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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唐前期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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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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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沿袭三省六部制，六部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三省长官兼为相，但尚书省长官权集决策和执行，地位最高。高宗武后时，设“北门学士”，“以分宰相之权”。中宗时，本为皇帝幕僚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加衔。开元后，事务繁杂，“宰相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586]；又设翰林学士院，“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587]；因事设置的巡察、转运、盐铁、租庸等使差不断扩大，以致“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虞水不管山川，金仓不司钱谷”[588]；宦官势力扩大，“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监军则权过节度”[589]，“宦官之盛自此始”[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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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为州、县两级，太宗初袭隋中枢驻外道行台，设以监察性质的道[591]。少数民族地区设都护府及所属羁縻州，保留各族原有统治机构，派官参治或监临[592]。县下为乡里，贞观时乡“置长一人，佐二人”，后只设耆老，里设正。城内分坊、郊外为村，均设正，其下“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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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高祖时仿隋制设置军府和各道府兵。太宗时，中央设十六卫直属皇帝，各地改设折冲府，以卫统府。出征时皇帝任命将领，兵部将诏令与符契一并下发折冲府或州郡发兵。睿宗时，沿边各地设节度使。节度使从掌兵权开始，逐步控制了政权、财权。为拉拢部下，“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不断向朝廷求官要禄，“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594]，边防经费由开元初每年两百万贯，增加到一千四五百万贯；北方八个节度使中，范阳等三镇节度使为安禄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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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隋末弊政，强调“用法务在宽简”[595]。唐初，“采定《开皇律》行之”，但“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要求“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执法之官，缘此舞弄。宜更刊定，务使易知”[596]；“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597]，“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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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士族仍强大，李唐“创业君臣，俱是贵族”[599]。为笼络士族，一度“依周、齐旧制”[600]，维持了九品中正制。但为打破世族豪门和地方官员垄断选举权，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601]，“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602]，并迅速把科举定为“岁举之常选”[603]。除“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外[604]，几乎“任何人只要埋头读书，就有资格应考”[605]。针对一些“新官之辈”，“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太宗定“天下嫁女受财”数，甚至令“凡七姓十一家”高名大姓“不得自为婚姻”，“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606]，还以“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修《氏族志》[607]，形成“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的新谱系。武则天时，修改《氏族志》，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608]。中宗复辟再修《氏族志》，玄宗时修成，“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609]，士族阀第逐步和官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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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隋科举与学校共同培养人才的方式，学校包括国子监及所属学校、贵族学校、中央机构附设技术学校及地方州县儒学。国子监所属有国子学、太学及广文、四门、律、书、算学。国子学收三品以上、太学收五品以上官子孙，广文馆收报考进士的国子学生，四门学收七品以上、侯伯子男之子及庶人子弟中的俊秀者，律学、书学收八品以下及庶人子弟，算学收七品以下及庶人子弟。门下省所属弘文馆，东京崇文馆收皇帝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京官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以上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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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每年一次，科目繁多。凡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为秀才，通三经以上为明经，明娴时务、精熟一经为进士。贞观中，被推荐应试而未取中的要处分州长官，秀才科由于无人应试而废绝。进士百取一二，明经十取一[610]。校内考试合格的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和州县儒学生徒，可直接参加尚书省“省试”；“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611]。“省试”取中者经吏部“释褐试”任官，但技术学校毕业可直接任技术官。科举之外，还有制举、辟召、荐举、门荫等。武则天时，创殿试和武科，开自举，凡“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以致卖饼为业的文盲侯思止等也做了侍御史，“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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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土地、户籍和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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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动乱后，土地荒芜，国家控制的人口“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613]，仅为隋炀帝时的22%和33%。特别是隋末主战场的“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两淮之间，则鞠为茂草”[614]，成为唐初最大的宽乡。为增加人口，唐初“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615]，“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616]；并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奖励能使“婚姻及时”、“户口增多”的地方官[617]。还以数年免役招抚流出边外的人口，用金帛赎回被掳掠的人口，招徕、收降甚至劫掠突厥、党项、羌等各族人口充实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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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基本延续了隋的均田制，贵族官吏除依爵勋、品阶和官职获得远大于普通农民的永业田外，还有职分田与公廨田，且免课役。允许工商业者在宽乡减半授田，实际承认了工商业者可兼地主，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妇人除寡妻妾和户主外一般不授田，降低妇女经济地位，只是由于魏晋以来受北方游牧民族习俗影响，封建礼法限制少特别是较开放和自由的婚姻制度[618]，缓解了妇女地位的下降。奴婢不授田，限制了因占有奴婢而占有土地，但不授田者不承担赋役，又可能扩大对奴婢的占有。男女僧道分别授田三十亩和二十亩，使寺院占有一定田亩，如太宗赐少林寺柏谷坞庄四十顷土地[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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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租庸调承袭北朝和隋的户调制，以“人丁为本”和“庸”的制度化为特点[620]。但“人丁为本”并不完全，如岭南诸州的租以户为单位，“纳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621]。正役二十天，输庸代役从隋“五十以上”全面推开。由于役的根本性，按绢布代役，一天合绢三尺，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免租调的规定，以贞观十年“一匹绢可换粟十余石”计，庸远超过租粟二石和调绢（或绫、絁）二丈、绵二两的总和[622]，使庸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收入，但庸的制度化使农民可以有更多时间投入土地。正役之外，还有“修筑池城，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的杂役，负担也不平衡。当然，如遭受水、旱、虫蝗等，也会按灾害程度免租、免租调、租庸调全免[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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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庸调以外，唐还袭隋，强制民间设备荒的义仓，太宗时自王公以下亩纳二升[624]。唐初“文武官给禄”[625]，有禄米和料钱（官俸外的津贴）。后官俸改以税户钱支出。税户钱“以钱输税而不以谷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626]，自王公以下依户等征收（武德九年由三等改九等），具有资产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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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田，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使无地、少地农民优先得到了土地。唐律对土地兼并也有限制，如超授田限额占田、官员侵夺私田要受笞、杖[627]；卖地者不授田；除在远处服役或任职无人守业，田地不得赁典；土地买卖须报官除附，否则“财没不追，地还本主”，但也规定狭乡买地可按宽乡授额，“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628]，由狭乡迁往宽乡、为买住宅和邸店等时可卖口分田，官员永业和赐田可自由出卖。土地买卖的放宽，也就为均田制的败坏埋下了伏笔。一些地方也将括出富家的“籍外占田”分给无地或少地贫户[629]，但均田“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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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和土地不平衡，虽然“狭乡新授者，减宽乡口分之半”，但人口迅速扩大使土地回流远小于授出，太宗时即发现灵口每丁才授田三十亩[631]，很多地方授田不足。为鼓励狭乡迁往宽乡和开荒，规定迁居一千、五百、三百里外免课三年、二年、一年；开荒达到授田标准后，有剩土可多垦；土地荒芜，户主或州县官都要受罚。移民开荒还使原先的一些宽乡新置了州县，如贞观时南州的夜郎县、丽皇县等，但“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民，贯不可改”[632]。统一的环境，特别是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唐初人口逐年增长，经济迅速繁荣。太宗时，出现“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633]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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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以后的朝廷变乱，削弱了制度执行，土地兼并扩大。高宗时，大商人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634]；武后、中宗时，太平公主“田园遍于近甸膏腆”。由于武则天的推崇，“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635]。同时，人口增加加剧了授田不足，由于“应退应授之人，对共给授”[636]，整块退田可能被分成若干份，如开元四年，西州江义宣一户应授田九十一亩，实授十三亩八十步，不足规定的十分之一，且分成八段，其中一段在城东六十里，一段在城西三里[637]。土地的零碎和分散，加大了生产成本，土地对换、买卖也就不可避免[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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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高宗重申“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639]。武后时，针对“天下户口，亡逃过半”[640]，提出“逃人有绝家去乡，离本失业，必乐所住，情不愿还，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承认了佃户、佣工等，但实际采取了“殷富者令还，贫弱者令住”的办法[641]。玄宗废王公征收封户租调的制度，转由朝廷定额供给；令伪妄僧尼者还俗，“蠲徭役者给蠲符”。由于“天下户未尝升降”，开元九年又“括籍外羡田、逃户”[642]，“准令式合所在编户情愿住者，即附入簿籍，差科赋敛于附入令式，仍与本贯计会停征。若情愿归贯及据令式不合附者”，“容至秋收后递还。情愿即还者，听待本乡讫免今年赋租课役”[643]，有土地的客户的合法性，核定了户籍、赋役，所谓“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644]，实际上是“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岁终，籍钱数百万缗”，部分无田者以新括土地进行安置，但有的“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开元二十二年，为增加人口，“诏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645]；又令“天下逃户，所在特听归首”，“其本贯旧有产业者，一切令还。若先无者，具户数奏闻，当别有处分”[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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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经济特别是土地赋役制度相适应，形成了包括手实、户籍、乡账、计账等较严密和完整的籍账制度[647]。户籍先由民户自报姓名、户口、年龄、户及土地数量、坐落等编成手实，逐级审核汇总形成乡、州账后，送户部形成计账，除“县司责手实、计账，赴州依式勘造”[648]等外，还有分级保管及年限等规定。籍、账具有总分关系但内容和目的又有所区别，计账主要用于户部“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作下年收支预算；“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账”[649]，三年一造，大致与授田有关[650]。同时为征收租庸调，户籍与手实之外的户等簿、貌定簿、差科簿、点籍样等也就日益发展起来，“各类籍账虽然各有不同的编制办法或具体用途，但其核心或主要目的大都在于使当时国家的赋税、徭役（包括兵役）的征敛有着足够的人丁”[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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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州县编民外，宗亲、后宫、宦官等及工、乐、官（番）户、杂户、官奴婢及寺观人户等均各有统属，不列州县。但佃户、佣工可以自立户籍，依附关系较南北朝时期松弛。官奴婢多为被籍没的罪犯家属，等同于资财、畜产，不授田，也不纳税，入奴婢籍[652]。官户多为“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者，授田减百姓口分之半。部曲、客女等为私奴，附籍于主人[653]。官奴婢遇恩赦时，可升为官户[654]，也可被赏赐为私奴，有“受有勋及入老者，并从良”，但很多仍“终身不沾恩泽”。贞观中，“改置胥士七千人，以诸州上户充，准防阁例，输课二年一替，计官员多少分给之”；高宗时“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655]，形成负担料钱的“进奉官月料户”和“俸户”，开启了后世由专门的民户负担官府特殊需要的徭役的“官户役”制度[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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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兵“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657]。二十一岁入役，军籍属折冲府，但户籍和垦田计账仍属于州县，只在家籍上注“卫士”；六十岁满龄退役，在役须自备或合备弓矢、军粮、铁马盂等。府兵“居无事时耕于野”[658]，担任本地警戒，每年冬季由折冲府召集“教其军阵战斗之法”[659]。上番宿卫京师、出征、戍边时，“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660]。宿卫京师多调近京诸道府兵，负责宿卫宫禁、各王府、官府及京城警卫巡察等。戍边多调距京城较远诸道府兵，“以远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纷扰……如远在二千里外亦不免”[661]，但实际是三年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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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租庸调相衔接，全国人户被分为课户和不课户。课户有按租庸调纳税服役的课口，无课口的是不课户。不课户包括王族和外戚的亲属、九品以上的职官和勋官、各级学校的学生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户籍的人和有勋的百姓；不课口包括六十岁以上的老男及残废、重病人、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流内九品以上官[662]。为落实赋役，对违犯户籍制度者处以重罚。户令规定了身体残疾、废疾、笃疾状况，私自增减年状、脱漏户口，对民户、里正和州县官吏均有处罚，如“诸脱户者，家长徙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脱口及增减年状，以免课役者，一口徙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徙三年”；“其增减非免课役及漏无课役口者，四口为一口，罪止徙一年半；即不满口，杖六十”[663]。但租庸调负担的极不均，唐初就存在隐瞒户口逃避赋税的问题。而由于“户口增加”是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一些官员在户口逃亡后仍虚存丁口，造成户籍不实[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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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承隋制，除禁私造武器外，矿、盐、酒、茶等的生产销售均不限制、不征税。但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665]，仍是“日中为市”的传统。市场设官吏管理，负责评定物价，校定度量衡和征收商税。直接交易以私簿、通过牙商的交易有官簿登记完税[666]。店铺被限制在与住宅区的“坊”分开的“市”内，不得任意扩大店铺或向其他街区开门，如中宗时令“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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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中，以蚕桑和纺织为主的家庭手工业仍是自然经济和纳税的重要基础和来源。手工业作坊称为坊、作、铺等，多按类聚集城市，组成行会，行头（行首）负责内部及与官府联系的事务等。“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为世袭匠户。官府设置相当规模生产宫廷用品及军需等的手工业，工匠从民匠中征选，“散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668]，每年服役二十日，轮番服役称番匠。同时也使用官户、杂户等官贱民和官奴婢，官户“一岁三番”，杂户“二岁五番”。工匠有组织，“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对培训、生产也有规定，“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669]；“在官司造作，辄违样式，有不如法者，笞四十”等[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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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开国百年的积累，唐朝达到全盛的“开元盛世”。天宝三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671]。在农业出现“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的同时[672]，手工业、商业也进入繁荣。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相邻的崇仁坊“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673]。两市仅丝织业中就有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帛行、丝绵彩帛行、总绵丝织行等。长安“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74]。洛阳有三市，长安、扬州还有“波斯邸店”。玄宗时，“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旁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675]。邸店等吸引了大批官僚，以致玄宗“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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