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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 《新唐书·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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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 《文献通考》卷151《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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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玉海》卷138引《邺侯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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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资治通鉴》卷212，《唐纪》玄宗开元十年、十一年、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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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唐会要》卷72《军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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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玉海》卷138引《邺侯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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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资治通鉴》卷213，《唐纪》玄宗开元十六年；卷214，开元二十五年、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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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 《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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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 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全唐诗》卷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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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 《唐六典》卷7《尚书刑部》，卷23《将作监》，卷6《尚书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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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 《新唐书》卷46《百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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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5 户籍制度（以役法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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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唐后期到宋：以役户为主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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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唐后期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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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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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以“奉命讨伐杨国忠”起兵，爆发“安史之乱”。肃宗靠朔方军和各地节度使取得皇位、平定了安史之乱，“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类”[1]，又改采访使为观察处置使由节度使兼，节度使辖区与道交织混同。吐蕃东犯，不得不以部分安史旧部为节度使。中央在藩镇设监军院，藩镇在京师设有进奏院，名义上奉行朝廷的法令，但实际上“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2]。以后“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朝廷不仅无力消灭藩镇，藩镇反叛、少数民族入侵、经济困难时，还得依赖藩镇支持。因此，“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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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史之乱中，禁军不断扩充。由于丧失对武官的信任，肃代以后，宦官执掌禁军，充任内枢密使。枢密使参与决策，“权倾于宰相”[4]；神策中尉拥兵挟制天子，以致唐后期大部分皇帝都由宦官废立甚至杀害。一些皇帝也试图依靠官僚集团的力量，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也被称为“内相”[5]，但官僚集团内部又形成朋党之争。由于财源不足，掌财政的度支使和掌税收的盐铁使多以宰相兼任，与掌赋役的户部使合称三司使，昭宣帝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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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土地、赋役和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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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中，人民死伤、逃亡日益严重，“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7]。由于国家已不能提供基本的保护，“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倍豪族”[8]。地主庄园重新成为主导经济形态。代宗时，“崔群为相，清名甚重”，也“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9]；陆龟蒙举进士不中，但“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10]；陕西大像寺有庄园七所[11]，山东醴泉寺有十五所[12]。藩镇为维系职业兵，将士“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效尤主帅，凭借武力“变易主帅，如同儿戏”，“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13]。但由于战事频繁，兵士逃亡也较严重，刘仁恭、朱全忠等先后将“部内男子无贵贱，并黥其面”[14]，只有当上高官后才能以药除字，并为五代和宋所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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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乘虚而入，“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15]；南诏西连吐蕃抗唐，剑南诸州尽为所占。肃宗乾元三年，唐实际控制的州仅为天宝末的一半；不课户一百一十七万、课户七十五万，不课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代宗时，实际控制的人口只剩一百三十万户[16]。由于“王赋所入无几”，代宗提高了户税，上上户缴四千文，递减至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王公百官按品级列入户等缴纳，如在几处任官，各处分别纳税[17]。一些地方还尝试了按土地征收的“青苗钱”“地头钱”等新税，以资产为宗的户税和地税开始取代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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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即位，以杨炎为相，在总结各地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实施了“两税法”。“租庸杂徭悉省”，合并为地税和户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两税法扩大了税源，一定程度减轻社会下层的负担，简化了税收制度，“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18]。尤其是改变了战国以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19]，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使赋税制度朝着“舍人税地”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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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廷孱弱，“三年一定，以为常式”难以实施[20]，豪强之家“十分田地，才税二三”[21]。佃农“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足。有田之家，坐食租税”，“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22]，税赋完全转嫁给农民。由于支出无准，“量出以制入”的财政原则变成任意加税的理由，建中三年即下令“两税每贯增加二百”[23]，以后赋税越来越重。征收时，按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米粟的规定实际又“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24]，一定程度实行了货币征收，但由于实物估算和钱币发行中的弊病，又加重了人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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