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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对元代地位较高的商人采取了抑制政策，洪武“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只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542]。受战争影响，商业活动也有限，临清会通局岁办课钞仅八千七百五十三贯，永乐元年仅二十九贯。出于对商人流动性的考虑，城市市场由兵马司“一体兼领”[543]。一些地方规定了市集的经营时间、地点、规模和范围，如开封府临颍县规定“每月南街二集，东西北中及四关厢各三集”[544]；德州府规定“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角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545]。朱元璋还试图取缔牙行，但由于社会需求，只能“申明牙侩朘剥商贾私成交易之禁”[546]，“选有抵业人户充应”[547]，每年交帖价申请牙帖[548]。洪武初，置市舶司，但不久罢设。永乐元年复置，边境互市也逐渐展开，同时“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549]。在朝贡贸易刺激下，私人海外贸易逐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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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非占商籍不许坐市廛”[550]，实际是商业许可证和赋役依据，行商在原贯，坐贾“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551]，按上中下则征派赋役。洪武时，规定“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但永乐时，为应“一时急缺，令部买办”[552]，先定“止令军家每在街市者买办”，后又定“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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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时，布帛、农具、书籍及日用杂物等买卖免税，其他如“买卖田宅、头匹”等要“赴务投税”[554]，兼销售的手工作坊和店铺如“酒、醋、门摊等酌物价锭有差”。永乐时，北京对罗缎、布匹、纸张、盘碗、糖果、药材、水产等开征销售税[555]。其他手工业产品如“薪炭、竹帚、锄柄、担柸，例当抽分”，一般是三十抽一，但矿冶是“三十分取其二”[556]，松、竹等是“三十分取六”[557]。洪熙时，对所有“开张店铺之家”征收了门摊税，“审其生业，分别等则派征，各有定额”[558]。商人出外经商，要交路引钱申请路引，到外地销售的商品必须存入塌房、官店，登记“店历”，缴塌房税；景泰时开征“牙钱”，在大兴、宛平等地“上等罗缎，每匹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二十五贯”。塌房、官店及舟车运输等也要纳税，永乐时京城官店“税银一分”[559]，私店“每间每月纳钞五百贯”；“驴骡车受雇装载物货”，“每辆纳钞二百贯”[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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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休养生息的政策使耕地、人口获得迅速增长。万历三十年，耕地从洪武二十四年的三百八十多万顷，增加到一千一百六十多万顷[561]。官方籍册虽未反映出人口增长，但万历后期人口可能已达一亿五千万以上[562]。土地相对价格上升，劳动力相对价格下降，各种制度逐渐“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563]。成化以后，皇庄开始大量占夺民田，“奸民乘隙多将军民屯种地土诬捏荒闲及官田名色投献”；且租额沉重，河间府东光县皇庄“赋敛比之公田又三倍其数”。勋戚、中官大量奏讨、强占官民田，接受投献。景泰时，百户唐兴奏讨一千二百余顷，中军左都督汪泉夺占官民田一万六千余顷。管庄之人还“敛民财物，夺民孳畜，甚者污人妇女，戕人性命”[564]，造成“人民逃窜，而户口消耗；里分减半，而粮差愈难”[565]。弘治初，畿内勋戚、中官庄田达到三百三十二处、三万三千余顷。正德以后限制庄田的呼声不断高涨。嘉靖二年，皇庄改为官地[566]，并勘“额外侵占者，悉归其主”[567]；隆万时期，规定了勋戚庄田之限[568]，但诸王庄田却愈演愈烈。成弘时，徽、兴、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余顷”；到天启时，瑞、惠、桂三王庄田“动以万计”[569]。虽然制度规定“除皇庄外，无不出办差徭者”，“钦赐田地”也“不许自行收受”[570]，但诸王庄田往往“自行管业”[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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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嘉以前，士大夫“畏清议”，“无豪强兼并之风”[572]。随着士大夫成长和优免泛滥，在皇帝、勋戚和太监带动下，“士夫一登进士或以举人选授一官，便以官户自鸣，原无产米在户者则以无可优免为恨”，又“势焰者官府固已闻风免差，势退者立能多方攀援以图全免”[573]。军屯也大量出现了军官侵占屯粮土地、私役兵士的情况。宣德时，宁、甘军屯膏腴之地“皆为镇守官及各卫豪横官旗所占，俱不报输粮”[574]。嘉靖时，“屯地多侵没于将领豪右之家，以致屯军终岁赔粮”，“屯田私相典卖，隐蔽难稽”[575]。其他官田或“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认为己业”[576]，或“转将瘠田诡为官税”[577]，或“细民转卖”，“伪以官为民”[578]。洪武初年，天下田土近八百五十万顷，弘治十五年存四百二十万顷；湖广额田二百二十多万顷，嘉靖八年存二十三万；河南一百四十多万，存四十一万，“非拨给于藩府，则欺隐于猾民”；广东二十三万，存七万，“无藩府拨给，而疆里如旧，非荒据于寇贼，则欺隐于猾民也”[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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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地兼并，宣德后期出现人口的大量逃亡，苏州太仓原编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宣德七年剩下十里、七百三十八户[580]；永乐时全国军额二百七十万，正统时逃故一百二十余万；诸色工匠也“多有逃逸”[581]。连当初被徙“附籍京师”的富户也因“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582]。大量重额官田抛荒，“钱粮年年拖欠”，苏州府洪武三年欠税粮三十多万石，永乐十年至洪熙元年欠四百万石，宣德元年至八年积欠近八百万石[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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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逃户情况，正统元年，命各地造“逃户周知文册”。以后大致执行了在不改变户类的前提下，还乡复业适当减免赋役，老弱不能归或已在外地成家立业不愿归者准就地附籍的政策。但对逃亡富户开始较严厉，宣德三年规定发边境充军；随后处罚渐轻，嘉靖时减为每户每年罚银二两。“土木之变”后，社会开始动荡，逃亡加剧。成化时，灾害频发，河南、陕西、湖广、四川等大量流民集聚荆襄地区，发动了武装起义。朝廷一方面进行军事镇压，另一方面在湖广增设府州县，在周边设专官抚缉，流民才逐渐平息。正德时，恢复给归业者粮食、庐舍、耕牛、种籽和免租税等措施[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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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挽救卫所和军屯，宣德时，“凡以征戍罢耕及被官豪势要占匿者，命减余粮之半。果系灾伤无收者即予蠲免”[585]；同时定清军条例，以致“株累族党，动以千计”[586]。弘治初，卫所“征粮之数，多不过三分”[587]；弘治末，屯粮开始折银，京卫新增地每石折银二钱，寻减至一分五厘[588]。嘉靖时，“军士之领屯者无几，而屯丁之逃故者日多”[589]，而“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但军屯已难以挽回。成化后，班军因多被用作营造或被势家占役，往往逾期不至、雇请老弱以代或逃亡。万历末，班军“皆居京师为商贩、工艺，以钱入班将”，作用完全丧失。实际上，正统时一些地方已开始以“人给布二匹、月粮四斗”募“民壮”。土木之变后，京军溃丧，朝廷也开始募兵。弘治初，“立佥民壮法”，不愿者“上直于官，官自为募”[590]。嘉靖以后，便以募兵为主，卫所及军户只留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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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逃匠，宣德时定“失班一次者，赴部补班；二次、三次以上并从前不当班者，逮问罚班”，同时规定了多丁抽留放免。正统初，准不“谙晓本艺”的南京班匠“各出备工价雇觅在京高手”[591]，班匠开始征银。景泰时，定工匠为“四年一班”[592]，北京工匠“十八万二千”实际每季有十七万人不当班[593]。工匠因改行“多不谙祖业”[594]。成化时，定班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北匠出银六钱”[595]，只有河南“等处尚责解正身”。弘治时，逃匠抓捕不到由“原籍官司按名勾解”，户绝者另选他人充补；正德时，“年远户绝，则以承佃本户田产之家者抵充；无田产则以各衙门近年招入匠役扣补”[596]。嘉靖末，班匠完全征银，每班一两八钱[597]，匠籍完全变成班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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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江南“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的问题[598]，宣德五年令“官田纳粮一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599]。之后江南逐渐开展了均田均粮活动，一些地区通过官民田并出耗米，解决“豪户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的问题，进而通过调整加耗解决官田税重、民田税轻。但论田加耗有利于耕种官田者，而论粮加耗有利于民田拥有者，从宣德到弘治间朝廷与豪右士大夫不断博弈，加耗政策也不断摆动。由于科则本身繁复，加耗和改折后就更加烦琐，如湖州府田土科则和改折达四千四百四十七则[600]，以至“自巧历者不能算，惟奸民积年出没其中，轻重高下在其手”，“有司拱手，听其所为而不去”[601]。一些地区又从“官为一则，民为一则”[602]入手，通过均摊法、征一法、扒平法等逐步实现“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603]。到万历初，江南已基本实现“官民一则”[604]。短期看，官民一则不利于民田特别是大土地拥有者，因此开始受到缙绅地主抵制；长期看，实际上取消了官田和民田的区别，缙绅地主虽承担了赋税，但得到了朝廷对土地私有的承认。原来的官田佃农也减轻了负担，而朝廷避免了重额官田抛荒，保持了税收原额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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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纸币贬值、税粮贮存和物产各异的问题，正统元年南方赋税实行“金花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随后“驰用银之禁”，田赋货币化推开，成化末“北方二税皆折银”[605]。之后一向“不蠲不赦”的漕粮亦开始折征[606]，农产品商品化加速。但“折色以米值为断”[607]，使折粮价随市场波动，“而民尽以米变卖，非其所愿也”。此外，一些地方也通过折银掠夺农民，如成化十六年山西粮价每石仅三四钱，但闻喜县“每石勒折银三两”[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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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田赋折银，力役折银和役法改革也逐渐开展。宣德时，周忱在南京、苏松推行“里甲银”[609]和“平米法”[610]，把按户编派的里甲支费摊入田粮，折成银两。成弘间，广东出现“均平银”；万历时，河南出现“会银”[611]。力役折银使农民有更多时间投入生产，但也出现虽“见役里甲赋钱于官”，但“有司复摄之”，“无名之征纷然四出”的情况[612]。在杂役方面，正统时江西出现把常役“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613]，“另编造均徭文册，查勘实在丁粮多寡，编排上中下户，量计杂泛重轻等事佥定，挨次轮当”[614]，徭役正式形成里甲正役、均徭、杂泛差役三类。弘治元年，均徭法正式在全国实施[615]，但由于里甲之间贫富不均以及富豪躲避重役的问题，成化时又出现“通扣一县丁田数十甲，以一年丁粮应一年徭役，周十甲而复始”的十段册（锦）法[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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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八年，张居正为解决“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的问题[617]，挽救“将圮而未圮”的明朝[618]，在福建试点基础上，进行了全国性的土地清丈。在“考成法”约束下，绝大部分省在三年期限内完成清丈，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每户发给汇总土地情况的“归户票”和记载各户户类、成丁数、应纳各色数和条编总银数等的“由票”。由于“以多余之地补失额之粮”[619]，使“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但张居正“以溢额为功”，一些地方“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并“按溢额田增赋”，出现“丈量之害”，特别是“豪猾率怨居正”[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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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还支持了嘉靖年间就在一些地区“数行数止”的一条鞭法，把各种徭役摊入人丁、田粮之中，与田赋统一征收，“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缴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621]。不仅简化了征收项目和环节，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舞弊，保证了朝廷收入，而且促进了赋役合一，使力役退出历史。由于一条鞭法是由地方发起并模仿，朝廷也无统一的政令，因而所谓“条编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622]，到万历二十年左右，一条鞭法已推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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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以后，商品性农业迅速发展，蚕桑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棉区集中在江南和华北，粮食生产中心由苏湖向湖广转移，福建、广东等主要是蔗糖，加速了工商业和城镇的发展。江南的家庭纺织业“不只乡落，虽城中亦然”[623]，士大夫家也“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624]。人口剧增又为手工业提供了大量雇佣劳动力，丝织业中心的苏州，“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625]。嘉兴石门镇油坊，“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亡赖，……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626]。广东铁冶作坊中“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十余人”；“凡一炉场”，“司炉者二百人，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余艘”[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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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市镇得到发展，江南形成具有地区性分工的市镇网络。松江和苏州府多棉织业、嘉兴府多丝织业市镇。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周围五十里就有新杭市和王江泾、平望、新城、濮院、震泽和南浔镇。大量人口涌入城镇，“投揣市井间，日求升合之利，以养妻孥，此等贫民天下不知几百万矣”[628]。万历时，顺天府宛平、大兴两县铺户“原编一百三十二行”，“除本多利重如典当等项一百行”外，还有“以微资觅微利”的杂菜、柴草、鼓吹、淘洗、土工等三十二行[629]。而“京师阉竖、宫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万人矣，其他藩省虽无妇寺，而缁黄游方，接武远近，粉黛倚门，充牣城市”[630]。这些人口虽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也会形成共同行动，如万历间各地遍起的“民变”，多是以机工、商人为主，各阶层共同参与的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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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特别是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农民选择余地扩大，“佃户出力，耕如佣雇取值”[631]，今年佃耕“明年可以弃而不种”[632]，地主“不敢甚虐者，惧莫为之耕”[633]。为保证地租的稳定，江浙、福建出现“永佃制”，但佃户向地主缴纳佃头银作为长期租佃押金。江西“田皆主佃两业，佃人转卖承种，田主无能过问”[634]；湖南“召募以垦，三年后始议输租，又必先减其岁入之额而后肯为卒业，稍有水旱，佃辄借口以逋其人，少加督课，遂以逝将去汝，睚眦主人，主人惟恐田污，不得不听命于佃”[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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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和工商业大量雇工，万历十六年，重新界定了雇工，“凡请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与雇主有主仆名分和人身隶属关系；而“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论”[636]。随着客籍雇工的增加，主雇依附关系更为减弱。明末，一些雇工已变得不再“柔顺而主尊”[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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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些农民投献为奴，“最下者，亦足免饥寒，更借托声势，外人不得轻相呵。即有犯者，主人必极力卫捍”，一些“因缘上下，累累起家为富翁”，但“入富室为奴，即立身契”，即使发迹甚至子弟取得功名也“累世不得脱籍”[638]。崇祯以后，“奴变”不断发生，“各大姓奴同时起，缚主杖之。踞坐索身券，或杀或辱，所至数万人，百里内如沸”[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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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以后，势豪、权幸转向商业，“奏讨淮、浙盐无算”，“商引壅滞”，“无所获利，多不愿中”。弘治时，叶淇在各地先后实施盐课折色基础上，实行了改输粟到边防的开中法为输银官府的变法[640]。嘉靖初，“通州张家湾密切京畿，商贾之辏，而皇亲贵戚之家肆列其间，尽笼天下货物”，一些“滥收无籍，擅用官刑，阻绝经商，暗损国课”，“骚扰关津，侵渔民利”[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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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弘后，对商人的控制也逐步放松，行商可在常居地附籍，如“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642]。嘉靖时市舶司撤销，实行了严厉的海禁，很多沿海商人便与海盗、倭寇相互勾结，亦商亦盗。随着对开放海禁认识的提高，隆庆元年部分解除海禁。商人活动范围扩大，实力和地位不断提升，徽州、山陕等地区性的商帮先后崛起，甚至操纵某些地区和行业。其他行帮在原料分配、产品规格、销售市场、产品价格及学徒帮工人数方面也具有很大约束力，景泰二年宛平、大兴二县曾召集各行商人制定“收税则例”[643]。一些地方“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反而归贾”[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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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商业繁荣，对工商业的征税也不断增加。宣德四年，以“钞法不通，皆由客商积货不税与市肆鬻卖者阻挠所致”[645]，在一些关津处设立钞关，按商船“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646]，在商贾聚集的府、州、县加征五倍门摊税[647]，强令宝钞流通。正德时，京城增九门税；万历时，进京商船除原有的船料钞外，还要征收正、条两税。弘治十五年全国钞关收入约八万两，万历二十五年达四十万七千多两，占太仓库收入的比重从3%增加到10%[648]。天启五年，全国钞关正余银岁入四百八十万余两[649]，是万历中期钞关岁入正银的十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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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匠籍改为征银，官府手工业减少，朝廷和买增加，不少铺商“一挂商籍，其家立罄”[650]。商人大量逃避入籍，如衡阳“酒户万家，籍于官者四千七百”[651]。为此又以行户轮流“当行”，但官府出银或“官牌”往往压低价格甚至“其价但半给”。为便利对口买物，甚至将铺行置于各衙门之下。嘉靖四十五年，改征银代役、招商买办，大兴、宛平上上则征白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为一钱[652]。因有利可图，应招者多为富商大贾。但官吏营私，“铺垫一入，则验收从宽；铺垫若无，则多方勒啃”[653]，造成“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654]。万历时，对“身拥雄赀，列肆连衢”的大铺商强制实施“佥商买办”[655]。为避免逃役，“薄夜拘之，如缉巨盗”[656]。但被佥商人“脱逃相继，甚至薙发断颈，市子割女”[657]，甚至佥商“旨意一出，富者各投势要百方避匿，止余下人家力不能营求者抵数代死”[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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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宁夏、播州之役和援朝抗倭“三大征”的巨大耗费，万历向各省及通衢大邑派出矿使、税监。但一些矿使纠集无赖，遇“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一些税监任意设卡，重叠征收，“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还以包矿、包税法向民间摊派或令富户、商户包赔包税，以致“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很多地方官员因得罪矿使税监而被贬官、削籍、下狱，“至士民幽系死亡者，尤不可胜纪也”[659]。但“入于内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反而使工商户大量破产，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失业成为全国性问题。“吴中之转贩日稀，机户之机张日减”；临清“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两人”，“段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660]。云南、两广、陕西、辽东等地先后发生民众、士绅甚至中下层军官参与的“民变”和“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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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付与后金的战争，万历四十六年全国除贵州外亩加征“辽饷”三厘五毫，随后增至九厘并成为常赋。天启七年，陕北灾荒严重，澄城知县仍“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661]，激发饥民起义，并迅速蔓延。崇祯十年，为应付农民军，每亩加粮六合，以每石折银八钱加征“剿饷”，开始准备“暂累吾民一年”[662]，但第二年仍征收了一半。崇祯十二年，为练边兵，又亩加征一分“练饷”[663]。十七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后攻夺北京，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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