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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年，令全国府州县设儒学，“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又选大批“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三年，正式实行科举，并“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且以官多缺员，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439]。由于“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六年，令“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440]，有贤良方正、孝悌力田、聪明正直等科目。洪熙时，京官五品以上及给事、御史，外官布按两司正佐及府州县正官各举所知。后定制，布按两司、知府有缺，令三品以上京官保举，但保举不当要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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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五年，诏复科举，改国子学为国子监，颁学校禁例。永乐时，北京也设国子监。以后“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但未入学者“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太学生“厚给廪饩”[441]，地方“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442]，但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生员月考、岁考和科举中试不达一定比例，各级教官及“生员有父兄者亦罪之”[443]。洪武十七年，颁《科举成式》，规范了科举。二十年，立武学，用武举，“武臣子弟于各直省应试”[444]。三十年，出现“南北榜案”，朱元璋从文化和政治平衡出发开始分南北取士。洪熙元年，定会试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科举每三年一次，府州县童试中者为生员（秀才），省试中者为举人，会试中者为进士；廷试考中者分三甲，分级授官。除娼、优、隶、卒不准入考、捐监外，生员还须在户籍地参加科举等也限制了一部分人的流动。另外，私塾、家馆及半官方的义学、族学等是启蒙和学校的基础，一些读书人以此谋生，一些平民子弟也附读其中。明初还沿袭元朝的社学，洪武十八年，因“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令“一时住罢”[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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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以后，科举又分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地方儒学生员定额扩大，形成与初设食廪生员相区别的增广生及附学生。正统后“教官之黜降，生员之充发，皆废格不行”[446]。张居正改革中更定了《提督学校官敕谕》，核减生员，要求“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447]，一些地方曲意迎合甚至一州县仅录一人，造成新的矛盾。天顺时，武科应试改为由“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成化中，设武乡、会试；嘉靖初，又分边方、腹里，边六腹四。万历末，设“将材武科”，其中有“试营阵、地雷、火药”等，遗憾的是“报可而未行”[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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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举的发展，“三途并用”逐渐只剩科举。生员以科举得官成为入仕正途，监生任官一途渐轻。随着政治腐败，保举只凭关系；无官保举的，又长期不得升迁。嘉靖八年，终止了州级的保举。景泰初，开始“纳粟纳马者入监”。成化时，“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449]。正德初，仕宦子孙、生徒、军民、商人均可按纳银授官充吏，获得相应优免[450]。到万历时，“殿阁中书，无不以赀进者”[451]。吏员入士也日益减少，“有经十二三年未得除授者”[452]。吏员役满也不再到吏部候职，而是盘踞衙门或私相顶替。由于纳粟充吏最低只十五两银，援纳者甚众。但实缺还要交“顶首银”，一般三四十两，但盐院书吏要一万两[453]。为弥补损失，吏卒科敛勒索、挟诈长官、与盗贼相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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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朱元璋的设定，嫡长子袭皇位，其余诸子封藩王，“外卫边陲，内资夹辅”[454]，各置一定的卫士，可监督地方，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守边藩王可筑城屯田，节制军队，重大军情才需报告。为解决威胁，建文削藩，引发“靖难之役”。而朱棣上台即剥夺藩王军政权力，藩王“食禄而不治事”。但宣德时的朱高煦、正德时的朱寘鐇和朱宸濠仍先后起兵夺位。皇嫡子年幼即位，又出现王振、张居正、刘瑾、魏忠贤等权臣、权宦。虽然对宗藩在政治上保持着高度警惕，但在经济上给予了极优厚的待遇和宽松的环境。“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禄之终身”的优厚待遇[455]，使宗室人口迅速上升。洪武时宗室五十八人，万历二十三年仅见于《玉牒》的宗室就达十五万七千人[456]。但分化也不可避免，“贫乏者十居五六，甚有室如悬罄，突无烟而衣露胫者”[457]，“不得不杂为贱役或作为非僻”[458]。万历中“更定宗藩事例，始听无爵者得自便”[459]；随后“宗室得儒服应试”，但“辅国以上爵尊不得与”[460]。天启二年，正式开宗科，宗室下层获得了上升渠道，但也丧失了法定贵族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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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开始并不禁止皇室与勋臣联婚。洪武三年规定“天子亲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子女，进者勿受”[461]，禁后妃干政。以后，王妃驸马“率由儒族单门”[462]。嘉靖时定外戚“及今已封，姑与终身，子孙俱不准承袭”[463]，以至明代外戚素称“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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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在军事打击和怀柔政策下，蒙古威胁已大大降低。但从明兴元亡起，东南沿海就开始受到倭寇侵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来自海上的威胁。嘉靖初倭患又起，至嘉靖四十三年才得以肃清。万历二十年，日本大规模入侵朝鲜。两次援朝都取得了胜利，但“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465]。正德九年，中国首次面临了西方的挑战，葡萄牙人抵广州沿海，在请求通商和军事进攻失败后，以贿赂手段居留澳门。万历时，荷兰人也以贿赂手段居留澎湖。天启时，荷兰、西班牙人先后占领了台湾南北部。崇祯十五年，荷兰人占据了全台湾。直到清顺治十八年，才由永历政权下的郑成功收复。嘉靖以后，欧洲传教士来华增加，利玛窦、汤若望等也把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但除天文历法、兵器制造外，均未引起统治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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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土地、户籍和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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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取民力，建国前朱元璋就多次在控制区“籍户口”[466]。称吴王时，“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洪武元年，命各地收集元代户册，实行“均工夫”制，“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数户凑足共当，“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并立“均工夫图册”。“均工夫”虽是役法，但又是验田出夫，重在土地，包含一定的地税，“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467]。二年，规定“诸色人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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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年，以宁国知府陈灌所创“户帖”，“颁行天下”[469]，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人口普查。户帖记载“一户：某府、州、县、乡、都、保附籍，户计家口：男口，成丁、不成丁，妇女口，大小；事产：基田瓦草屋”[470]，比只求夫役与田亩一致的“均工夫图册”更详细，并与之配合形成较完整的体系。但二者均未考虑人口、事产的变化，也“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等”[471]，也就为逃避赋役留下了空间。江浙等地豪民多将田产“铁脚诡寄”于亲邻、佃仆[472]，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通天诡寄”[473]，造成赋役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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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令核实天下土田，在一些地方“编置小黄册”基础上，按丁粮多寡，结合基层组织和户籍赋役“编赋役黄册”，在农村“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474]。赋役黄册“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但徭役中包含部分地税，是人、地、财力的混合体，思路延续“均工夫”，但偏重户口。且编制过程中“丁粮之数，类多错误”，多田产者“诡名欺隐，以避差役。互相仿效，为弊益甚”。十九年，又编制称“鱼鳞图册”[475]的“田赋图籍”，才以“鱼鳞册为经”、“黄册为纬”[476]，形成较完整的土地、户籍和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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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鱼鳞图册和赋役黄册的基础上，沿袭元朝的配户当差制。“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着籍”，“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役户分类虽然较元有所减省，但“他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幡夫、库役，琐末不可胜计”[477]。男子十六岁成丁即须附籍供役，六十岁免役。军、匠户禁“脱免及变乱版籍”，禁分家析产、过继、入赘轻役户等“诈冒脱免避重就轻”[478]。配户当差以家庭、家族、原籍里甲为序，而不“是以家族为供丁单位、供役单位、责任单位”[479]，如民户“无军匠等项役占、规避、窒碍”，或父母亡，则可析户异籍[480]；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勾取族人顶丁；成祖选富民充北京时，如有逃亡“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481]，匠户逃亡由“原籍官司按名勾解”，户绝别选他人[482]，民户逃亡差粮由“里甲赔纳”。此外，又有良贱之分，娼、优、隶、卒为贱。朱元璋、朱棣把支持方国珍和建文帝的人户贬为贱民，仁宗即位，放免了“建文诸臣家属……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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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也分为官田和民田。明“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484]。官田除租授给无地农民外，还用于军、民、商屯田，以及皇帝和诸王庄田、官吏职田和学田等。官田和授予军、灶、匠等役户的役田均不许买卖，民田在不失赋役原额条件下，经推收过割可以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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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战争造成民众死伤逃亡，江淮间“百里无几家”；山东、河南等“多是无人之地”[485]。统一后，为使“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令各地审查逃户，“督令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输赋”[486]；“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为己业，免徭役三年”[487]，“山东、河南额外荒地，任民尽力开垦，永不起科”[488]。靖难战争后，成祖规定“流民来归者复三年”[489]，禁逃亡农民租税由“里甲赔纳”[490]，又规定“逃民复业者，历年所欠粮料等物，悉与蠲免”[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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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土地人口的不平衡，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移民首先是无田者，“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尤其是“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对无田农民有一定吸引力。一些移民用于屯田，如“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余户屯田北平”；一些移民也被“籍为军者”或“充仓脚夫”，移民中也“有以罪徙者”。为加强“龙兴之地”和首都实力，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徙苏州富民充实濠州；又命“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实京师；成祖“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492]。直到永乐末年，大移民才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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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赐给诸王功臣作为禄田。洪武三年，封功臣时也分赐庄田，少者十余顷、多者百顷，但禁奏讨；二十五年，“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493]。五年，赐诸王庄田，一般为百顷，另加不等的渔课岁米；“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给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永乐末，为满足皇宫开支，开始设立皇庄；“正统间，以诸王未封，供用浩繁，不欲重征小民，又见彼时地广民稀，因其闲地立庄，以资公用。诸王之国，地仍归官”[494]，“其地广狭有定界，其入有定额”，也算“非以病于民”[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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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496]，朱元璋对江南富民采取了土地没官、徙富民实都等措施，对“富民”土地甚至有“一没”、“再没”、“三四没者”[497]，数年之中三吴巨姓“无一存者”[498]。洪武三年，苏州府47万余户、税粮220余万石，而田粮百石以上仅554户、税粮15万余石，且“无粮五百石及千石以上大户，止有小户”[499]。三十四年，全国“田盈七顷户”为14241户[500]，只占总数1065万户的0.14%[501]，形成了以自耕农、国家佃户和中小地主为主的社会结构。佃户地位较宋、元明显上升，地主与佃户在法律上都被看作平民，不再承认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仅在礼仪方面要求“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分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502]。但农民的情况也有差异，在授田方面，徽州“各授田三十六亩”[503]，太仓“见丁授田十六亩”[504]，北方近城地“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军屯“每军授田五十亩为一分”[505]。在自然条件和生活状况方面，“闽田两收，北人诧以为异，至岭南则三收矣。斗米十余钱”，“单夹之衣，可过隆冬”；北方“动曰有地十余顷，计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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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赋役不分，“有赋役者谓有田粮当差者也，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507]，但赋以田为主以丁为辅，役以丁为主、以田为辅。田赋主要是两税，依面积、属性、类别定科则，“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有时可以丝绢、棉、钱钞等折纳。但对原张士诚控制区内的豪族富民，朱元璋“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正粮之外还有加耗，明初金陵民田每亩起科五升，已带七耗；后抄没官田科则各异，又征一斗七合。成祖时，江南税粮漕运北上，“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508]，甚至“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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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户主要承担正役和杂役。正役包括里长之役、编户之役和里甲三办等。里长之役包括“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510]，“全种官田人户亦编入围内轮当”[511]。江南还“于里长中提出殷实大户”应役粮长，父死子继[512]。编户之役主要是“将税粮洒派远近仓分，令各户自行上纳”[513]。一般富户派本色，肥田的税粮起运朝廷或边地，户等高、丁口多的起运路途远、运输困难的“重仓口”；反之许折色，“存留”本地或起运“轻仓口”。里甲三办主要是以“任土作贡”，“供御用曰岁进、供四司曰岁办”[514]、供地方征需的杂办。按里甲编派，又按人丁事产分三等九则，计丁量田出办，但南方重田，北方重丁，有丁三粮七、丁四粮六，田丁可互准。杂役主要是地方摊派的银两和差役。差役一类是有定额、定期的“常役”，由里甲人户按户等轮充，如库子、弓兵、狱卒、轿夫、坟夫等；一类是“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基准主要是丁，但依土地、产业有所区别。有地的丁，依人丁事产分三等，承当正杂二役；无地的丁，为下下则，承当杂泛差役，但“祗应、禁子、弓兵，悉佥市民，毋役粮户”[515]；下下则中之极贫者，或充轻役或免役。明初，对贵戚勋臣、进士生员及马户、灶户等重役户优免差役，但“免杂役，不免正办”[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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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军士开始主要是随朱元璋“从征”的部队及元军、各割据势力中“归附”的部队。明初几次按三丁、五丁抽一征调民户从军。有一丁被垛为军，全家永充军籍并到指定卫所居住；本人为正军，子弟为余丁或军余，壮丁病老死由余丁替代，如一家全部死亡，则在原籍勾取族人顶丁。以后“内地多是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517]，因此“人耻为军”，洪武时逃军已大量出现。卫所军队番上京师称班军，一般农闲时抵京，农忙前遣归。卫所军队“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518]。还有专门的屯军，初免税粮，洪武七年开始每亩收租一斗，允许随地所产“以米为度”，年六十以上及残疾、年幼者耕种自食；个别地区“税粮与民田等，杂徭复之”[519]。建文四年，定军屯科则，每一分征正粮十二石，听本军自支，余粮作为本卫所军官俸粮；因公事以妨农务者，“免征子粒”，禁差他役。此外，洪武初继承宋、元实行开中之制，“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由于输粮成本高，一些商人直接在边地招民种粮换盐引，形成商屯。“永乐时，粟二斗五升，得盐一引，商赢引过当，争趋之，各自设保伍，募众督耕，于是边地尽垦，而塞下粟充溢露积，饶于中土，屯军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耕”[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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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北方的控制和移民的扩大，鱼鳞图册和赋役黄册很快趋于混乱。明初，北方沿用元代的里社制，原住“社民”土地较广阔而用“大亩”，移民而来的“屯民”土地较狭小而用“小亩”，“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521]。土地又根据田、地、山、塘、荡不同类型，“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再按“三等九则”科以不同税率。很多地方为简化计算和征收，将土地按不同的折亩率转换为纳税顷亩，如“以小亩二亩五分折一大亩摊派元额地粮”[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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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皇帝只关心赋役“不失原额”[523]，地方官员的品秩也只与税收有关[524]，而很少有土地、人口增加的制度激励。在明初“一字不可改易”的严刑峻法下[525]，官员大都做出了避免风险的选择。在土地方面，“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以上折一亩”[526]。在人口方面，有的官吏为“避耗减之名，而开除不列”；有的干脆照抄“原额”，“大抵足旧数而止”；有的视统计造册为具文，“随时捏算”，“在册不过纸上之捏，在户尤为空中之影”，“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527]。还有一些为赢得民间的“好评”，“抑恐多其数反为民累，任其脱漏弗之计也”[528]。所以，黄仁宇说“以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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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满足皇室、政府和军队的需求，明朝建立了庞大的官营手工业，洪武时官匠已有六十二种[530]。“洪武十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531]，朱棣又将南京、苏、浙等处大量工匠迁到北京，形成“住坐之匠”。京匠每月上工十日，休工期间“听其营生勿拘”。洪武十九年，实行了外地工匠赴京服役的班匠制度，开始是三年一班，服役三个月。由于未考虑工作量，很快就出现“有无工可役者”，二十六年“令先分各色匠所业，而验在京诸司役作之繁简，更定其班次，率三年或二年一轮”[532]，实际又有一年到五年一班[533]。此外，中央手工业也“转雇巧匠”[534]和佥发民夫；地方使用民匠、军匠、卫军和民夫[535]，卫所主要是军匠、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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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有一定赋役优免，洪武十九年定“免其家他役”[536]；二十六年“定例与免二丁，余一丁一体当差”，单丁重役及一年一班者“开除一名”，老残无丁者“疏放”[537]。京匠有月粮直米，洪武十一年是“日给薪米盐蔬，休工者停给”；十二年改“月给米”，有妻子者一石，无者六斗；二十四年改“视其劳力为差”，每日给钞[538]。永乐十九年，定“每月支米三斗，无工住支”[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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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政府专有的金银、货币、火器、度量衡、盐等，其他均准民间生产销售。家庭手工业仍是主体，“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因此“全赖此一机一杼”[540]。一些家庭开始“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541]，逐渐发展为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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