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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两税法，德宗“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计得三百余万，客户三十万”而“就中浮寄，乃五分之二”[25]。由于两税的依据是户等，与“口”无关，户籍从此只有户数而无口数。宪宗初，朝廷控制的纳税户下降到二百四十四万，有近四分之一的州没有申报户口[26]。宪宗一定程度削弱了藩镇，进行了户籍检校。“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的衡州，“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检获隐户数约万余”[27]，朝廷控制的著籍户回升到三百五十五万[28]。但“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阒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此外仍有“九十七州不申户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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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敬以后，朝廷著籍户不断回升，文宗时达到近五百万户[30]，并维持到武宗初年[31]。武宗还“敕并省天下佛寺”，“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堤、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32]。到宣宗中期，户数是宪宗初的一倍，但税收仅九百二十五万缗[33]，不到宪宗初的三分之一。实际上，由于中央孱弱，户口多是虚报。到懿宗时，藩镇“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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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业限制也趋减弱，一些市场发展到城外，莱“州城外西南置市”[35]；出现专业市场，如成都蚕市“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36]。一些交通要冲出现民间“草市”，“赤壁草市，在汉川县西八十里”[37]；一些还发展为城镇，沧州“置归化县于福寿草市”[38]。一些城市内的市场突破坊的限制，如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39]；交易时间延长，出现“夜市”，苏州“夜市卖菱藕”[40]，成都“锦江夜市连三鼓”[41]。但文宗时仍规定“京夜市，宜令禁断”，“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悉令闭塞”[42]。安史之乱开始，黄河中下游地区备受摧残，扬州和成都成为新经济都会，“时人称扬一益二”[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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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业的带动下，大商业城市出现经营货币存取汇兑的“柜坊”，京师柜坊“多方镇钱”，“少者不下五十万贯”[44]；“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宪宗禁诸道进奏院及富豪经营飞钱，由三司专营飞钱，初定每贯收取汇费一百文，但无人汇兑，只好准平价汇兑，“敌贯而易之”。藩镇、官僚大肆介入工商业，德宗时再“禁百官置邸货鬻”[45]，但武宗时“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职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46]。藩镇还掳掠人口进行生产，德宗时，琼山郡守韦公干“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大工商大肆捐官，僖宗时，“楚城富民之首”的郭七郎，“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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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两京陷没，支出浩繁，财政分割，朝廷赋税收入主要仰仗集中产盐的江南和四川。肃宗以第五琦初变盐法，开始榷盐法，设“监院”管理。制盐户立为“亭户”，免其他杂徭，产盐官收、官运、官销，“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朝廷每年的盐税收入达四十万缗。代宗时，刘晏整顿盐法，改为官收、商运、商销；加强缉查私盐，设常平盐仓，防止垄断盐价。大历末，盐税增加到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以后，盐法渐乱，盐税日增，德宗时一斗盐加价二百钱[48]，盐商抬价，盐价猛增，走私漏税也更严重。盐商聚集了大量财富，“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49]。顺宗时，将江淮盐压到每斗二百五十钱、河中盐三百钱。宪宗时，李巽整顿盐法，“盐利皆归度支”[50]，盐税达到七百二十七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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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以后，首次开征茶税，茶、漆、竹、木为十税一。德宗贞元九年，在产茶州县设官抽税，年税四十万缗，大致是榷盐法初行时的盐税额。文宗时，为增加茶利，实行了茶树官种、茶叶官卖，因民怨极大，又改收茶税。武宗时，凡茶商经过的州县都征重税，对茶商加征住宿税，称为“塌地钱”。宣宗时，每年茶税已近百万贯，重要性仅次于盐税。代宗时，核定了卖酒户，按月征税。两税法实行后，开始榷酒，长安以外只许官酿，各地因粮价不同，每斛收钱二千或三千。贞元二年，改为京城和畿县官酿，其他设店卖酒，每斗酒三百文要缴一百五十文钱。同时，在淮南、河东等地实行榷酤。文宗时，榷酒钱有一百五十六万缗[52]；宣宗大中七年，有八十二万余缗[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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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改革户税时规定，私人经营矿冶按户等提高两等征税。德宗时，将山泽之利收归国有；文宗后期，改归州县；宣宗时，部分又收归中央。但矿税“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54]。德宗时，除陌钱增至每贯五十文，又收间架税，上屋二贯、中屋一贯、下屋五百钱，逃税重罚。由于“怨惸之声，嚣然满于天下”[55]，贞元时，除陌钱和间架税同时废除。唐朝有发达的对外贸易，陆路贸易在西北设置互市监[56]。海上贸易，在沿海通商口岸置市舶司，征收关税性质的“舶脚”[57]或“下旋税”[58]，即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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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59]，地方则“将阙税课额，摊于见在人户，则转成逋债，重困黎元”[60]。在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裘甫、庞勋、王仙芝、黄巢起义先后爆发。天祐四年，降唐的黄巢起义军将领、宣武军节度使、梁王朱温废哀帝建梁，唐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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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五代、宋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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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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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大致沿袭了唐代末的中央体制。从后唐开始，枢密院（后梁为崇政院）渐以军务为主，中书门下以行政事务为主，形成了军政并立的结构，但枢密使改由士人担任。藩镇仍为地方的主要形式，除了建国的五代十国之外，不少藩镇拥有相对独立的治权，各国统治者既要依赖又要限制他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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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宋后，赵匡胤对藩镇采取了安抚与镇压的手段，又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将领的军职，以“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61]，从制度上达到以文制武、互相牵制、稳固皇权的目的。为改变唐末骄兵悍将的情况，太祖在军内设“阶级法”，“峻其等级相犯之刑，……以绝其犯上之心”[62]，以致宋朝“二百年军中不变乱”[63]。但使“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的政策[64]，降低了士兵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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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原有军事体制瓦解，设集军政、统军于一体的御营使司。后罢御营使司，职权归枢密院，三衙成为皇帝的三支亲卫军。在地方又“假权宜以收群盗”，以义军、游寇抗金，岳飞等得任镇抚使。除茶盐外其他税收三年不上缴，朝廷也不拨钱粮；官员除知州（府）由镇抚使提名、朝廷任命外，其他均由镇抚使任命，军事可全权处置，“许以能捍御外寇显立大功，特与世袭”[65]。绍兴五年，改镇抚使军为行营护军，形成分驻要地的屯驻大军，但仍各归其将，以至有“岳家军”、“韩家军”之称。为消除潜在的威胁，高宗收张俊、韩世忠、岳飞兵权，取消其军号。但远离中央的川蜀、荆襄前线甚至江淮、闽广的军队则仍保有一定的独立性，皇帝对军权的控制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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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赵匡胤把三省合为“中书门下”，但分相权为二；与专掌军政的枢密院并称“二府”。沿袭五代“三司”合一执掌财政，完成了政、军、财权的分权制衡。为安定后周留下的大批官员，在保留唐代以来三省、六部官称的同时，使官（官位和俸禄标志）、职（馆阁中实际任职或荣誉衔）、差遣（实际任职）相互分离。还有效限制了宗室、后宫、外戚、宦官等的权力，除徽宗、理宗用蔡京、贾似道等权臣外，保证了皇权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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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基本沿袭府州、县二级体制，府州之上设有监察及军区的“路”，但以文臣知军州事取代节度使，节度使则成为空衔。为限制地方官员，观察、防御、团练诸使、刺史甚至县令都为虚衔，实际任事的是知州、知县。但中央集权过分集中，事权过分分割，使地方权力太少，很难独立对突发事件做出反应，降低了行政效率，一定程度放松了对民间的控制。在少数民族地区，参照唐的“羁縻”制度，由“土官”治理，汉官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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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后梁时大致还保留着封闭的“坊市”制[66]。后唐时出现“厢”[67]。北宋实行城乡分治，城内是以厢统坊的“厢坊”制[68]。南宋中期，州府城陆续设置专司消防的“火隅”，以后“隅”兼起了治安和行政的职能，形成“隅坊制”。在乡村，北宋初实行乡（开宝七年改设“管”）、里制。神宗推行保甲法时，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保内连坐。哲宗初，保甲解散，但不少地区保留了保甲。南宋时仍是乡、都、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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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虽战乱不已，但科举仍得以维持，“自梁氏以降，皆奉而行之，纵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轨辙”[69]，但“偏方小国，兵乱之际，往往废坠”[70]。宋初还有五代重武轻文之习，进士入仕的官职很低。太宗时提高了官差级别，规定“凡以资荫出身者，皆先使之监当场务，未得亲民”[71]，但科举的时间仍不稳定，直到英宗时“每三年一开科场”才成为定制[72]。理宗起，理学成为统治思想，但南宋日益腐败，科举“奸弊愈滋”[73]。科举之外，也有恩荫、摄官、吏人出职、军功、纳粟等，“在京百司，金谷浩瀚，权势子弟，长为占据”[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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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取消了不同学校录取不同级别官员子弟及庶人的做法，“无国子、太学、四门之别”。从仁宗“拨田土二百余顷，房缗六七千入学充用”开始[75]，学校均以学田及出租“房廊”作为经费。私学也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学者纷纷设立“精舍”、“书院”教授生徒，但多数人仍主要在家馆或塾师设馆中学习，不少地区还利用农闲举办冬学教农家子弟。徽宗时，北宋二十四路州县学有学生近十七万。哲宗时，福州“解试”每次有三千人，孝宗时，增至二万人；南宋时，建宁府解试有一万余人，只有三县的兴化军也有六千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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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土地、赋役和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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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以后，战乱不断，人口大量死伤逃亡，生产下降。为维持统治，一些政权和地方官吏仍致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后梁建国前后，朱全忠辖区内的“夷门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莱，励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77]。唐、后梁河南尹张全义“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桑麻蔚然，野无旷土”[78]。后唐恢复了军民“营田”，“只耕佃无主荒田及召浮客”[79]，防止强占民田、强迫民户耕种和投靠“营田”。后唐明宗减轻了赋税，按各地区季节早晚分立纳赋期限，较唐更为合理。后周则进一步推迟两税的起征时间。东南诸国为自保，也多采取招抚流亡，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政策。宋以后，踏犁、梯田、精耕细作、稻麦两熟甚至三熟技术和“占城稻”推广以及鼓励社会生产的政策，支持了宋的经济繁荣和与辽、金等的力量平衡，特别是南宋人口的激增和以巨额贡赋维持的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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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以兵战为务，条章多阙”，赵匡胤建宋，仍循周世宗“遣使均括诸州民田”，“命官分诣诸道均田，苛暴失实者辄谴黜”，似乎还准备均田。但乾德四年，“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80]，转向了“不抑兼并”[81]。太宗时，也是“令诸州籍其陇亩之数，均其租，每岁十分减其三，以为定制”[82]。仁宗初，由于“田制不立”，“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83]。到南宋初，所谓“祖宗之法”，实际上也是“品官之家，乡村田产得免差科，一品一百顷，……九品十顷，其格外数悉同编户”[84]，而不是“限制品官的占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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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大量逃亡人口，建隆初，太祖令“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户籍顷亩以闻，即检视之，勿使亲邻代输其租”[86]，以免造成新的逃亡；后又“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太宗初，要求各地荒田“仍给复五年，召游民劝其耕种”[87]；后规定“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这些措施使耕地从开宝末的二百九十多万顷，增加到天禧五年的五百二十多万顷，而且“川峡、广南之田，顷亩不备，第以田赋约之”，“而赋租所不如者十居其七”[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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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为促进垦荒和战争中被掳民户归业，绍兴三年令“百姓弃产，已诏二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充职田者并听归业。孤幼及亲属应得财产者，守令验实给还”[89]。“绍兴和议”后，对“蜀地狭人稠，而京西、淮南系官膏腴之田众，乞许人承佃，官贷种牛，八年乃偿，并边悉免十年租课，次边半之，满三年与充己业，许行典卖。……愿往之人，给据津发”[90]。“隆兴和议”后，即“诏两淮民户并已复业”，田地“许民户租佃，五年后量立租课，不得科扰”[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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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除少量国有的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及寺观土地外，土地主要私有，耕种也以租佃制为主。田主与佃户以契约规定租佃年限、田租数量和形式等，由朝廷认可，除“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外，“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太宗时，规定“诸路州民户，或有欲勤稼穑而乏子种与土田者，或有土田而少男丁与牛力者”，“令农师与本乡里正村耆相度”，“召集余夫，明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地租主要是实物，多为对半租，但也有定额租。南宋绍兴十六年规定，“依百姓体例”，官给耕牛及种粮的，“四分给力耕之人，六分官收”；“不成片段闲田”，“只立租课，上等立租二斗、中等一斗八升、下等一斗五升”[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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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村租佃制一致，城镇官私工商业中普遍采用雇佣制。大量农民成为临时性雇工，在乡村“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93]。北宋开封，“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94]。南宋临安补锅、修鞋、穿珠、磨镜等数十种工匠，“时时有盘街者，便可唤之”[95]。坑冶、制盐、丝织、制瓷、造船等大型作坊已雇佣相当数量的工人。信州铅山铜矿，“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取垢淋铜，官中为置炉烹炼”，“彼时百物俱贱，坑户所得有赢，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凿”[96]。韶州铸钱的永通监“雇工于巧”，“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97]。四川成都官营织锦院，“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98]。四川井盐生产中“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迭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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