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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5.2 辽、金、元：依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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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辽、金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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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辽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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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1 依民族等级设定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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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契丹族日益强盛，唐哀帝时，八部酋长推选“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军事首领）的耶律阿保机为可汗[175]。后梁时，阿保机废每三年推选可汗称帝，国号契丹。太宗灭后晋，改国号为辽。但大汗（皇帝）死后太后摄政甚至临朝称制，并主持兴汗（帝）在家族成员中“世选”的传统，为皇位争夺提供了空间，景宗后确立皇位传子，但太后与皇帝的矛盾始终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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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后梁、后唐及室韦、女真战争中俘掠大量各族人口为奴，契丹从原始游牧转向奴隶制；同时幽州地区大量汉人为避战乱而逃入，契丹迅速转向封建制，并开始以“国制”统治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以汉制统治汉人。灭渤海国后，以汉制（参用唐制的渤海制）治渤海。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后，汉人区域扩大。世宗时，基本形成“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体系[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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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虽设五京，但与部民“随阳迁徙，岁无宁居”一样，皇帝四季巡幸于不同地区，政治中心随之行动，“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在皇帝御帐南北面设两套行政机构，“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多用契丹官制；“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大致是三省六部制，但“南衙不主兵”[177]。北枢密院是北面最高决策和军、政机关，枢密使由契丹贵族担任，直学士多用汉族士人和契丹文学之士。南、北二相府总理各部族军、政。圣宗以后，两府宰相者也以契丹别部和汉人、渤海人担任。南枢密院为南面最高机构，兼尚书省职，下设吏、户、兵、刑、厅（工）五房；中书省负责六品以下汉官除授，兼礼部。南院枢密使、中书令等为南面宰相，但“汉宰相必兼枢密使事乃得予闻机事”[178]。地方以五京为行政中心，设道、州、县。官俸“止是任职者薄有俸给”[179]，“在廷之官有俸禄、典州县则有利润庄”[180]，可能是职分田，而不是“靠自己经营农庄以求温饱”[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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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契丹传统，部族官也在一些家族中“世选”。太祖时，“以后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又“以皇弟苏为南府宰相”，后族、宗室为北、南府宰相“自此始”。道宗时，仍诏“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同母兄大奴、同母弟阿思世预北、南院枢密之选，其异母诸弟世预夷离堇之选”[182]。辽初，特别是得到幽蓟十六州后，为笼络和选拔汉、渤海士人，寻找新附地区的代理人，设置了国子监，实施了科举，但只准汉人、渤海人应试。圣宗时，五京州县设学校，收“蕃汉官子孙有秀茂者”[183]。道宗时，契丹、奚、霫等已可入学和参加科举。兴宗时，除“医卜、屠贩、奴隶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外[184]，由于担心习文弃武，契丹人仍不得应科举。圣宗统和六年前考试也无定期，之后袭唐制，考试每年一次；兴宗重熙元年后，按宋制考试每三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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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2 依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设定的户籍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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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遥辇阻午可汗时，确定各部游牧范围，“分地而居，合族而处”[185]，部落公有土地开始转化为分封给领主占有的国有土地。建国后，阿保机重编部落和游牧范围，大致上辽内四部族居中，其余诸部在四周，各自占有和使用游牧地。唐末，在大量俘掠的人口成为奴隶的同时，幽州地区民众的迁入增加了契丹的农业因素。一些贵族拥有了汉族定居的“汉城”并开始封建化，阿保机在自己的汉城中“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186]。阿保机任可汗后，“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初建契丹“赋税之制”。得到幽蓟十六州后，农业人口增加。太宗时，“阅遥辇氏户籍”，又“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但实际把人口分作宫账、部族“国制”和汉制人口分别治理。到圣宗时，赋役制度基本定型，并进行了几次较大的“通括户口”、“通括宫分人户”和“通括南院部民”[187]。辽后期，政局混乱，已很少检括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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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鲁朵是皇帝和后妃、亲王等的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实体性质的行宫部落，也是包括人口、农田、牧场的庄园。建国后，各斡鲁朵也开始“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并辖有宫分户、著账户和州县民。“著账户”主要是犯罪的宗室、外戚和大臣家属，承担仆役、侍从、警卫等非生产性“祗从”之役，由于“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宫分人”中有汉、渤海、契丹和其他部族，主要是战俘，也有由州县、部族中抽调陪嫁后妃的媵臣及其他附籍者。一些是拥有财产和家庭、享有自由民身份的农牧民，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狩猎业；一些占有一定数量的奴婢、部曲甚至本身就是领主、地主，并可出任高官。但对主人仍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只有经朝廷核准才能摆脱宫籍取得正式户籍。韩德让原为宫分人，在圣宗时任大丞相后仍隶宫籍，直至承天太后后期奉诏“出宫籍，属于（皇族）横账”；道宗时期的姚景行也是做了北府宰相后“始出宫籍，贯兴中县”[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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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斡鲁朵抽调宿卫皇帝的“皮室军”，最初是部落联盟首长的亲兵群，称“腹心部”。建国后，太宗在诸部和州县汉军中遴选扩编皮室军，“益选天下精甲，置诸爪牙”[189]。中期以后，皮室军屯驻于军事要地，逐渐单独成部。行宫宿卫转由宫分军承担，“其兵皆取于南、北王府，十宫院人充之”[190]，实行轮番宿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191]，偶尔也出征和屯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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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前期，诸王、公主、驸马及“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属民是领主的私奴和部曲。由于“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国家力量逐渐进入头下州县，“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赋纳上京”[192]，头下户开始既“输税于官，且纳课给其主”[193]，称“二税户”，已不完全属于领主。之后一些头下军州被收归国有，头下户转化为州县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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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诸部也设为相当于州县的“部落”和“石烈”，部落领主（太祖时改诸部夷离堇为令稳，萧太后时又改为节度使）又是地方官员。部民是部落和国家赋役的主要负担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脱离本部，一些拥有较好牧场和较多牲畜的富户也可转化为贵族。诸部实行部族兵制，“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部民“胜兵甲者即著军籍”，“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诸宫、贵族和各部占有大量的奴隶，以战俘为主，也有拐卖为奴的宋人，主要供家内驱使和手工业生产。稍瓦、曷术二部原是战争俘虏和部落制末期沦为私人奴隶的部民，被编入石烈后转为官奴婢；圣宗时，二石烈改编为部落后，又转为部民[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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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诸部仿州县编制户籍、户等，赋役以贫富为等差，“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苟无上户，则以中户当之”，因此要“攒户丁，推户力”，但贵族、官僚均免赋役。部民岁输羊为常赋，以牲畜多少为等第，特殊情况下还另有贡献。力役主要是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等。部族兵制也改为适用于辽境各族民户的征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戍边的部族一般将人口分为戍守户和留后户，“居者、行者……易为更代”。由于“徭役日增，生业日殚”，一些部族“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195]。此外，一些边远的属国、属部则随部所出，缴纳贡赋，遇有战事须出兵从征，一些也时叛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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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民户主要是被契丹占领的渤海国人、幽蓟十六州和为避战乱进入契丹的汉人。一些是佃种国家土地的官佃户，一些是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一些契丹贵族、汉族官僚占有很大的庄园，圣宗时的降臣李知顺，“庄宅田园，奴仆人户，牛驼车马等，卒不能知其数”，庄宅的一些土地也出佃给农户。此外，僧道另有户籍，寺院也占有相当的土地，贵族也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蓟州上方感化寺“占籍斯广，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栗万余株”[196]。但投入寺院的人户要向国家和寺庙纳税缴租，也是“二税户”。寺庙土地也租佃给农民，而上层僧道实质上成了地主，景宗以后还多被授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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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宋一样，州县民户的田赋主要是两税，并有正色、折色之分。辽初，为招徕、安抚汉人和其他各族，稳定统治，“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有时也免收数年赋税，“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197]。力役主要是运输、修河、筑路、保管官物、维持地方秩序等。“凡差发，立排门历。量见在随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198]，但各州县轻重不尽相同。道宗时，汉地人民负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199]。建国初，阿保机“收山北八军”，开始有汉军，但常有契丹军监视。随着汉地扩大，州县民户开始服兵役，征兵依户等签取。但汉军“皆黥面给粮如汉制”，辽军中“给衣粮者唯汉兵”[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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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辽还设国有“群牧”，马匹主要供给军队，牛羊、骆驼等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因战争或灾害耗损过多时也括富人羊马以益群牧。官府有手工业主要是矿冶、制盐、纺织等，私人主要是纺织、陶瓷、车马具制造等。官府有手工业中使用蕃户，如中京“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201]；也使用奴隶，如从事冶炼的曷术石烈。商业除五京州县外，行宫、关隘、路口也设市场及管理机构，盐、铁、酒贸易也为国家控制。虽“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盐、曲之法，关市之征也甚宽弛”[202]，一些地区“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203]，但实际上盐铁税、曲钱、农器钱、鞋钱、匹帛钱、义仓粟等多延续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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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末，道宗、天祚帝“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纪纲废弛，人情怨怒”[204]，叛乱相继。天会三年，在宋金联合进攻下，辽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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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金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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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1 依民族等级设定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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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末，女真族从游牧转向定居牧业。形成军事部落联盟后，“有官属，纪纲渐立”。上层是军（军事首长）政（国相）二府制，基层是地缘性的城堡、村寨和军事性的猛安谋克。完颜阿骨打袭“都勃极烈”（联盟长官）后，猛安谋克兼地方行政职能，以官僚领户制的猛安（千户）谋克（百户）取代氏族领夫制的猛安（千夫）谋克（百夫），“一如郡县置吏之法”。建金称帝后，国相与勃极烈（诸部长）结合为“国论勃极烈”，贵族议事会改为诸国论勃极烈组成的相府。但仍以“谙班勃极烈”为继承人，维持兄终弟继的制度，熙宗时才废勃极烈制，立太子。同时，以猛安谋克制改编被征服的汉、渤海、契丹、奚人，“一如本朝之制”[205]，猛安谋克之上设“路”。占领辽燕京后，试图扩大猛安谋克制，因遭广泛抵制而转向辽的南北面制。北面为猛安谋克制，南面为宰相制，置中书省、枢密院，但朝廷仍用女真宰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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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灭辽后，罢南北面制，改中书省为尚书省；在为攻宋而设的“都元帅府”下设燕京、云中枢密院，称东西两朝廷。灭北宋后，在刘豫“伪齐”内实行杂女真制的宋制，但都元帅府已成为名义节制于朝廷的地方军政势力。进入中原初，“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206]，海陵时才下令“衣冠许从其便”[207]。控制中原后，为寻找新附地区的代理人，即开科举、兴学校，但各级官学分汉儿学和女真学，又“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208]，但“有公事在官，先汉儿，次契丹，方到金人”；“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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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宋对峙后，为适应在中原的统治，熙宗以“天眷新制”取代多种制度并存的制度体系。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国相勃极烈制和南北面制；以相位易兵权，收都元帅权力归朝廷；废刘豫，置军政合一的行台尚书省；罢汉、渤海人的千户谋克，调整了东京、咸平两路的州县设置；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浸移兵柄于其国人”。完颜亮夺位后，为削弱旧贵族，迁都燕京，实行以辽、唐、宋为主杂糅女真的“正隆官制”，“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210]。在中央，废中书、门下省置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废行台尚书省，以监察御史分司行台；置国子监，合并“南北选”。在地方，设五京；罢万户为节镇州，统一地方行政的猛安谋克与州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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