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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赐给诸王功臣作为禄田。洪武三年，封功臣时也分赐庄田，少者十余顷、多者百顷，但禁奏讨；二十五年，“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493]。五年，赐诸王庄田，一般为百顷，另加不等的渔课岁米；“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给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永乐末，为满足皇宫开支，开始设立皇庄；“正统间，以诸王未封，供用浩繁，不欲重征小民，又见彼时地广民稀，因其闲地立庄，以资公用。诸王之国，地仍归官”[494]，“其地广狭有定界，其入有定额”，也算“非以病于民”[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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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496]，朱元璋对江南富民采取了土地没官、徙富民实都等措施，对“富民”土地甚至有“一没”、“再没”、“三四没者”[497]，数年之中三吴巨姓“无一存者”[498]。洪武三年，苏州府47万余户、税粮220余万石，而田粮百石以上仅554户、税粮15万余石，且“无粮五百石及千石以上大户，止有小户”[499]。三十四年，全国“田盈七顷户”为14241户[500]，只占总数1065万户的0.14%[501]，形成了以自耕农、国家佃户和中小地主为主的社会结构。佃户地位较宋、元明显上升，地主与佃户在法律上都被看作平民，不再承认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仅在礼仪方面要求“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分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502]。但农民的情况也有差异，在授田方面，徽州“各授田三十六亩”[503]，太仓“见丁授田十六亩”[504]，北方近城地“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军屯“每军授田五十亩为一分”[505]。在自然条件和生活状况方面，“闽田两收，北人诧以为异，至岭南则三收矣。斗米十余钱”，“单夹之衣，可过隆冬”；北方“动曰有地十余顷，计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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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赋役不分，“有赋役者谓有田粮当差者也，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507]，但赋以田为主以丁为辅，役以丁为主、以田为辅。田赋主要是两税，依面积、属性、类别定科则，“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有时可以丝绢、棉、钱钞等折纳。但对原张士诚控制区内的豪族富民，朱元璋“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正粮之外还有加耗，明初金陵民田每亩起科五升，已带七耗；后抄没官田科则各异，又征一斗七合。成祖时，江南税粮漕运北上，“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508]，甚至“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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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户主要承担正役和杂役。正役包括里长之役、编户之役和里甲三办等。里长之役包括“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510]，“全种官田人户亦编入围内轮当”[511]。江南还“于里长中提出殷实大户”应役粮长，父死子继[512]。编户之役主要是“将税粮洒派远近仓分，令各户自行上纳”[513]。一般富户派本色，肥田的税粮起运朝廷或边地，户等高、丁口多的起运路途远、运输困难的“重仓口”；反之许折色，“存留”本地或起运“轻仓口”。里甲三办主要是以“任土作贡”，“供御用曰岁进、供四司曰岁办”[514]、供地方征需的杂办。按里甲编派，又按人丁事产分三等九则，计丁量田出办，但南方重田，北方重丁，有丁三粮七、丁四粮六，田丁可互准。杂役主要是地方摊派的银两和差役。差役一类是有定额、定期的“常役”，由里甲人户按户等轮充，如库子、弓兵、狱卒、轿夫、坟夫等；一类是“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基准主要是丁，但依土地、产业有所区别。有地的丁，依人丁事产分三等，承当正杂二役；无地的丁，为下下则，承当杂泛差役，但“祗应、禁子、弓兵，悉佥市民，毋役粮户”[515]；下下则中之极贫者，或充轻役或免役。明初，对贵戚勋臣、进士生员及马户、灶户等重役户优免差役，但“免杂役，不免正办”[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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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军士开始主要是随朱元璋“从征”的部队及元军、各割据势力中“归附”的部队。明初几次按三丁、五丁抽一征调民户从军。有一丁被垛为军，全家永充军籍并到指定卫所居住；本人为正军，子弟为余丁或军余，壮丁病老死由余丁替代，如一家全部死亡，则在原籍勾取族人顶丁。以后“内地多是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517]，因此“人耻为军”，洪武时逃军已大量出现。卫所军队番上京师称班军，一般农闲时抵京，农忙前遣归。卫所军队“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518]。还有专门的屯军，初免税粮，洪武七年开始每亩收租一斗，允许随地所产“以米为度”，年六十以上及残疾、年幼者耕种自食；个别地区“税粮与民田等，杂徭复之”[519]。建文四年，定军屯科则，每一分征正粮十二石，听本军自支，余粮作为本卫所军官俸粮；因公事以妨农务者，“免征子粒”，禁差他役。此外，洪武初继承宋、元实行开中之制，“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由于输粮成本高，一些商人直接在边地招民种粮换盐引，形成商屯。“永乐时，粟二斗五升，得盐一引，商赢引过当，争趋之，各自设保伍，募众督耕，于是边地尽垦，而塞下粟充溢露积，饶于中土，屯军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耕”[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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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北方的控制和移民的扩大，鱼鳞图册和赋役黄册很快趋于混乱。明初，北方沿用元代的里社制，原住“社民”土地较广阔而用“大亩”，移民而来的“屯民”土地较狭小而用“小亩”，“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521]。土地又根据田、地、山、塘、荡不同类型，“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再按“三等九则”科以不同税率。很多地方为简化计算和征收，将土地按不同的折亩率转换为纳税顷亩，如“以小亩二亩五分折一大亩摊派元额地粮”[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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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皇帝只关心赋役“不失原额”[523]，地方官员的品秩也只与税收有关[524]，而很少有土地、人口增加的制度激励。在明初“一字不可改易”的严刑峻法下[525]，官员大都做出了避免风险的选择。在土地方面，“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以上折一亩”[526]。在人口方面，有的官吏为“避耗减之名，而开除不列”；有的干脆照抄“原额”，“大抵足旧数而止”；有的视统计造册为具文，“随时捏算”，“在册不过纸上之捏，在户尤为空中之影”，“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527]。还有一些为赢得民间的“好评”，“抑恐多其数反为民累，任其脱漏弗之计也”[528]。所以，黄仁宇说“以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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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满足皇室、政府和军队的需求，明朝建立了庞大的官营手工业，洪武时官匠已有六十二种[530]。“洪武十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531]，朱棣又将南京、苏、浙等处大量工匠迁到北京，形成“住坐之匠”。京匠每月上工十日，休工期间“听其营生勿拘”。洪武十九年，实行了外地工匠赴京服役的班匠制度，开始是三年一班，服役三个月。由于未考虑工作量，很快就出现“有无工可役者”，二十六年“令先分各色匠所业，而验在京诸司役作之繁简，更定其班次，率三年或二年一轮”[532]，实际又有一年到五年一班[533]。此外，中央手工业也“转雇巧匠”[534]和佥发民夫；地方使用民匠、军匠、卫军和民夫[535]，卫所主要是军匠、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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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有一定赋役优免，洪武十九年定“免其家他役”[536]；二十六年“定例与免二丁，余一丁一体当差”，单丁重役及一年一班者“开除一名”，老残无丁者“疏放”[537]。京匠有月粮直米，洪武十一年是“日给薪米盐蔬，休工者停给”；十二年改“月给米”，有妻子者一石，无者六斗；二十四年改“视其劳力为差”，每日给钞[538]。永乐十九年，定“每月支米三斗，无工住支”[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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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政府专有的金银、货币、火器、度量衡、盐等，其他均准民间生产销售。家庭手工业仍是主体，“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因此“全赖此一机一杼”[540]。一些家庭开始“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541]，逐渐发展为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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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对元代地位较高的商人采取了抑制政策，洪武“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只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542]。受战争影响，商业活动也有限，临清会通局岁办课钞仅八千七百五十三贯，永乐元年仅二十九贯。出于对商人流动性的考虑，城市市场由兵马司“一体兼领”[543]。一些地方规定了市集的经营时间、地点、规模和范围，如开封府临颍县规定“每月南街二集，东西北中及四关厢各三集”[544]；德州府规定“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角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545]。朱元璋还试图取缔牙行，但由于社会需求，只能“申明牙侩朘剥商贾私成交易之禁”[546]，“选有抵业人户充应”[547]，每年交帖价申请牙帖[548]。洪武初，置市舶司，但不久罢设。永乐元年复置，边境互市也逐渐展开，同时“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549]。在朝贡贸易刺激下，私人海外贸易逐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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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非占商籍不许坐市廛”[550]，实际是商业许可证和赋役依据，行商在原贯，坐贾“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551]，按上中下则征派赋役。洪武时，规定“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但永乐时，为应“一时急缺，令部买办”[552]，先定“止令军家每在街市者买办”，后又定“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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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时，布帛、农具、书籍及日用杂物等买卖免税，其他如“买卖田宅、头匹”等要“赴务投税”[554]，兼销售的手工作坊和店铺如“酒、醋、门摊等酌物价锭有差”。永乐时，北京对罗缎、布匹、纸张、盘碗、糖果、药材、水产等开征销售税[555]。其他手工业产品如“薪炭、竹帚、锄柄、担柸，例当抽分”，一般是三十抽一，但矿冶是“三十分取其二”[556]，松、竹等是“三十分取六”[557]。洪熙时，对所有“开张店铺之家”征收了门摊税，“审其生业，分别等则派征，各有定额”[558]。商人出外经商，要交路引钱申请路引，到外地销售的商品必须存入塌房、官店，登记“店历”，缴塌房税；景泰时开征“牙钱”，在大兴、宛平等地“上等罗缎，每匹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二十五贯”。塌房、官店及舟车运输等也要纳税，永乐时京城官店“税银一分”[559]，私店“每间每月纳钞五百贯”；“驴骡车受雇装载物货”，“每辆纳钞二百贯”[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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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休养生息的政策使耕地、人口获得迅速增长。万历三十年，耕地从洪武二十四年的三百八十多万顷，增加到一千一百六十多万顷[561]。官方籍册虽未反映出人口增长，但万历后期人口可能已达一亿五千万以上[562]。土地相对价格上升，劳动力相对价格下降，各种制度逐渐“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563]。成化以后，皇庄开始大量占夺民田，“奸民乘隙多将军民屯种地土诬捏荒闲及官田名色投献”；且租额沉重，河间府东光县皇庄“赋敛比之公田又三倍其数”。勋戚、中官大量奏讨、强占官民田，接受投献。景泰时，百户唐兴奏讨一千二百余顷，中军左都督汪泉夺占官民田一万六千余顷。管庄之人还“敛民财物，夺民孳畜，甚者污人妇女，戕人性命”[564]，造成“人民逃窜，而户口消耗；里分减半，而粮差愈难”[565]。弘治初，畿内勋戚、中官庄田达到三百三十二处、三万三千余顷。正德以后限制庄田的呼声不断高涨。嘉靖二年，皇庄改为官地[566]，并勘“额外侵占者，悉归其主”[567]；隆万时期，规定了勋戚庄田之限[568]，但诸王庄田却愈演愈烈。成弘时，徽、兴、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余顷”；到天启时，瑞、惠、桂三王庄田“动以万计”[569]。虽然制度规定“除皇庄外，无不出办差徭者”，“钦赐田地”也“不许自行收受”[570]，但诸王庄田往往“自行管业”[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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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嘉以前，士大夫“畏清议”，“无豪强兼并之风”[572]。随着士大夫成长和优免泛滥，在皇帝、勋戚和太监带动下，“士夫一登进士或以举人选授一官，便以官户自鸣，原无产米在户者则以无可优免为恨”，又“势焰者官府固已闻风免差，势退者立能多方攀援以图全免”[573]。军屯也大量出现了军官侵占屯粮土地、私役兵士的情况。宣德时，宁、甘军屯膏腴之地“皆为镇守官及各卫豪横官旗所占，俱不报输粮”[574]。嘉靖时，“屯地多侵没于将领豪右之家，以致屯军终岁赔粮”，“屯田私相典卖，隐蔽难稽”[575]。其他官田或“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认为己业”[576]，或“转将瘠田诡为官税”[577]，或“细民转卖”，“伪以官为民”[578]。洪武初年，天下田土近八百五十万顷，弘治十五年存四百二十万顷；湖广额田二百二十多万顷，嘉靖八年存二十三万；河南一百四十多万，存四十一万，“非拨给于藩府，则欺隐于猾民”；广东二十三万，存七万，“无藩府拨给，而疆里如旧，非荒据于寇贼，则欺隐于猾民也”[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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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地兼并，宣德后期出现人口的大量逃亡，苏州太仓原编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宣德七年剩下十里、七百三十八户[580]；永乐时全国军额二百七十万，正统时逃故一百二十余万；诸色工匠也“多有逃逸”[581]。连当初被徙“附籍京师”的富户也因“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582]。大量重额官田抛荒，“钱粮年年拖欠”，苏州府洪武三年欠税粮三十多万石，永乐十年至洪熙元年欠四百万石，宣德元年至八年积欠近八百万石[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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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逃户情况，正统元年，命各地造“逃户周知文册”。以后大致执行了在不改变户类的前提下，还乡复业适当减免赋役，老弱不能归或已在外地成家立业不愿归者准就地附籍的政策。但对逃亡富户开始较严厉，宣德三年规定发边境充军；随后处罚渐轻，嘉靖时减为每户每年罚银二两。“土木之变”后，社会开始动荡，逃亡加剧。成化时，灾害频发，河南、陕西、湖广、四川等大量流民集聚荆襄地区，发动了武装起义。朝廷一方面进行军事镇压，另一方面在湖广增设府州县，在周边设专官抚缉，流民才逐渐平息。正德时，恢复给归业者粮食、庐舍、耕牛、种籽和免租税等措施[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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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挽救卫所和军屯，宣德时，“凡以征戍罢耕及被官豪势要占匿者，命减余粮之半。果系灾伤无收者即予蠲免”[585]；同时定清军条例，以致“株累族党，动以千计”[586]。弘治初，卫所“征粮之数，多不过三分”[587]；弘治末，屯粮开始折银，京卫新增地每石折银二钱，寻减至一分五厘[588]。嘉靖时，“军士之领屯者无几，而屯丁之逃故者日多”[589]，而“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但军屯已难以挽回。成化后，班军因多被用作营造或被势家占役，往往逾期不至、雇请老弱以代或逃亡。万历末，班军“皆居京师为商贩、工艺，以钱入班将”，作用完全丧失。实际上，正统时一些地方已开始以“人给布二匹、月粮四斗”募“民壮”。土木之变后，京军溃丧，朝廷也开始募兵。弘治初，“立佥民壮法”，不愿者“上直于官，官自为募”[590]。嘉靖以后，便以募兵为主，卫所及军户只留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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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逃匠，宣德时定“失班一次者，赴部补班；二次、三次以上并从前不当班者，逮问罚班”，同时规定了多丁抽留放免。正统初，准不“谙晓本艺”的南京班匠“各出备工价雇觅在京高手”[591]，班匠开始征银。景泰时，定工匠为“四年一班”[592]，北京工匠“十八万二千”实际每季有十七万人不当班[593]。工匠因改行“多不谙祖业”[594]。成化时，定班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北匠出银六钱”[595]，只有河南“等处尚责解正身”。弘治时，逃匠抓捕不到由“原籍官司按名勾解”，户绝者另选他人充补；正德时，“年远户绝，则以承佃本户田产之家者抵充；无田产则以各衙门近年招入匠役扣补”[596]。嘉靖末，班匠完全征银，每班一两八钱[597]，匠籍完全变成班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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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江南“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的问题[598]，宣德五年令“官田纳粮一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599]。之后江南逐渐开展了均田均粮活动，一些地区通过官民田并出耗米，解决“豪户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的问题，进而通过调整加耗解决官田税重、民田税轻。但论田加耗有利于耕种官田者，而论粮加耗有利于民田拥有者，从宣德到弘治间朝廷与豪右士大夫不断博弈，加耗政策也不断摆动。由于科则本身繁复，加耗和改折后就更加烦琐，如湖州府田土科则和改折达四千四百四十七则[600]，以至“自巧历者不能算，惟奸民积年出没其中，轻重高下在其手”，“有司拱手，听其所为而不去”[601]。一些地区又从“官为一则，民为一则”[602]入手，通过均摊法、征一法、扒平法等逐步实现“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603]。到万历初，江南已基本实现“官民一则”[604]。短期看，官民一则不利于民田特别是大土地拥有者，因此开始受到缙绅地主抵制；长期看，实际上取消了官田和民田的区别，缙绅地主虽承担了赋税，但得到了朝廷对土地私有的承认。原来的官田佃农也减轻了负担，而朝廷避免了重额官田抛荒，保持了税收原额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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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纸币贬值、税粮贮存和物产各异的问题，正统元年南方赋税实行“金花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随后“驰用银之禁”，田赋货币化推开，成化末“北方二税皆折银”[605]。之后一向“不蠲不赦”的漕粮亦开始折征[606]，农产品商品化加速。但“折色以米值为断”[607]，使折粮价随市场波动，“而民尽以米变卖，非其所愿也”。此外，一些地方也通过折银掠夺农民，如成化十六年山西粮价每石仅三四钱，但闻喜县“每石勒折银三两”[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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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田赋折银，力役折银和役法改革也逐渐开展。宣德时，周忱在南京、苏松推行“里甲银”[609]和“平米法”[610]，把按户编派的里甲支费摊入田粮，折成银两。成弘间，广东出现“均平银”；万历时，河南出现“会银”[611]。力役折银使农民有更多时间投入生产，但也出现虽“见役里甲赋钱于官”，但“有司复摄之”，“无名之征纷然四出”的情况[612]。在杂役方面，正统时江西出现把常役“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613]，“另编造均徭文册，查勘实在丁粮多寡，编排上中下户，量计杂泛重轻等事佥定，挨次轮当”[614]，徭役正式形成里甲正役、均徭、杂泛差役三类。弘治元年，均徭法正式在全国实施[615]，但由于里甲之间贫富不均以及富豪躲避重役的问题，成化时又出现“通扣一县丁田数十甲，以一年丁粮应一年徭役，周十甲而复始”的十段册（锦）法[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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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八年，张居正为解决“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的问题[617]，挽救“将圮而未圮”的明朝[618]，在福建试点基础上，进行了全国性的土地清丈。在“考成法”约束下，绝大部分省在三年期限内完成清丈，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每户发给汇总土地情况的“归户票”和记载各户户类、成丁数、应纳各色数和条编总银数等的“由票”。由于“以多余之地补失额之粮”[619]，使“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但张居正“以溢额为功”，一些地方“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并“按溢额田增赋”，出现“丈量之害”，特别是“豪猾率怨居正”[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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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还支持了嘉靖年间就在一些地区“数行数止”的一条鞭法，把各种徭役摊入人丁、田粮之中，与田赋统一征收，“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缴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621]。不仅简化了征收项目和环节，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舞弊，保证了朝廷收入，而且促进了赋役合一，使力役退出历史。由于一条鞭法是由地方发起并模仿，朝廷也无统一的政令，因而所谓“条编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622]，到万历二十年左右，一条鞭法已推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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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以后，商品性农业迅速发展，蚕桑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棉区集中在江南和华北，粮食生产中心由苏湖向湖广转移，福建、广东等主要是蔗糖，加速了工商业和城镇的发展。江南的家庭纺织业“不只乡落，虽城中亦然”[623]，士大夫家也“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624]。人口剧增又为手工业提供了大量雇佣劳动力，丝织业中心的苏州，“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625]。嘉兴石门镇油坊，“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亡赖，……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626]。广东铁冶作坊中“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十余人”；“凡一炉场”，“司炉者二百人，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余艘”[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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