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03150
1703203151
东晋的赋役年龄为“男女年十六岁已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较西晋略轻，“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的规定成为北朝及隋役期开端，此外“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418]。成帝取消白籍的同时，统一实行了一亩三升的度田收租和“结评百姓家赀”、九品相通输入于官的户调；废除了王公贵族免税及荫亲特权，但仍得免役。孝武帝时改行口税，“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419]，在减税的同时免除服役者的口税，农村与军队得到进一步稳定。
1703203152
1703203153
但淝水之战后，北方压力减轻，东晋反而“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420]；恢复了西晋的丁税，“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421]；取消了服役者免调，“举召役调，皆相资须”，因此“百姓单贫，役调深刻”[422]。高门甲族也进一步腐朽，但鄙薄武事、吏事，反而使次门、役门甚至兵户、吏家获得一些政治发展的机会。由于“官分清浊之制”，清官只能从士族铨选，浊官威胁不到高门甲族的核心利益。“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423]，第一流高门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424]；庶人也可凭才干得官，但在户籍上无法升为士人；役门入仕至九品以上，在职可荫三族，但去职后不能再免徭役。
1703203154
1703203155
4.2.1.3.2 南朝户籍制度
1703203156
1703203157
到刘裕当政时，“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对户口荫附打击成为南朝门阀世族由升转降的转折。宋齐以后，王朝更替使原为低级士族的彭城刘氏、兰陵萧氏上升为统治者。出于限制门阀大族的需要，又多以“寒人掌机要”，寒门庶族以“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孝武帝时，“少卖葛于山阴市”的戴法兴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被称为“真天子”[425]。
1703203158
1703203159
在地方，“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426]。典签职位虽低，但“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427]，甚至诸王“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428]。典签制度由宋延续至齐，但并未终止朝廷与地方的矛盾和皇室内部对皇位的争夺，以至宋、齐两代均以皇室相残而使萧道成、萧衍得利。为限制地方官吏，宋文帝规定郡守、县令任期六年，但有的刺史在任达十余年。孝武帝时，三年一任的制度得到较严格的执行，但地方官又失去了长期打算，“宋之善政于是乎衰”。此后皇帝括钱心切，规定刺史任满要缴纳“献奉”钱[429]，任期越短，皇帝得钱越多。
1703203160
1703203161
刘宋恢复了基层控制制度，“修闾伍之法”，“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五有什，什长主之”[430]。对结聚山泽的流民，或“率千人讨之”，悉出“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或“招其魁帅，厚加抚接，谕以祸福，旬月之间，襁负而至”[431]。文帝还把役龄从“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改为“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并延续到齐，以三五发丁的方式征发“三五门（役门）”，即“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432]。提供其他劳役的还有一些世袭职业化人口，如承袭魏晋吏户的“吏姓寒人”[433]，“贫者但供吏”[434]；在多山泽的地区，“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435]，服役者“坐违期不至”，罪当死[436]。还要求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把劝农效果与官吏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形成“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的元嘉之治[437]。
1703203162
1703203163
孝武帝时，改东晋后期租调九品相通为以户为单位的赀税，“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438]，以“调粟、调帛与杂调”三调形式[439]，“一年三输公调”；对官吏使用力役也有一定限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440]，社会下层负担减轻；权利也得到一定保障，张融鞭杖“干钱敬道五十”被免官[441]；谪兵也“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442]。
1703203164
1703203165
但制度很难得到完整执行，益宁二州刺史萧惠开由水路回建康，舟力达二三百人[443]；“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但“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会稽太守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一些大族也未受到王朝更迭的影响，东晋“世宰相，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的谢家，刘宋时仍“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而且“士庶之际，实自天隔”[444]，刘宋时士族与杂户通婚“皆补将吏”[445]。宋文帝“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第一高门琅邪王氏吏部尚书王球“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446]。南齐时，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遭免“所居官，禁锢终身”[447]；公孙表之孙堂兄弟邃、叡，因各自母亲“地望县隔”，“便有士庶之异”。因此，姻亲的选择事关重大，“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448]，“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449]。
1703203166
1703203167
但寒人、役门靠吏事、军功升至较高官位可依法将户籍改为士族，如连续几代保持高官也可升为次门或高门，如刘宋时宗越，东晋时由“南阳次门”改定为“役门”，虽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领台队”，也只能启文帝“求复次门”[450]。文帝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因军功封侯至护军将军，虽连续几代高官升为高门，其曾孙到溉为吏部尚书仍遭鄙夷“尚有余臭”[451]。能够免赋、“百役不及”[452]的仍只是包括无官爵、“无奴之室”的所有士族，庶族即使是官吏也不能免赋役。但个别免税规定也扩大到了在职官吏和士兵，如整个南朝均规定“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453]。
1703203168
1703203169
身份等级的隔离和各种户类权利地位的差异，迫使人们通过篡改户籍来改变自身的身份和权利。到宋文帝末，“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余悉暂征行”[454]，役门出仕九品以上官员的荫族权受到了压缩，增损籍状大量出现，所谓“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455]；“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456]。
1703203170
1703203171
南齐大致沿袭了刘宋的税赋模式，也是“围桑度田”[457]、“围桑品屋，以准赀课”。高帝初，针对“改注籍状，诈入士流”，“盗易年月，增损三状”，“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吏役”，“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等情况，“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进行户籍整理，规定不实者“一听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必令明洗，然后上州”，“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但“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的办法，又导致了“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推却，以充程限”[458]，而“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459]。由于规定“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460]。武帝时，不得不改为“既往之愆，不足追究。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461]，宣告检籍失败。
1703203172
1703203173
役法上，明帝以后，“细作、中署、材官、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462]，官府工匠可以轮番休假。到东昏侯时，“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扬、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民众为逃役“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多诈注疾病”，“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而“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463]。
1703203174
1703203175
梁武帝总结宋、齐经验进行了广泛的变革，将魏晋以来的官品九品改为十八班[464]，“留意谱牒，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465]，从制度上混淆高级、低级士族的界线。但任子制仍盛行，陈朝还专置“任子馆”，卖官也更加严重，以“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466]。同时，“正户籍”和控制人口荫庇，还一度将“三调”中的调帛改为“计丁为布”。役法上，“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467]，在官府手工业实行了雇佣制度。到陈时，官府仍拥有“巧手于役死亡及与老疾，不劳订补”[468]。
1703203176
1703203177
还需注意的是，南朝的赀税已不再采取实物形式，而是“折课市取”[469]。“台府所需，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皇帝赏赐的物品也从市场购买，“敕令给赐，悉仰交市”[470]，南朝商品经济进一步走向发达。因此，南朝也“崇关廛之税”[471]。南齐萧嶷还以市税重滥，“更定樢格（税牌），以税还民”[472]。市税中“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473]。关津税中有埭、桁、渡、津税。埭税是在风涛迅险、人力不济之处立牛埭，出租官牛，以助民运收取的牛埭税。后来的监领者“禁止别道通行，或力周而犹逼责租牛”[474]，遂成民病。津税“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475]。桁（浮桥）、渡之税，开始也是济急利物，“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476]。
1703203178
1703203179
此外，南朝还有对蛮族和俚族征收的“赕物”，起初“赕”是“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的赎罪金[477]，后逐渐变为“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的税赋[478]。还有专门对官吏征收的修城钱，“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只是在宋齐时期一度停收[479]。
1703203180
1703203181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4]
1703203182
4.2.2 十六国和北朝的户籍制度
1703203183
1703203184
4.2.2.1 十六国的户籍制度
1703203185
1703203186
与西晋大部分汉族相对安定的生活相比，不断内迁的少数民族受到了广泛的压迫。“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并州刺史马腾还将“诸胡”大量卖往山东为奴，连匈奴右贤王刘宣也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但西晋不但没有提出吸纳、稳定内迁少数民族的有效办法，反而“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把各少数民族逼到对立面。八王之乱期间，天灾不断，人口大量流亡。而四川官吏贪暴，欲“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间，而为旧百姓之所侵苦，并怀怨恨”。巴族人李特率益州流民暴动后，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先后起兵，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诸夏纷乱，无复农者”[480]。
1703203187
1703203188
这期间，包括汉族在内的一些民众依附或被迫依附于豪酋。石勒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苻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率户二万居仿头；后赵末内乱期间，姚弋仲率羌族东迁，“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481]。一些豪族、周边民众出于自卫需要形成且耕且战、占有大量人口和土地的坞堡组织，并吸收一些流民[482]，如赵郡李显甫“为其宗主”，“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李矩被“推为坞主，东屯荥阳……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郗鉴被“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开始坞主与民众依附关系并不强，魏该拟南徙而“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但由于资源能力的差异和战时以兵法部勒，自愿襁负逐渐变成强制性的隶属关系。各族统治者开始对坞堡组织采取了镇压政策，刘汉时，刘曜“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曹嶷在“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后赵时，石勒攻“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王浚“讨勒，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483]。
1703203189
1703203190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北方士族仍很强大，遍地的坞堡也由于强烈的需求而无法根除，一些统治者不得不转而采取拉拢政策，并一定程度接受了士族门阀制度。后赵石勒“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进而“清定五品”，“复续定九品”，“典定士族”；前秦苻坚“复魏晋士籍”，后燕慕容宝“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都按晋法允许世家大族合法占有土地人口，免税免役。北方士族也逐渐依附于各族统治者，以至“衣冠之士，靡不变节”。还出现范阳卢氏、河东裴氏等无论哪个胡族王朝上台都有人出仕甚至位居公卿的世家大族。但一些政权有时倾向于抑制豪族，前秦苻坚在关中水旱时，没有征调农民而征调不服官役的“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地”；后秦姚兴时，“能踰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因此“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以“损有余以裨不足”[484]。
1703203191
1703203192
各少数民族政权多实行胡汉杂糅的政治体制，对本族及统治区、占领区的民众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赫连勃勃的夏国，早期甚至未设国都、牙帐，后期虽筑统万城为都，但“不置郡县，惟以城为主”[485]。后秦虽有州、郡但没有基层组织，实际上是一些只有松散军事隶属关系、直接统领镇户的大小镇戍[486]。刘渊“招集五部”起事，称大单于，使用匈奴职官；称汉王后，改用西汉三公九卿职官体制；去世前，又使用夹杂单于台制的西晋八公制。刘聪时，“大定百官”，在军事占领区维持州郡体制，“本土”设置以汉为主、汉胡杂糅的职官体制。刘曜灭西晋后，“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石赵推行“胡汉分治”，称羯人为“国人”、汉人为“赵人”，“国人”的地位高于“赵人”，有“专明胡人辞讼”，“司典胡人出入”的官员和制度[487]。
1703203193
1703203194
本族民众是各政权初建时的主要依靠对象，军队开始也主要采用部族兵制。前秦“凡我族类”，“分三原、九嵕、武都、济、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盘石之宗”[488]；南凉“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咨储；师国人以习战射，弱则乘之，强则避之。盖居者专耕、出者专战”[489]。由于部族兵制与魏晋兵户制度的相似性，各族在入主中原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营户”制度。前燕“军营封荫之户，盖诸军庇占以为部曲者”[490]。后秦“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之后逐步将“杂户”纳入营户，成为“四军杂户”[491]，“后得关中，以安定为重镇，徙民以实之，谓之镇户”[492]。
1703203195
1703203196
1703203197
对占领区的人口，屠杀并不是目的，掠夺并把人口迁到都城和中心区则是最常见的现象。石勒徙关中豪杰及羌、氐十五万户于司、冀州。冉闵建魏，企图以汉人为基础来巩固政权，利用胡汉仇恨，大杀胡羯，死二十余万，造成了十六国时期最残酷的一次民族仇杀，也使冉魏仅仅存在了两年时间。而与冉魏对抗的石赵余部则强迫“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前燕慕容皝征段辽，掠五千户及畜产万计；败后赵，徙边民于三魏；兼高句丽，掳男女五万余口；取宇文氏，徙五千余落于昌黎。后因“句丽、百济、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云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实行了与主动归附的汉族不同的政策。前秦曾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493]；灭前燕，徙鲜卑数万户到关中，前燕贵族慕容永徙长安后，“夫妻常卖靴于市”[494]。强制检括户口也不时开展。石勒“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前燕慕容暐时，因“诸军营户三分共贯”，“百姓多有隐附”，“悉罢军封”，“出户二十余万”。南燕慕容德因“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甚至“遣其车骑将军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以（尚书韩）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495]。
1703203198
1703203199
在赋役方面，除赫连勃勃的夏国以“游食”的原始方式解决战争供给外，各族统治者大多都袭用魏晋甚至前代制度，通过土地赋役的调整吸引人口、控制资源。李雄时，成国“其赋男丁岁输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石勒时，后赵有“户赀二匹，租二斛”的户税，都是晋制但都较西晋减轻。后赵石虎时，将由雍秦二州迁徙戍役的十七个望姓“蠲其兵贯”；后秦姚苌时，规定“兵、吏从征战，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类似东晋“唯蠲役在之身”的政策。前燕慕容儁时的“三五占兵”、前秦苻坚时的“三五取丁”是孙吴的办法；后赵石虎时不仅“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还对“兼复之家”以“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运送军粮，把这一制度扩展到徭役。前燕慕容皝为解决人口增加而“无田者十有四”，开放苑囿“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后悉罢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是类似曹魏的屯田制度。一些在汉法中又夹杂了少数民族传统做法，后赵石虎“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496]；北魏征戍兵士“资粮之绢，人十二匹”[497]，实际上是早期军资自筹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