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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北朝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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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鲜卑以游牧民族入塞，早期仍把大量良田辟为牧场，把大量战俘变为提供杂役的奴隶、专门放牧的“牧子户”或赏赐为私役，什翼犍破高车“获生口、马牛羊百余万头”。北魏建立后，拓跋珪“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拓跋嗣赐姚黄眉“隶户二百”。此外，又规定“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498]，严禁以良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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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初，由鲜卑部众和早期依附各族组成的“八国良家”是主要的依靠力量，因此在畿内之外的“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对于“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部分维持了部落控制。拓跋珪以后，逐渐采用了魏晋控制体系，“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499]。在北方边境六镇，以宗室或鲜卑王公为“镇都大将”，士兵“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500]，“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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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掠夺和迁徙人口的同时，原来奴隶化的控制方式逐渐被“屯田”进而被“计口授田”代替。拓跋珪“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徙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劝课农耕，量校收入”。拓跋嗣破越勒倍尼部，“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502]。拓跋焘攻柔然徙三十余万落、攻高车徙数十万落于漠南，“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503]，还“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一定程度维持了被征服民族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但鲜卑贵族对土地的兴趣日趋强烈，不断“就耕良田，广为产业”，“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504]。北魏则采取妥协的“宗主督护制”，承认宗主控制下的包荫户不受国家的征调，甚至赋予宗主地方基层政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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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赋法上，北魏初期大致继承了晋法，“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孝文帝太和八年“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在徭役上，除了筑宫垣等“三十日罢”的番役外，规定“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以上均服徭役。献文帝“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做出了对下三品较有利的改进，同时也令韩均检括冀、定等“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出十余万户”[505]。但连年用兵，加上“禁令苛刻，动加诛”[506]，人口死伤流亡严重，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507]，造成农民起义不断，仅孝文帝前十年就爆发了起义十八次[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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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在“计口授田”的基础上，“下诏均给天下民田”，实行均田制。规定十五岁以上男子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或麻田四十亩，女子授露田二十亩、麻田五亩；露田加倍以备休耕，不得买卖，身死、年满七十、犯罪流徙、绝户者还官，以备授田；桑麻田永为个人所有，只能买进不足、卖出有余；允许缺乏田地地区的农民迁往他郡“逐空荒”。在赋税上，“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征调也是评赀定等九品相通。在役法上，十一岁以下为小，不授田也不课役；十一岁至十五岁及癃者等“半夫”，半受田服役纳赋；十五岁以上男丁，全受田服役纳赋；年满七十退田免役，户中无丁男和中男的免役不退田；八十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正役以外仍有番役“以供公私力役”，孝文帝时“司州之民，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卒，岁开番假”；宣武帝时“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元劭和李彪向孝明帝、宣武帝上表“国吏二百人以充军用”，“官给事力，以充所须”。均田外，地方官吏还按官职授公田，刺史十五顷，郡丞、县令六顷[509]。均田制中，表面上凡授田者“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但实际上，大土地所有者“有盈者无受无还”，他们的奴婢也依一般农民授田，耕牛则每头授田三十亩，限四头牛；而税赋则“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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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均田制配合，孝文帝废除宗主督护制，推行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的三长制，派“定户籍大使”到各地编定户籍[511]，一定程度改变了“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的情况，使“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北魏的户口猛增到五百多万户。在边境仍“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免正课和征戍杂役。文成帝后，还将罪犯及家属“徙充北藩诸戌”，将被征服的各族民众“充平齐户”，一些也“配云中为兵”，成为既负担各种“碎役”也入“兵贯”、父子相袭为兵与镇户无异的城民。镇户的身份下降，逐渐“役同厮养”。六镇起义后，明帝取消了府户、镇人、城人的军籍，“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实行“三五简发”的集兵制[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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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孝文帝“定姓族”，重文轻武、官分清浊，推行“专崇门品”、“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门阀制度，士族与工商杂户通婚“犯者加罪”。任子制变成任一届刺史，例任一子。邢晏先后出任南充、沧州刺史，“乃启其孤弟子子慎，……复启孤兄子昕”[513]。由于鲜卑没有门阀传统，孝文帝又承认寒人“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可起家为三公”[514]，实际执行了既按“旧第”（出身）又按“贵游”（官位）铨选制度，士族也不免赋役。能够免役的主要是“七庙子孙及外戚缌服以上”的宗亲，三长中“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和“清流”也“复征戍，余若民”。由于尚武、重视军功和征服南方的需要，宣武帝则强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鲜卑大族“虽以儒素自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自云犹有关西风气”。同时以吏干维持基本的社会控制，“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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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后期学校和察举开始容纳寒人，一些官职可不经学校或察举而由白衣通过考试取得。孝明帝时，“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温）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官职升迁也可由考试取得，“遇尚书省选右丞，预选者皆射策”，中书郎宇文忠之入试获丞职。北魏也有“纳货用官”，元晖任时“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受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北魏末，孝闵帝还“诏天下有德孝仁贤忠义志信者”，“不应召者以不敬论”。此外，北朝还有“客例起家”，专置客馆以招徕四方，蒋少游“因工艺自达”[516]，北周时赵遐以医术入仕[517]。但太和改制后，武官的选举归吏部执掌[518]，改变了魏晋以来例由护军将军掌管的情况[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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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战乱，货币经济衰退，北魏赋税仍“唯受谷帛之输”[520]，对伎作户、绫罗户等“杂户”也有较严格控制，并按奴隶皆“着之丹书”的传统，“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521]。伎作户主要是以金银为主的官府手工工匠。北魏严禁私养工匠，“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对以丝绸纺织为主的“绫罗户”，“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縠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属守宰，发赋轻易，民多私附，户口错乱，不可检括。洛奏议罢之，一属郡县”。但因为有官府用绢布为酬，雇百姓车牛运输租调的记载，可能存在以绢布代役。随着北方的统一，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孝文帝“太和五铢”通行后，工商业也有所发展，魏明帝时开始实行市税和店舍税，市税“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522]。北齐后主时，“立关市邸店之税”，北周孝闵帝一度废除了市门税，但到宣帝时又恢复入市之税[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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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魏分裂以后，由六镇和洛阳鲜卑组成的“六坊之众”多归高欢治下的东魏。高欢在“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524]，保持了鲜卑部族兵制。同时授“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凡获逃户六十余万”[525]。高洋称帝后，北齐实行了均田制和十家为邻比、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的基层控制制度。均田制规定桑、麻田为永业田，可传世买卖，露田也可买卖。在赋法上，“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斗”，重于北魏。但在“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役法大致延续北魏，“男子年十八已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八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526]，但没有半夫田和八十免一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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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洋时，“多所创革……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以后“国用转屈，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租调运输也“皆依贫富为三枭。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527]，大致是北魏的“租输三等九品之制”。番役也延续了北魏“三十五日罢”或“四十日罢”[528]的做法。对“自一品以下，至于流外勋品，各给事力”，地方事力以“白直”充当[529]。工匠开始也仍为官府控制，高欢时官员毕义云“坐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器物，乃被禁止”；天保初，高洋“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高湛时又“诸寺署所绾杂保（役）户姓高者，天保之初虽有优敕，权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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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六镇鲜卑贵族起家的高氏，也试图争取汉族门阀世族的支持；高澄为代魏，废除了论资排辈的“年劳之制”，但北齐始终奉行民族歧视政策。也没能够阻止土地兼并和对人口赋役的分割，“露田虽复不听买卖，买卖亦无重责。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至春困急，轻致藏走”；“河渚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531]；“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户口租调十亡六七”[532]。北齐后期，政治更为腐败昏暗，“卖官鬻狱，聚敛无厌，每一赐与，动倾府藏……杀生予夺，唯意所欲”[533]，朝中汉人世族的地位更加低下，民族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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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宇文泰控制的西魏，由于“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534]，不得不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宇文泰依周礼改定官制，加强了集权，“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慎”[535]。同时，把大批地方豪右武装纳入按鲜卑八部旧制建立的府兵系统，“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536]，“以望族兼领乡兵”[537]，并以此控制地方。又通过对已采用汉姓或本是汉族的将领、士兵赐给鲜卑复姓，“撰谱录，记其所承”[538]的办法，建立将领与士兵的“宗族血缘关系”，恢复传统的部落兵制。开始府兵数量有限，且“自相督率，不编户贯”[539]，因而兵农分离。大统年间，宇文泰采取了汉族的集兵制，“籍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基本上维持兵农合一，减少了军费支出，改变了魏晋以来的兵户制度。但这时“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540]，仍保持军资自筹的制度，后期才“甲槊、戈、弩，并资官给”[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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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宇文泰对赋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赋税上，“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较北魏、北齐都重，但“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在役法上，把西魏大统时九岁以下男为小、十岁至十七岁为中、十八岁至六十四岁为丁、六十五岁以上为老，调整为“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且“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其人有年过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542]。但宇文护时，劳役与兵役是“八丁兵”制，即八番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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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地、赋役制度的变化相衔接，西魏时形成了一套新的户籍制度，苏“绰始制文案程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543]。户籍则完整记载了户主及家庭成员的姓名、生年、年龄、官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死亡、出嫁情况，奴婢的姓名、性别、年龄以及牛的颜色和大小；与均田制度结合，记载了授田丁男、丁妻、丁婢的口数，应授、未授及授麻田、正田、园宅数量及授田各段的亩数、方位及四至；与赋役制度的结合，记载了课户、不课户和上、中、下户等及丁、中、老、小、黄的划分，全家并良、贱、牛应纳租、布、麻数量。土地、奴、牛列入户籍后，资簿即被取消[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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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代西魏后，周武帝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扩大征兵范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同时，将番役改为“十二丁兵”即十二番役，是原来丰年才执行的“率岁一月役”，而“匠则六番”。对人口土地和赋役的分割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丁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灭齐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545]，并将灭梁、齐的过程中大量被“掠为奴婢者”及“良人没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但“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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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对人口、土地和赋役的分割也特别突出。统治者首先是看中了佛教服务统治的作用，后赵石虎认为“朕出自边戍，……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547]。北魏“仍令沙门敷导居俗”[548]；南朝也认为“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传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千亿则仁人百万”，“此明昭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549]。为推广佛教，统治者往往以大量土地、金钱、人户供养寺院和上层僧侣。宋明帝以僧瑾为“天下僧主”，给“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冬夏四时赐并车舆、吏力”。齐高帝对沙门玄畅“敕蠲百户以充俸给”[550]。梁武帝施大爱敬寺良田八十顷，施阿育王寺钱一千万为基业[551]。陈宣帝“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给薪水”给天台寺[552]；南燕主以二县租税给神通寺[553]。北魏规定“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又以“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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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治者带动下，富家布施“糜费巨亿而不吝”，民众也大量投身佛教。后赵百姓“多奉佛，皆营造寺院，相竞出家”[555]。北魏全盛时人口五百万户，而魏末僧尼就有二百万人[556]。北齐、北周编户民有二千万和九百万，僧尼达三百万和二百万[557]。梁武帝时，僧尼之外，“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558]。除战乱时期对“来世”追求和精神安慰外，民众更看重寺院的免役免税特权。因此“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559]，造成政府租税收入大减，北齐文宣帝时“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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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还大肆猎取土地财产，北魏时“天下州镇僧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561]；僧众“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562]；“本期济施”的僧祇粟变成了高利贷，“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下层僧众和附民受到役使和压榨，北魏门统昙曜“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任情役使致使“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北魏后期接连出现僧众暴动，“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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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对人口赋役的分割引起了统治者的担忧。梁武帝规定“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564]。北魏文成帝规定“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孝文帝规定“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太武帝先禁私养沙门、师巫，又令“沙门无少长悉坑之”[565]。北周武帝为“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566]，“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567]，使“国境僧道反俗者二百余万”[568]；灭齐后尽废齐境佛教，“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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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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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4.3 隋到唐前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最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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