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03332
1703203333
但盛世之下是均田制的破坏和地主庄园的兴起。“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远近皆然，因循已久”[677]。官僚中李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李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与李彭年皆有地癖”[678]，卢“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称“多田翁”[679]。“相州王叟者，家邺城，富有财……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680]。农民则“暂因规避，旋被兼并”，“积此艰危，遂成流转。或因人而止，或庸力自资”[681]。
1703203334
1703203335
与均田制相衔接的户籍赋役也开始瓦解。“籍账之间，虚存户口”，税收因“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682]。天宝十四年，全国课户五百三十余万，不课户三百五十余万，不课户约占总数的40%；课口八百二十余万，不课口四千四百四十余万，不课口约占总数的85%。由于“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683]。
1703203336
1703203337
高宗初，义仓粟提高并改按户等征收，上上户五石，但仍“不许杂用”[684]。随着朝廷开支增加，其他收入大量被挪用，义仓粟由备荒转向地税，户税也提高到平均四十文。开元后期，地税负担面扩大，自王公以下亩纳二升；商贾及无田少田户依户等，从上上户五石递减至下中户五斗，下下户及逃户免。到天宝时，户税进一步提高，八等户征四百五十二钱，九等户征二百二十钱。年地税入粟一千二百多万石，户税二百多万贯，已大致与租调相等[685]。由于财政困难，玄宗时，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矿冶、盐、酒、茶、交易等工商杂税逐渐开始征收，“盐每斗十钱”，“除陌钱（交易税）每贯二十文”[686]。
1703203338
1703203339
1703203340
唐初府兵立功按勋赏上限给田。高宗以后，长期作战使“授勋者动盈万计”，但可授土地不足造成“虚有赏格而无其事”[687]；“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688]，且“番役更代，多不以时”，“番上宿卫者曰侍官”，但“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689]，“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690]，于是番上者多为“贫羸受雇而来”[691]。玄宗时，开始招募“长从宿卫”，一年两番，随后改为“骑”，为六番[692]。安史之乱前，又在京师募十万“天武健儿”[693]。边兵“能更住三年者，赐物十二段”，称“长征健儿”[694]，戍边年限则延长至四年、六年以至“无有还期”，之后又“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非募集的边兵全部遣返，募集的职业兵取代了强制征发的府兵。此外，为应付吐蕃、契丹等，剑南道等地以“团结兵”自卫，朝廷则在“有团结之地，则置团练使”[695]；山东近境州及河南、河北也“置武骑团”[696]。募兵困难时，仍有“三丁点一丁”[697]。
1703203341
1703203342
在官府手工业中的番匠和杂户“当番请纳资者，亦听之”，由期满不愿下班的“长上匠”代役，“凡诸州匠人长上者，则率其资纳之，随以酬顾”[698]。之外，也大量雇用“明资匠”、“巧儿匠”和“和雇匠”，“雇者日为绢三尺”[699]。番匠和杂户一定程度成为征税的依据，世袭匠户也趋于瓦解。
1703203343
1703203344
1703203345
1703203346
1703203347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8]
1703203348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4.4 小结
1703203349
1703203350
本章考察和讨论了春秋时期到唐前期户籍制度的出现，及以田制为中心的户籍控制的变迁。这一时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联系紧密，统治者试图保持个体家庭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限制土地兼并，以保证国家的赋役，对人身自由的控制较强。
1703203351
1703203352
第一，春秋到西汉：户籍制度的出现和发展。
1703203353
1703203354
春秋时期，铁器和牛耕的使用和推广，降低了垦荒成本，劳动力需求扩大和收入提高，促进了人口增长。为从个体家庭拓置私田中获取收益，各国统治者逐步实行了“履亩而税”。周室衰微，无力提供制度框架或限制制度创新，诸侯竞争加剧。齐国首先对土地、赋役和基层控制制度进行了改革，个体家庭成为国家的授田和赋役单位，由国家直接控制个体家庭的户籍制度取代以集团为单位的控制模式。在称霸的诱致和竞争的强制下，制度创新迅速被各诸侯国模仿和再创新，户籍制度全面确立。新兴社会阶层改变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划分，打破了贵族对政治和文化权力的垄断，对赋役和人口的直接控制也扩大了国家行动规模。
1703203355
1703203356
战国时期，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和竞争的需要，各国统治者进一步完善了代理人制度，以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禄制，以郡县乡里组织取代封君制和氏族组织。加强对人口、赋役控制的需求也促进了户籍分类、什伍编制及连坐等控制制度的发展。各国统治者吸引人口和人才、奖励耕战的措施以及私人讲学的发展，为社会下层提供了广泛的上升空间。虽然各国总体倾向于重农抑商，但个体家庭经济特别是大规模战争的军事需求，仍促进了官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制度竞争的结果是更富激励性、严密性、效率更高的秦国完成了统一。
1703203357
1703203358
“汉承秦制”不仅包括制度框架也有大量制度安排，但一些制度又做出与秦朝和项羽相反的选择。与郡县并行的分封制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和对人口、赋役的分割。平民表面是“编户齐民”，实际又按资财分等征税，资产在户籍中的地位开始加强。对豪强、商贾虽然采取了压制、打击政策，但仍有入粟为官爵，经济实力可以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察举、征辟、任子制之外开始了经学入仕，意识形态控制与上升渠道相互衔接。随着土地兼并扩大和赋役加重，大量农民转为豪强的依附人口，豪族势力与国家争夺土地、人口和赋役进一步突出。
1703203359
1703203360
第二，东汉到南北朝：分割状态下的户籍制度。
1703203361
1703203362
西汉末的战乱中，豪族田庄进一步发展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单位。东汉在打击旧豪族的同时新豪族又不断成长，并把持了政治资源，豪族田庄成为主导经济形态。东汉末，地方大吏逐渐形成军阀割据。三国时期，孙吴受豪族影响最突出，曹操则努力平衡各类人口的收益成本，对豪强也倾向于打击。在依靠皇族或世族之间，曹丕开始，试图以制度化的方式在维护门阀世族政治特权的同时，一定程度限制世族对人口、赋役的分割，致使门阀世族力量不断扩张，高门甲族长期把持高级官职。西晋、刘宋的分封制及以皇子为方镇，又造成了中央与地方和皇室内部的争斗。刘裕对豪族荫附户口的打击成为南朝士族由升转降的转折，梁朝则从制度上混淆高、低级士族的界限。宋齐多以“寒人掌机要”，但寒人要上升为高门仍极为困难。“士庶天隔”使篡改户籍成为南朝改变身份等级和资源状况的出路，不断“检籍”成为南朝落实赋役的手段。
1703203363
1703203364
北方在“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各个政权互相征伐，大量屠杀、掠夺人口，并以胡汉杂糅的体制，实行民族歧视的“胡汉分治”，并一定程度接受了士族门阀制度。北魏初期，部分维持了部落控制形式。以后实行了“计口授田”，但维持了鲜卑贵族对人口土地的控制权。孝文帝废了鲜卑部族制，实行了汉制的土地、户籍和基层控制制度；同时转向门阀制，后期学校和察举开始容纳寒人，一些官职可通过考试直接取得。西魏进一步发展了汉制，对人口土地和赋役的分割采取了严厉的制裁，还放免了大量掠奴。此外，一些统治者对严重分割人口、土地和赋役的佛道寺院也进行了限制和打击。
1703203365
1703203366
第三，隋到唐前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最后结合。
1703203367
1703203368
隋延续了均田制和租调制，放宽了赋役年龄，增加了农民投入自己的土地的时间。停止了妇人及奴婢部曲授田征课，降低了妇女地位，也压缩了世家大族荫庇人口的收益。废除了州郡自辟佐吏和九品中正制，在南北朝后期寒门入仕的基础上，创立了科举制，从地方豪强和士族手中夺回选拔人才的权力，但制度收益也存在延时性。
1703203369
1703203370
唐初延续了均田制和租调制，输庸代役全面推开，进一步增加了农民投入自己的土地的时间。佃户、佣工获得立户权利，官户、工商户减半授田，地位提高，促进了经济繁荣。但土地买卖限制的放宽造成土地兼并的扩大，租庸调负担极不均造成隐瞒户口逃避赋税。中期以后，均田制及与之相衔接的户籍赋役制度趋于瓦解。中央机构膨胀，职权分散，沿边设置的节度使逐步控制了军、政、财权，酿成安史之乱。
1703203371
1703203372
[1] 《郑玄诗谱·王城谱》。
1703203373
1703203374
[2] 《左传》隐公三年，恒公十五年。
1703203375
1703203376
[3] 《诗·大雅·公刘》。
1703203377
1703203378
[4] 《左传》隐公九年、十一年，僖公四年。
1703203379
1703203380
[5] 冯涛、兰红：《商周秦汉时期农地排他性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的演进》，《经济学》（季刊），2002.4。
1703203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