亩，实授十三亩八十步，不足规定的十分之一，且分成八段，其中一段在城东六十里，一段在城西三里[637]。土地的零碎和分散，加大了生产成本，土地对换、买卖也就不可避免[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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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高宗重申“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639]。武后时，针对“天下户口，亡逃过半”[640]，提出“逃人有绝家去乡，离本失业，必乐所住，情不愿还，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承认了佃户、佣工等，但实际采取了“殷富者令还，贫弱者令住”的办法[641]。玄宗废王公征收封户租调的制度，转由朝廷定额供给；令伪妄僧尼者还俗，“蠲徭役者给蠲符”。由于“天下户未尝升降”，开元九年又“括籍外羡田、逃户”[642]，“准令式合所在编户情愿住者，即附入簿籍，差科赋敛于附入令式，仍与本贯计会停征。若情愿归贯及据令式不合附者”，“容至秋收后递还。情愿即还者，听待本乡讫免今年赋租课役”[643]，有土地的客户的合法性，核定了户籍、赋役，所谓“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644]，实际上是“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岁终，籍钱数百万缗”，部分无田者以新括土地进行安置，但有的“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开元二十二年，为增加人口，“诏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645]；又令“天下逃户，所在特听归首”，“其本贯旧有产业者，一切令还。若先无者，具户数奏闻，当别有处分”[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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