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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时，为扩充猛安谋克和消化契丹人，“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恢复了一些省和罢免的猛安谋克；为防止女真人汉化，禁“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集中散居的猛安谋克，“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随着女真封建化的完成，章宗以“镇边后放免者授官格”、“罢世袭制”、“放老入除格”、“承袭程试格”等限制猛安谋克的传统特权[211]；允许猛安谋克与汉民通婚；置太学、府学和州学，允许猛安谋克举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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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2 依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设定的户籍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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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骨打为都勃极烈时，把军事性的猛安谋克变为地方行政组织，“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形成猛安谋克户。建金后，也以猛安谋克制控制各族。由于在汉地推行猛安谋克制受到抵制，又形成州县户和乣户及相应的土地赋役制度，太宗时汉人、渤海人已“不得充猛安谋克户”[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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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安谋克户实际包括贵族、平民、驱丁和奴隶。本（正）户是女真自由民，可以从国家分得牛头地，也是军队的主要来源。驱丁相当于农奴的私属，可轮差或被签为“阿里喜（正兵之副）”，也可赎为良。太宗时，“诏兵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妻子赎之”；熙宗时，“诏百姓流落典雇为驱者，官以绢赎为良”。驱丁是金的二税户，章宗时，括“二税户，凡无凭验，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检而知之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而有凭验者悉放为良”。奴隶除战俘外，还有“以岁凶民饥，多附豪族，因陷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以为奴者”。奴隶放免或与良人通婚可转为本部正户。太祖时曾诏“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元约以一人赎者从便”；太宗时规定“权势家不得买贫民为奴，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罪皆杖百”[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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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上至公卿大夫，下至民庶百姓一例纳入版籍”，“京官则必须占籍京城”，僧道也“皆入籍所在州县”[214]。世宗时，还把辽时因“僧多匿其实，抑为贱”的寺院二税户诏免为民。乣户是边境地区的契丹、奚、兀惹、蒙古等各族游牧部落的部族和乣（部落）。此外，还有单独的女真贵族的宗室将军户、猛安谋克“没入官良人”的监户和“没入官奴婢”的官户。女真南迁后，与民户杂处，猛安谋克领户制逐渐混乱，为此世宗规定“每谋克户不过三百，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章宗规定“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真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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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金已较重视农业，但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占领辽燕京后，“诏除辽法，省税赋”[216]，还袭辽置群牧。金军进入中原时，“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舍屋产业”[217]，大量人口被掠为奴隶或驱丁。占领中原后，又“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招抚流民，“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荡毁者，底于罚”[218]。为加强在中原的统治，“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219]，把猛安谋克村社组织迁入中原。熙宗时，南徙的猛安谋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220]，女真族转向自耕民和屯田军户。还“诏免民户残欠租税”、“减旧（税）三分之一”，发展农业，“民始苏息”。完颜亮时，“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宫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且令民请射，而官得其租”[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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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初，土地仍较宽余，“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随着“南北讲好，与民休息”，“诏谕盗贼或避贼及避徭役在他所者，并令归业，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人口从大定初的三百多万户增至二十七年的六百七十多万户、四千四百七十多万口，土地逐渐稀缺。同时，女真贵族又大量占有土地，“太保阿里先于山东路拨地百四十顷，大定初又于中都路赐田百顷”；“前徙宗室户于河间，拨地处之，而不回纳旧地”；“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女真人日益“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内部分化不断扩大，“一谋克内，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一些“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一些“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或撷野菜以济艰食，而军中旧籍马死，则一村均钱补买，往往鬻妻子、卖耕牛以备之”[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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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试图通过推行“通检推排”来限制土地兼并，改变“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的状况，规定“除牛头地外，仍各给十顷，余皆拘入官”，“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将均赐贫民”。但实际成为掠夺土地的借口，“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止以名称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其相邻冒占官地，复有幸免者”。而“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一些地区“妄加民产业数倍，一有来申诉者，则血肉淋离，甚者即殒杖下”[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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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女真完成封建化，章宗在限制猛安谋克传统特权的同时，“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认可了猛安谋克对土地的私人占有。为解决女真分化问题，又括地“三十余万顷”[224]，“民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225]。但“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宰相完颜匡“拨赐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济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旧业辄夺之，及限外自取”[226]。民众“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227]，女真分化更加严重，“世袭谋克”的乌林答爽“虽世族家，甚贫”，“恶衣粝食恬如”[228]；世宗之孙、密国公完颜璹“客至，贫不能具酒肴，充蔬饭与之共食”[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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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赋役因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而不同。税收主要有以耕地为征课对象的女真牛头（具）税和中原两税、以丁口和资产为征课对象的物力钱、以户为征课对象的“夏绢”及工商杂税。除牛头税外，多继五代、辽、宋，但减省了大量假借各种名目增加税收，促进了北方经济恢复和人口增长。牛头税是女真早期税收的遗制，以二十五口共享一牛具（每耒三牛）的土地（大致四顷四亩）为征课对象，因此被视为一种地税。牛头税“本以备凶年，凡水旱乏粮处，就赈给之”，“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谋克监其仓，亏损则坐之”，猛安谋克俸给也“依旧支请牛头税粟”，反映了从公社内部共耕共有到由族长支配的演进，及以共同收获补偿非直接生产者的情况。太宗时，先“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改“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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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继五代、辽、宋，但已发展为纯粹的地税。“官地输租，私田输税”，“夏、秋税纳麦、粟、草三色”，“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粟束十有五斤”。两税比北宋秋税也少二升一合，还省去了辽、宋繁多的田亩附加，但两税仅按亩计算仍是牛头税一石的二十倍、五斗的四十倍。输纳因各地物产“除当储数外，听民从便折纳”，输送粟麦“上户输远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231]，且可依远近递减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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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钱是按物力征收的资产税。金初只征物力，“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物行征”。随着猛安谋克内部的分化，世宗时以宋物力钱的名称和唐户税的内容，“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但“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预。猛安谋克户、监户、官户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则预其数。墓田、学田，租税、物力皆免”，“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并采取了有利于猛安谋克新兴地主的税制，“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有物力者为课户、无者为不课户，“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寺观物力“系奴婢之数推定”。此外还有名为“夏绢”实为户调的“丝绵绢税”，规定“桑被灾不能蚕，则免”[232]，“凡纳丈尺的小户，旧例数户合并成全匹输纳”[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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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法主要是职役、兵役和力役。职役承宋制，“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观则设纲首”，可雇募充任，“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铺马、军须、输庸、司吏”等也可出钱代役。金前期，猛安谋克也是女真的军事组织，“壮者皆兵”[234]。女真人虽负担比汉人轻得多的田税，但难免兵役，“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合家以为苦”[235]。统一北方前，“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伐宋之役参用汉军及诸部族而统以国人”，以后汉军往往“有事则签取于民，事已则或亦放免”[236]。签军“一曰家户军，以家产高下定之；二曰人丁军，以丁数多寡定之”[237]。世宗时，作为军事组织猛安谋克也日益瓦解，不得不兼行募兵法，按“物力多寡”征兵税，再招募“材勇骑射之士”[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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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役以“男女二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六十为老，无夫为寡妻妾，诸笃废疾不为丁”。出于赋役的需要，“有物力者为课役户，无者为不课役户”，但实际分为课户和不课户、役户和不役户，按物力各系统内“其为户有数等”。“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势均则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户济之”。但“品官之家，并免杂役，验物力所当输者，止出雇钱。进纳补官未至荫子孙、及凡有出身者、出职带官叙当身者、杂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应已带散官未出职者，子孙与其同居兄弟，下逮终场举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门则免差发，三年后免杂役”。僧道也免课役，世宗后期，“禁有禄人一子及农民避课役为僧道者”[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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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陵时，“赋役繁兴”，“兵甲并起”，征宋、修燕京、修汴京动辄数十万民夫。世宗为缓和矛盾，大量裁减了民夫，规定“凡有徭役，均科强户，不得抑配贫民”，蠲除了影响“调发甚多，而省部又与他州一例征取”地区的赋役，把由未受役之家出“雇钱”改为按就役者应得雇钱“免租税及铺马钱”，又规定“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内居者充役”。宣宗南渡后，为应付战争，“赋役三倍平时”，人民“力竭财殚，相踵散亡”[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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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业及税收方面，官府手工业有铸钱、铜器、军器、丝织、造船等。榷货有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盐，十目之中盐为首，但废除了随田亩输两税盐钱，延续了“乾办盐钱”，章宗初河东北路岁达10万贯。世宗时，仿宋输粟之法许民以米易盐。“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后又诏“毋得收税”，但禁私铸钱和神佛像、腰束带等外的铜器；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的一半，官制铜器验押后才能使用。为“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直”，置“市令司”，也有“行人”、“行头”或“引领”。世宗初，罢各地掌关市者“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笥甚于剽掠”。海陵时，又“罢诸路关税”，后“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宫廷、权贵往往“强市”于商，也有“除户口岁食外，尽令纳官，给其直”的“和籴”等。金末，“及其亡也，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预借数年，或欲得钞则预卖下年差科”[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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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末，括地和繁重的赋役造成红袄军大起义，在政府不能提供保护的情况下，民众重新结成保壁。一些成为农民起义军，如“攻劫州县，杀略官吏，山东大扰”[242]的杨安儿也被称为“堡主”[243]；一些成为镇压起义的“义军”，如张柔“聚族党数家”，“选壮士团结队伍以自卫”，“以功授定兴令，累迁清州防御使”[244]，后又多降蒙古。在内外交困和蒙古、南宋联合进攻下，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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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元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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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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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宋对峙时期，蒙古各部互相征伐。金泰和六年，铁木真统一蒙古，称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沿袭部落酋长会议，由蒙古贵族参加的忽里台（大会）是推选大汗、发布法令等形式上的最高机构，汗位继承也是成吉思汗家族世选。从各级那颜（官人）质子和白身人（平民）中挑选组成的怯薛（亲卫军），既是“制轻重之势”的精锐部队[245]，又是大汗的内廷。怯薛歹（卫士）轮番入值，有多种职务分工，均可参决政事，怯薛执事官亦是大汗的侍从近臣。外庭则由处理民事和刑政的大札鲁忽赤（断事官）及其下若干断事官组成。宪宗时，大断事官（右丞相）之外设大必阇赤（左丞相）。
170320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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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是军政合一、各有人口和领地的千户，下置百户、十户。多数千户直属大汗，少部分作为诸子、诸弟兀鲁思（封国）的基本组织。诸王也有斡耳朵（宫帐）和怯薛，有推举大汗、派代表参与国务管理的权力以及纳贡、率本藩兵参战的义务。征金时，在汉地建立军事统治机构，汉人称行省；又沿用金的政区和职名任命了一些官员管辖军民，一些地区设达鲁花赤（镇守者）。为迅速扩大占领区，在纳质、从征、贡献和设置达鲁花赤条件下，授予一些地方武装及下属将校万户、千户、百户等，汉人称“世侯”。
170320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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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时，以耶律楚材实行“汉法”，为改变“诸路长吏，兼领军民钱谷”，设十路课税所，以儒士任课税使，“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246]，并逐步恢复中原州县，“守令上皆置监”[247]。但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丙申分封”，“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由于认识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又改为遥领的投下食邑，规定各投下“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248]。但投下“得自举人”，“不得通于他官”[249]，可“嗣承世爵”[250]。宪宗时，仍分封了新的投下食邑，但限制了诸王干预地方事务、擅招民户[251]。
170320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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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继汗位，即宣布“祖述变通”[252]，全面推行“汉法”。至元八年，定国号“大元”，以金制为蓝本形成制度体系。在中央，设中书省并以参议府协调六部，又设枢密院和监察官员的御史台；忽里台形式上得到保留，但增加了省院台主要官员；建立皇太子制度，但缺乏明确继承人时仍通过忽里台确定；诸王出镇地方，不再分封蒙古千户。在财政困难时期，多次设尚书省综理财用甚至统领六部和行省。元后期，中书宰辅不仅兼领卫军，还在各机构中安插族人亲信，“每罢朝，皆拥之而退，朝廷为之空矣”[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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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中统初设十路宣抚司管理民政，又改总管府统管军民，再令“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以解决地方军政、民政不分的问题。同时设秦蜀、中兴、北京等行中书省，但又设行枢密院和宣慰司。至元中，“设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为之并带相衔；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254]，以后宣慰司陆续并改行省。成宗时，罢行枢密院，各行省平章政事兼管军政，行省成为常设地方行政机构。但仍设出征行省，如安南、征缅、征东（日本）等行省及元末镇压红巾军的淮南江北、福建等行省。
170320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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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省以下大致设路、府、州、县，但层级并不规范。诸王投下得以保留，世侯投下则兼食邑和路州。但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255]，投下由有司征收后转支。宣政院直辖的吐蕃地区设路、府、司及万户、千户，蕃汉杂居区设路、府、州、县。岭北行省仍是千户制，但有个别路、司和州。成宗时，边远地区又设路级宣慰司，少数民族诸司参用土官。县下城市为隅、坊，农村为乡、都，以下“为里、为村、为坊、为保，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256]；农村每五十家还置互助性的“社”，后置社于乡、都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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