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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斡鲁朵抽调宿卫皇帝的“皮室军”，最初是部落联盟首长的亲兵群，称“腹心部”。建国后，太宗在诸部和州县汉军中遴选扩编皮室军，“益选天下精甲，置诸爪牙”[189]。中期以后，皮室军屯驻于军事要地，逐渐单独成部。行宫宿卫转由宫分军承担，“其兵皆取于南、北王府，十宫院人充之”[190]，实行轮番宿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191]，偶尔也出征和屯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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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前期，诸王、公主、驸马及“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属民是领主的私奴和部曲。由于“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国家力量逐渐进入头下州县，“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赋纳上京”[192]，头下户开始既“输税于官，且纳课给其主”[193]，称“二税户”，已不完全属于领主。之后一些头下军州被收归国有，头下户转化为州县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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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诸部也设为相当于州县的“部落”和“石烈”，部落领主（太祖时改诸部夷离堇为令稳，萧太后时又改为节度使）又是地方官员。部民是部落和国家赋役的主要负担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脱离本部，一些拥有较好牧场和较多牲畜的富户也可转化为贵族。诸部实行部族兵制，“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部民“胜兵甲者即著军籍”，“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诸宫、贵族和各部占有大量的奴隶，以战俘为主，也有拐卖为奴的宋人，主要供家内驱使和手工业生产。稍瓦、曷术二部原是战争俘虏和部落制末期沦为私人奴隶的部民，被编入石烈后转为官奴婢；圣宗时，二石烈改编为部落后，又转为部民[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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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诸部仿州县编制户籍、户等，赋役以贫富为等差，“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苟无上户，则以中户当之”，因此要“攒户丁，推户力”，但贵族、官僚均免赋役。部民岁输羊为常赋，以牲畜多少为等第，特殊情况下还另有贡献。力役主要是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等。部族兵制也改为适用于辽境各族民户的征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戍边的部族一般将人口分为戍守户和留后户，“居者、行者……易为更代”。由于“徭役日增，生业日殚”，一些部族“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195]。此外，一些边远的属国、属部则随部所出，缴纳贡赋，遇有战事须出兵从征，一些也时叛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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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民户主要是被契丹占领的渤海国人、幽蓟十六州和为避战乱进入契丹的汉人。一些是佃种国家土地的官佃户，一些是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一些契丹贵族、汉族官僚占有很大的庄园，圣宗时的降臣李知顺，“庄宅田园，奴仆人户，牛驼车马等，卒不能知其数”，庄宅的一些土地也出佃给农户。此外，僧道另有户籍，寺院也占有相当的土地，贵族也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蓟州上方感化寺“占籍斯广，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栗万余株”[196]。但投入寺院的人户要向国家和寺庙纳税缴租，也是“二税户”。寺庙土地也租佃给农民，而上层僧道实质上成了地主，景宗以后还多被授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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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宋一样，州县民户的田赋主要是两税，并有正色、折色之分。辽初，为招徕、安抚汉人和其他各族，稳定统治，“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有时也免收数年赋税，“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197]。力役主要是运输、修河、筑路、保管官物、维持地方秩序等。“凡差发，立排门历。量见在随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198]，但各州县轻重不尽相同。道宗时，汉地人民负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199]。建国初，阿保机“收山北八军”，开始有汉军，但常有契丹军监视。随着汉地扩大，州县民户开始服兵役，征兵依户等签取。但汉军“皆黥面给粮如汉制”，辽军中“给衣粮者唯汉兵”[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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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辽还设国有“群牧”，马匹主要供给军队，牛羊、骆驼等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因战争或灾害耗损过多时也括富人羊马以益群牧。官府有手工业主要是矿冶、制盐、纺织等，私人主要是纺织、陶瓷、车马具制造等。官府有手工业中使用蕃户，如中京“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201]；也使用奴隶，如从事冶炼的曷术石烈。商业除五京州县外，行宫、关隘、路口也设市场及管理机构，盐、铁、酒贸易也为国家控制。虽“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盐、曲之法，关市之征也甚宽弛”[202]，一些地区“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203]，但实际上盐铁税、曲钱、农器钱、鞋钱、匹帛钱、义仓粟等多延续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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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末，道宗、天祚帝“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纪纲废弛，人情怨怒”[204]，叛乱相继。天会三年，在宋金联合进攻下，辽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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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金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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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1 依民族等级设定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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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末，女真族从游牧转向定居牧业。形成军事部落联盟后，“有官属，纪纲渐立”。上层是军（军事首长）政（国相）二府制，基层是地缘性的城堡、村寨和军事性的猛安谋克。完颜阿骨打袭“都勃极烈”（联盟长官）后，猛安谋克兼地方行政职能，以官僚领户制的猛安（千户）谋克（百户）取代氏族领夫制的猛安（千夫）谋克（百夫），“一如郡县置吏之法”。建金称帝后，国相与勃极烈（诸部长）结合为“国论勃极烈”，贵族议事会改为诸国论勃极烈组成的相府。但仍以“谙班勃极烈”为继承人，维持兄终弟继的制度，熙宗时才废勃极烈制，立太子。同时，以猛安谋克制改编被征服的汉、渤海、契丹、奚人，“一如本朝之制”[205]，猛安谋克之上设“路”。占领辽燕京后，试图扩大猛安谋克制，因遭广泛抵制而转向辽的南北面制。北面为猛安谋克制，南面为宰相制，置中书省、枢密院，但朝廷仍用女真宰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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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灭辽后，罢南北面制，改中书省为尚书省；在为攻宋而设的“都元帅府”下设燕京、云中枢密院，称东西两朝廷。灭北宋后，在刘豫“伪齐”内实行杂女真制的宋制，但都元帅府已成为名义节制于朝廷的地方军政势力。进入中原初，“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206]，海陵时才下令“衣冠许从其便”[207]。控制中原后，为寻找新附地区的代理人，即开科举、兴学校，但各级官学分汉儿学和女真学，又“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208]，但“有公事在官，先汉儿，次契丹，方到金人”；“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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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宋对峙后，为适应在中原的统治，熙宗以“天眷新制”取代多种制度并存的制度体系。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国相勃极烈制和南北面制；以相位易兵权，收都元帅权力归朝廷；废刘豫，置军政合一的行台尚书省；罢汉、渤海人的千户谋克，调整了东京、咸平两路的州县设置；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浸移兵柄于其国人”。完颜亮夺位后，为削弱旧贵族，迁都燕京，实行以辽、唐、宋为主杂糅女真的“正隆官制”，“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210]。在中央，废中书、门下省置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废行台尚书省，以监察御史分司行台；置国子监，合并“南北选”。在地方，设五京；罢万户为节镇州，统一地方行政的猛安谋克与州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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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时，为扩充猛安谋克和消化契丹人，“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恢复了一些省和罢免的猛安谋克；为防止女真人汉化，禁“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集中散居的猛安谋克，“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随着女真封建化的完成，章宗以“镇边后放免者授官格”、“罢世袭制”、“放老入除格”、“承袭程试格”等限制猛安谋克的传统特权[211]；允许猛安谋克与汉民通婚；置太学、府学和州学，允许猛安谋克举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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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2 依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设定的户籍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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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骨打为都勃极烈时，把军事性的猛安谋克变为地方行政组织，“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形成猛安谋克户。建金后，也以猛安谋克制控制各族。由于在汉地推行猛安谋克制受到抵制，又形成州县户和乣户及相应的土地赋役制度，太宗时汉人、渤海人已“不得充猛安谋克户”[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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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安谋克户实际包括贵族、平民、驱丁和奴隶。本（正）户是女真自由民，可以从国家分得牛头地，也是军队的主要来源。驱丁相当于农奴的私属，可轮差或被签为“阿里喜（正兵之副）”，也可赎为良。太宗时，“诏兵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妻子赎之”；熙宗时，“诏百姓流落典雇为驱者，官以绢赎为良”。驱丁是金的二税户，章宗时，括“二税户，凡无凭验，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检而知之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而有凭验者悉放为良”。奴隶除战俘外，还有“以岁凶民饥，多附豪族，因陷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以为奴者”。奴隶放免或与良人通婚可转为本部正户。太祖时曾诏“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元约以一人赎者从便”；太宗时规定“权势家不得买贫民为奴，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罪皆杖百”[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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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上至公卿大夫，下至民庶百姓一例纳入版籍”，“京官则必须占籍京城”，僧道也“皆入籍所在州县”[214]。世宗时，还把辽时因“僧多匿其实，抑为贱”的寺院二税户诏免为民。乣户是边境地区的契丹、奚、兀惹、蒙古等各族游牧部落的部族和乣（部落）。此外，还有单独的女真贵族的宗室将军户、猛安谋克“没入官良人”的监户和“没入官奴婢”的官户。女真南迁后，与民户杂处，猛安谋克领户制逐渐混乱，为此世宗规定“每谋克户不过三百，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章宗规定“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真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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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金已较重视农业，但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占领辽燕京后，“诏除辽法，省税赋”[216]，还袭辽置群牧。金军进入中原时，“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舍屋产业”[217]，大量人口被掠为奴隶或驱丁。占领中原后，又“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招抚流民，“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荡毁者，底于罚”[218]。为加强在中原的统治，“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219]，把猛安谋克村社组织迁入中原。熙宗时，南徙的猛安谋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220]，女真族转向自耕民和屯田军户。还“诏免民户残欠租税”、“减旧（税）三分之一”，发展农业，“民始苏息”。完颜亮时，“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宫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且令民请射，而官得其租”[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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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初，土地仍较宽余，“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随着“南北讲好，与民休息”，“诏谕盗贼或避贼及避徭役在他所者，并令归业，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人口从大定初的三百多万户增至二十七年的六百七十多万户、四千四百七十多万口，土地逐渐稀缺。同时，女真贵族又大量占有土地，“太保阿里先于山东路拨地百四十顷，大定初又于中都路赐田百顷”；“前徙宗室户于河间，拨地处之，而不回纳旧地”；“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女真人日益“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内部分化不断扩大，“一谋克内，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一些“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一些“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或撷野菜以济艰食，而军中旧籍马死，则一村均钱补买，往往鬻妻子、卖耕牛以备之”[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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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试图通过推行“通检推排”来限制土地兼并，改变“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的状况，规定“除牛头地外，仍各给十顷，余皆拘入官”，“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将均赐贫民”。但实际成为掠夺土地的借口，“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止以名称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其相邻冒占官地，复有幸免者”。而“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一些地区“妄加民产业数倍，一有来申诉者，则血肉淋离，甚者即殒杖下”[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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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女真完成封建化，章宗在限制猛安谋克传统特权的同时，“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认可了猛安谋克对土地的私人占有。为解决女真分化问题，又括地“三十余万顷”[224]，“民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225]。但“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宰相完颜匡“拨赐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济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旧业辄夺之，及限外自取”[226]。民众“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227]，女真分化更加严重，“世袭谋克”的乌林答爽“虽世族家，甚贫”，“恶衣粝食恬如”[228]；世宗之孙、密国公完颜璹“客至，贫不能具酒肴，充蔬饭与之共食”[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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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赋役因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而不同。税收主要有以耕地为征课对象的女真牛头（具）税和中原两税、以丁口和资产为征课对象的物力钱、以户为征课对象的“夏绢”及工商杂税。除牛头税外，多继五代、辽、宋，但减省了大量假借各种名目增加税收，促进了北方经济恢复和人口增长。牛头税是女真早期税收的遗制，以二十五口共享一牛具（每耒三牛）的土地（大致四顷四亩）为征课对象，因此被视为一种地税。牛头税“本以备凶年，凡水旱乏粮处，就赈给之”，“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谋克监其仓，亏损则坐之”，猛安谋克俸给也“依旧支请牛头税粟”，反映了从公社内部共耕共有到由族长支配的演进，及以共同收获补偿非直接生产者的情况。太宗时，先“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改“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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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继五代、辽、宋，但已发展为纯粹的地税。“官地输租，私田输税”，“夏、秋税纳麦、粟、草三色”，“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粟束十有五斤”。两税比北宋秋税也少二升一合，还省去了辽、宋繁多的田亩附加，但两税仅按亩计算仍是牛头税一石的二十倍、五斗的四十倍。输纳因各地物产“除当储数外，听民从便折纳”，输送粟麦“上户输远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231]，且可依远近递减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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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钱是按物力征收的资产税。金初只征物力，“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物行征”。随着猛安谋克内部的分化，世宗时以宋物力钱的名称和唐户税的内容，“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但“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预。猛安谋克户、监户、官户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则预其数。墓田、学田，租税、物力皆免”，“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并采取了有利于猛安谋克新兴地主的税制，“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有物力者为课户、无者为不课户，“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寺观物力“系奴婢之数推定”。此外还有名为“夏绢”实为户调的“丝绵绢税”，规定“桑被灾不能蚕，则免”[232]，“凡纳丈尺的小户，旧例数户合并成全匹输纳”[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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