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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地、赋役制度的变化相衔接，西魏时形成了一套新的户籍制度，苏“绰始制文案程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543]。户籍则完整记载了户主及家庭成员的姓名、生年、年龄、官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死亡、出嫁情况，奴婢的姓名、性别、年龄以及牛的颜色和大小；与均田制度结合，记载了授田丁男、丁妻、丁婢的口数，应授、未授及授麻田、正田、园宅数量及授田各段的亩数、方位及四至；与赋役制度的结合，记载了课户、不课户和上、中、下户等及丁、中、老、小、黄的划分，全家并良、贱、牛应纳租、布、麻数量。土地、奴、牛列入户籍后，资簿即被取消[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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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代西魏后，周武帝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扩大征兵范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同时，将番役改为“十二丁兵”即十二番役，是原来丰年才执行的“率岁一月役”，而“匠则六番”。对人口土地和赋役的分割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丁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灭齐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545]，并将灭梁、齐的过程中大量被“掠为奴婢者”及“良人没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但“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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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对人口、土地和赋役的分割也特别突出。统治者首先是看中了佛教服务统治的作用，后赵石虎认为“朕出自边戍，……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547]。北魏“仍令沙门敷导居俗”[548]；南朝也认为“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传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千亿则仁人百万”，“此明昭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549]。为推广佛教，统治者往往以大量土地、金钱、人户供养寺院和上层僧侣。宋明帝以僧瑾为“天下僧主”，给“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冬夏四时赐并车舆、吏力”。齐高帝对沙门玄畅“敕蠲百户以充俸给”[550]。梁武帝施大爱敬寺良田八十顷，施阿育王寺钱一千万为基业[551]。陈宣帝“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给薪水”给天台寺[552]；南燕主以二县租税给神通寺[553]。北魏规定“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又以“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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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治者带动下，富家布施“糜费巨亿而不吝”，民众也大量投身佛教。后赵百姓“多奉佛，皆营造寺院，相竞出家”[555]。北魏全盛时人口五百万户，而魏末僧尼就有二百万人[556]。北齐、北周编户民有二千万和九百万，僧尼达三百万和二百万[557]。梁武帝时，僧尼之外，“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558]。除战乱时期对“来世”追求和精神安慰外，民众更看重寺院的免役免税特权。因此“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559]，造成政府租税收入大减，北齐文宣帝时“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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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还大肆猎取土地财产，北魏时“天下州镇僧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561]；僧众“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562]；“本期济施”的僧祇粟变成了高利贷，“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下层僧众和附民受到役使和压榨，北魏门统昙曜“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任情役使致使“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北魏后期接连出现僧众暴动，“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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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对人口赋役的分割引起了统治者的担忧。梁武帝规定“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564]。北魏文成帝规定“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孝文帝规定“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太武帝先禁私养沙门、师巫，又令“沙门无少长悉坑之”[565]。北周武帝为“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566]，“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567]，使“国境僧道反俗者二百余万”[568]；灭齐后尽废齐境佛教，“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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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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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4.3 隋到唐前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最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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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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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隋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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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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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废北周六官制，确立了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及吏、礼、兵、都官、度支、工六部，后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但总体上还是“朝之众务，总归于台阁，尚书省事无不总”，尚书左仆射“论者以为真宰相”。皇帝伯叔昆弟皇子为亲王，无封土，封食由朝廷供给。见于“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杨坚“存要去闲，并小为大”，改齐周以来州、郡、县三级为州（炀帝时又改郡）、县两级，节约了成本，减少了代理人的层级和藩镇挑战统治者的可能。承袭北魏三长制，畿内设“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后又“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570]，完善了基层控制体系，提高了基层代理人出现代理风险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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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杨坚“不欲权分，罢州郡之辟，废乡里之举，内外一命”[571]，废除了州郡自辟佐吏和九品中正制，在南北朝后期寒门入仕的基础上，创立了科举制，从地方豪强和士族手中夺回选拔人才的权力，缓和政治矛盾。但刚开始的科举制仍残留着大量选举制的痕迹，特别是隋朝的短暂，使科举制在社会管理的专业化等方面的效益还未及发挥，显示了制度收益的延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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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士族门阀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杨坚出身关中望族、西魏和北周的藩镇世家，本人又是周宣帝、静帝的外戚，对杨坚“有佐命之功”的也主要是士族大姓。门第观念也继续发挥着社会影响，杨坚、杨素分别以虏姓士族首望元孝矩和汉族大姓的崔儦“重其门地，娶其女为”子妻[572]。隋末农民战乱中，一些士族因内部斗争和农民战争遭受打击；一些则由于李密、窦建德、李渊等的笼络而得以延续。董景珍起义时认为自己“素寒贱，不为众所服”，而推荐“罗川令萧铣，梁室之后，宽仁大度，请奉之以从众望”[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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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的教训，两次将齐周法律修订为《开皇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裂之法。其流徙之罪皆减从轻”，还允许“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但凡在八议（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之科的皇亲国戚、勋臣及七品以上官员犯罪可“例减一等”；九品以上官员犯罪可铜赎罪[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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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土地、户籍和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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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定民众，获得收入，杨坚承北周推行了均田制和租调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开皇十年，隋完成统一，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且战死士兵的土地不收回。十二年，针对“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的问题，又“发使四出，均天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但王族和官吏“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永业田可世袭和买卖；“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575]。而且作为官员俸禄的一部分的“职分田”和作官署的办公支出的“公廨田”（出贷经商，弥补官府支出和官禄的公廨本钱）虽与北魏“更代相付”即离职后交传后任的要求一样，但会促使在职官员扩大对土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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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之外，在边境地区也有军民屯田，文帝时，“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炀帝时，“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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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调包括“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赋役年龄“男女三岁已下为黄，十岁已下为小，十七已下为中，十八已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开皇三年，“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疋为二丈”，调减至北魏以来的一半；赋役年龄从北魏十五岁、北齐和北周的十八岁改为二十一岁，进一步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同时，“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使朝廷收入几乎完全仰赖于租、庸、调。简明的赋税制度减少了征收和监督成本，也为“输籍定样”提供了条件。开皇十年，“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577]，为后世徭役的庸化打下了基础，但还只是对老年的“怜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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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壮丁诈老诈小逃避赋役的“疲敝”及世家大族荫庇大量“浮客”，使国家编户和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推行了按户籍登记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的“大索貌阅”、强制分家的“析籍”和依家产定额以统一格式登记税额的“输籍定样”。地方官也积极括户，如乞伏慧在曹州括户“得户数万”，在齐州“得隐户数千”[578]。但由于妇人、奴婢半授田出赋，隐丁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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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以二十二成丁”，进一步放宽了赋役年龄，并“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也停止对他们的授田。同时，又“开相纠之科”，“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地方“亡失户口”官吏要“竟坐免官”[579]等规定，“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减轻之征”，大量依附民“悉自归于编户”[580]。炀帝大业二年人口达到八百九十多万户，较开皇九年增加四百余万户[581]，个体家庭经济重新取代了庄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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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授田与赋役主要以人丁为本，“大索貌阅”、“相纠之科”和“计账”需注明“进丁”和“新附口”数，葛剑雄认为应更重视“丁”，但“给禄制”即“官人禄力”，“役力理出所部”，并“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582]，“势必使地方官员对增户的关心超过对口的关心”[583]，且还有按户等征收的义仓粮，“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升”[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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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制度规定的徭役较北周减少三分之一，但文帝、炀帝先后大修长城、开运河、修驰道、筑宫苑、伐高丽，滥征徭役兵役，使民众“皆惧罪亡命”，“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疆场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加上大业七年漂没山东、河南四十余郡的大洪水，对社会经济和人口造成极大破坏，“百姓困穷，财力具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585]，在最低的生存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出现了全国性的大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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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筑长城、修驰道等有军事战略的需要，建东都、开运河等客观上适应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长江下游的趋势。但在传统农业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巨大的非生产民力投入必然导致农业的停滞。而且公共工程收益长期性与投入一次性的矛盾，完全超出了社会承载力，使得隋还未得到收益就已支撑不起巨大的成本，更何况许多工程仅是为了满足帝王的游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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