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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仕籍者及举贡监生员与身隶营伍者，皆例得优免，而佣保奴隶又皆不列于丁”[725]，大量农民甚至地主投献八旗和绅衿。一些因此发家，湖南祁阳“何北辰、张大山当明季小民，苦赋役，各以田寄廪贡名下，张田约万五六千余亩，何田三万四五千余亩，家各数万金”[726]。而“丁在原籍，不应两处当差”[727]，一些“豪强者税在他户，无一岁而值役，孤弱者税在本里，无一岁不累”，百姓“不苦于额赋而苦于赋役额外之征求，苦乐不均之摊派”[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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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赋税征收，顺治二年，定官员《钱粮征收考成条例》；三年，以入关时仅存的万历赋役册籍的“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729]。配合以记土地及科则的丈量（鱼鳞）册、记州县正项本折的会计册和百姓自登纳数“岁终磨对”的赤历等。之后，令编审人丁，五年一审，又令“照旧例攒造黄册”[730]，每户发给载应纳银米数的“易知由单”，征收时用两联“截票”。需要注意的是，“丁”虽有具体定义，“凡民，男曰丁，女曰口。男年十六为成丁，未成丁亦曰口”[731]，但一条鞭法以来，“丁”实际已成为一种赋税单位[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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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顺治八年到十三年，岁入仅从二千一百余万两增加到二千二百余万两[733]，兵饷则从一千三百余万两增加到二千四百余万两[734]，还有王禄、官俸和其他开支。清廷被迫加强考成，压缩优免。顺治十四年，定州县官“增丁至二千名以上，各予纪录”，衿绅“优免丁徭，本身为止”[735]；制定了更严格的《钱粮考成则例》和《绅衿抗粮处分条例》，生员等欠钱粮或包揽别户拖欠俱革黜为民，地方官有徇庇照考成则例处分[736]。但“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官员“仍得升转，以至上官不肯尽力督催”，而“衿绅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循瞻情面，不尽法征比”。顺治十八年前后，制造了波及全国的“奏销案”，仅江宁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县就黜降未完钱粮文武绅衿一万三千余名[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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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的强制下，“每遇编审，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之疾痛，必求溢于前额，故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开除”，“始而包赔，既而逃亡，势所必然”[738]。由于增加丁口无异于官员给自己增加征税的压力，“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参”[739]。于是官员逐渐转向“但求无缺亦足矣，不必更求溢额”[740]。如山西交城县虽“并里并甲，凋蔽不支”，但户数仍从明崇祯四年的六千四百余变为康熙六年的一万五千九百余，而丁口却保持一万八千六百余[741]。由于“使现有的丁额和地税固定或缩减正是在地方上博得影响和名声的途径，……根据当地人口的多寡和贫富程度每次上报三四百或一二百这样微小的增加，已经成为地方官的惯例”[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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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三藩和台湾后，社会生活走向正常，朝廷支出也趋于稳定，康熙以“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从二十五年开始，“有一年蠲及数省者，一省连蠲数年者”[743]。由于“蠲免钱粮原为加恩小民，然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无田穷民未必均沾惠泽”[744]，四十九年，令“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745]。还以“繁费无益”，罢黄册、会计册、赤历和易知由单；改二联截票为“三联印票”，又改“滚单”[746]，力图通过改进税赋征收方式避免官吏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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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农业技术的改进特别是明末以来番薯、玉米等农作物新品种的推广，使人口大规模扩张[747]，到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达到二千四百余万丁、民田六百九十余万顷[748]、税收二千九百九十余万两[749]。但因流动性提高、税制混乱，丁银征收困难，仅从顺治十八年的三百万两增加到三百三十万两[750]，未同步与“户口日繁”。但“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不仅会毁掉“皇上弘恩”还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在“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751]，且丁银比重很小的情况下，康熙五十二年宣布嗣后“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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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加赋固定了丁税总额，但仍存在“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势难完纳”等问题[753]。康熙五十五年又定，以新增人丁抵补缺额，本户不足以亲族丁多者抵补，再不足即以同里同图粮多者顶补[754]。但富户、吏胥仍有舞弊空间，“虽有司不敢多征，而吏胥难免需索，有钱使用者隐漏，无钱使用者开报”，“以致穷民输将无力，逃亡不免”[755]。由于“丁、粮同属朝廷正供，派之于人与摊之于地，均属可行；然与其派在人而多贫民之累，孰若摊在地而使赋役均平”[756]，且“粮有一定而易辨，丁无一定而难稽。有粮者为富民，虽丁过实数而不为虐取；无粮者为贫民，虽丁有隐漏而不失宽仁”[757]，因此清廷逐渐趋向“摊丁入亩”。且“永不加赋”已提供了条件，“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者”[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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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类似制度在明末已出现，天启元年明朝实施了“以米带丁”，只是“其时政荒赋重，故不久辄罢”[759]，但崇祯八年陕西城固县仍在执行[760]。康熙以后，很多地方又出现类似河南太康“丁随地派”的做法[761]。五十五年，清廷首先批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762]，至雍正七年除少数省外，全国均实现“摊丁入亩”。一般是通省少数是州县计摊，原则都是“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763]，“科则最轻者每丁科一分五厘，重至一两有余”，但也有“八九两者”[764]。同时，推行“耗羡”归公，改私征为正赋，限制官吏“苛索横征”[765]，民间负担“较之昔日减大半”[766]。到嘉庆时，漕粮及正、加耗等“漕项”也改折银；匠班银、盐钞银、渔课钞等几乎所有人头税都摊入田亩形成“地丁银”。雇募制几乎取代力役之征，皂隶等“改为考取或由召募投充”，驿站等“大率募民充之”，河工也“量给雇值”[767]。人口大规模扩大，流动性提高，人身控制和以人为对象的赋役征收成本提高，而以地为对象的税收征收成本和力役替代成本相对下降，使得康雍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最终实现了由唐代两税法开始，经明代一条鞭法的赋役合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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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丁入亩使“寸土皆无”的佃农、小工商等基本免除了人头税，“丁多地少”的半自耕农、自耕农和中小地主虽“较诸原额为过之，然一切杂办丁徭尽行除豁，民止知有田赋一项。胥吏不得以为奸，则浮费省别无算，岂不名增而实减”[768]。而清廷不仅使征收困难的丁税得到了保证，还简化税赋，降低了制度的执行成本，限制了官吏私征、豪强“诡寄”，缓和了与农民特别是与佃农的矛盾，进一步稳定了统治。随着摊丁入亩的推进，地丁银从顺治时期每年二千万两左右，上升到康雍时期的二千五、六百万两，从乾隆时再增加到三千三百万两以上，达到总收入四分之三，并一直保持到清末，成为清廷维持长期统治的重要基础。但摊丁入亩“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769]。浙江酝酿摊丁入亩时，布政使赵申乔就下令镇压宁波府“倡照地派丁之说，与巨室相持”的“黠民”[770]；摊丁入亩后，一些地方甚至规定“租户完租者，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771]，以转嫁税赋。而在役重赋轻、摊入丁银多的西北遇到的反对也更强烈，山西即“以富人田少，贫民种地，代纳丁银不服”[772]，拖到光绪初才实行摊丁入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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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羡归公后，对官员也给予了补偿，外官按官职高低、事务繁简、所在贫富甚至以往收受陋规等，另给高于正俸十到百倍的“养廉银”；京官实行“恩俸”和“双俸”制，但较养廉银低得多，京官多愿意外放。但“入愈丰而累愈重”，“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773]。为压缩开支，又将大量汉人“出旗为民”。雍正时，定“非正身”旗人“验实开除”。乾隆时，定“八旗别载册籍之人”，“有原出旗为民者，其入籍何处均听其便，本身田产并许带往”；八旗汉军除“从龙人员子孙”外，愿出旗者“准其一例编入保甲”，“如有世职，仍许承袭”，又定有官爵者“本身及子弟均不得呈请出旗”，后改“五品以上，俱不许改归民籍”[774]；内务府庄园除庄头亲生子弟及鳏寡老幼残疾、因罪发遣和少数委用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仍令庄头留养”外，其余“转交该州县载入民籍”[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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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收入来源，开荒屯田得以延续，“雍、乾以来，各省军屯民垦，称极盛焉”，但随着人口增加，授田数已明显下降，四川从顺治时的“听民开垦”下降为雍正时“户给水田亩三十，旱田亩五十”。新疆等地还组织了少数民族军民屯。为避免冲突，禁止汉族购买、租佃、侵占少数民族土地，如云南“禁流民私佃苗田，并禁苗客户典售苗产”，即使“地多旷闲”也禁“流民覆棚启种”[776]。到乾隆中期，连云南等山区“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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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丁入亩和军屯民垦扩大，一度抑制了土地兼并和地价的上涨。但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地价不断提高。江苏无锡，崇祯末“每亩只值一二两，或田之稍下，送人亦无有受诺者”，“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到嘉庆中，竟“涨至五十余两矣”[778]。而“田益贵，则租亦重”[779]，“以吴江之下下田而论，纳一升五合者，亦收租一石有余”[780]，购买土地仍有利可图。康熙五十三年，湖南安仁县七亩五分地以五两四钱绝卖，按亩租谷一石，可收七石五斗，值银四至五两，一年可收回本钱。许多地方租佃要缴纳“押租银”[781]，“稍不遂欲，即将田另佃，或藉以踞庄骗租名色，送县差拿究比，甚至威逼人命”[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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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缙绅地主发展，土地集中加剧。康熙时，陈元龙有田千顷[783]；乾隆时，和珅占地五千余顷[784]。十三行的行商不仅大量捐官和购买土地，广利行的卢茂官“有巨大的地产”[785]。乾隆时，江南“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富贾之产”[786]。旗地私有进一步扩大，雍正时，因旗地典卖“相沿日久”，不得不“从宽免其私相授受之罪”，并“动支内库银，照原价赎出”，一部分设庄头管理，另一部分“令原业主照原价交官，还给原产，如原业主不愿承领，即准各旗官兵及闲散人”承买[787]。乾隆时，定“丁贫无以赎”的军屯地，“在军归军，在民增租给丁”。由于屯地“转售纷纭”，最后只得“令除弁田名，准民产授受”[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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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加赋后，户丁编审和里甲制度丧失赋役职能。康熙虽以“欲知人丁之实数”仍要求“另造清册题报”[789]，但“增丁之州县官员议叙停止”[790]。摊丁入亩后，“编丁之增损，与一定之丁银全无关涉”[791]，雍正四年停编审之法。但基层控制不可或缺，雍正又“严饬力行保甲”，并以半官方的族正弥补保甲组织，规定“凡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遍查者”立族正[792]。乾隆时定“直省各州县设立保甲门牌，土著流寓一切胪列”[793]，每户发记录成员和出入等的印牌，编查户口改由保甲执行。之后正式废除编审制度，更定保甲法，“自是立法益密”[794]。嘉庆中，还推行了康熙时出现的保甲循环册[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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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对工商业的政策虽更加宽松，除军器、铸钱外均允许私营，但织造有“一户所领之织机不得逾百张”的禁令[796]；金、银多遣官监采，铜、铁等时禁时弛，禁海也是在统一台湾后才解除。工商业税主要是盐税和关税，另有酒、牙、当、契、门面等杂税。盐课分场课和引课，初期淮南每引六钱七分、淮北五钱五分，后增至一两五分[797]。内地关税以商税、船料为正税，“则例不一，有征商税者，有征船料者，有商税船料并征者”[798]。还有各种杂课和私索。“自海禁开，常关外始建洋关”[799]。商税、船料为正税，也有各种杂课和私索。雍正时，私索报出归公但并未绝迹，关税盈余也成为固定税目。海关商税“按斤科税者为多，有按丈匹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别贵贱征收”[800]；船料按船只大小征收，初定实征八成，且“西洋船”比“东洋船”要高，康熙中期改按“东洋船”例；本国出洋船是同等外船的二成，沿海贸易船更低[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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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随着财富的积累、人口的增加和控制的放松，工商业全面繁荣，工商业内部制度和技术也有改进。如鱼尾锉、财神锉等新型钻具，可使盐井深达三四百丈；在投资大、风险大、收益期长的矿业、盐井业中，合股制成为主要投资形式；在明隆庆间“朋合营利”的基础上[802]，山西票号形成了“顶人身股”制；很多商人通过包买等形式打破牙行控制，促进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织机之限解除后，道光时南京出现“五六百张织机”的大机户[803]，而官营织造也不过每处六百张多至八百张[804]。乾嘉时，云南有大铜厂四十八处，大厂七八万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805]，且“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806]。四川虽“为各省流徙之所聚”，“幸井灶亦岁盛一岁”[807]，保持了“近年边腹之安靖”[808]。城市“五方杂处，如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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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雇工的普遍化，“雇工人”范畴逐渐缩小，乾隆二十四年，定未立文契、未议年限、受雇不足五年者依凡论；三十二年，在“官民之家”，“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但“若只是农民雇请亲族耕作、店铺小郎以及随时短雇，并非服役之人，应同凡论”。乾隆五十三年，“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断”[810]。实际上，很多雇工多能与雇主“同桌吃饭，平等称呼”，但技术和体力也引起了分化，富荣盐场普通帮工“每日四十五文工钱，按月支给”[811]；而有技术的山匠、灶头不仅“其值益昂”[812]，还有招工等权力。除工商业行会外，工人也有行帮，如“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凡属工徒，皆有会馆”[813]。富荣盐场烧盐工和整灶工的“炎帝会”等也规定，入会才能从事相关工种[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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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力役转为雇佣，农民流动可能性的提高，促进了永佃、转佃权的发展，一些地方地租趋向减轻。浙江临海乡例“租人田种，原有佃价与田主的”，“若田主把田卖与别人，仍旧是旧佃户耕种还租”；福建宁德“乡例：收了佃户的钱，田主不得另佃”[815]。转佃进一步发展，连孔府土地“有佃户无力耕种者，许其寻人顶租转种”[816]。江浙南浔等地丰年亩租纳稻谷一石甚至六七斗，歉年则纳三四斗，而所谓“顽佃”平年也只纳歉年的租数，而且要业主自行到乡间量取[817]。嘉庆时，在“闽佃尝赤贫赁耕”的江西宁都，“田主既费重价，复输重粮”，而“佃户省去二重，一切不与，所收四倍于田主”，因此“往往驯至富饶”，“比比皆是”，“若使额外科索，佃不堪命，彼又何难轻去其田”[818]。但一些人的上升往往伴随着另一些人的下降，“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819]。绝大多数农民“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充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820]，与地主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一些“奸佃”，“顺成之岁，且图短少。稍涉旱涝，动辄连圩结甲，私议纳数”[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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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中期，清廷日趋腐朽。乾隆六度南巡，“供亿之侈”，“转十倍于康熙之时”[822]；阁臣“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823]；广州行商潘家“穷奢极侈，以云石为地，以金、银、珠、玉、檀香为壁”[824]。和珅、穆彰阿先后专权，吏治逐渐败坏；官场陋习因因相循，官员外放要贿赂京中大员，“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所谓“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825]。捐纳泛滥，乾隆十九年捐纳近占户部收入的40%[826]，嘉庆九年上升到近80%[827]。地方官员“欲藉案件索赃，多方搜剔”，“有钱则正犯纵令他逸，无钱则旁人亦被牵连”[828]。财政亏空日益严重，乾隆后二十年间，仅江西就亏空八十三万两，嘉庆以后“屡经饬催，报解寥寥”[829]，但嘉庆十七年各省积欠正杂税达一千九百余万两[830]。“永不加赋”逐渐破坏，“乾隆初，州县征收钱粮，尚少浮收之弊。其后诸弊丛生，初犹不过斛面浮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数升，渐增至五折、六折，余米竟收至二斗五升”[831]。商人“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832]，而遇军需、灾赈又要求“商人报效”，而最终又以加价、加耗转嫁百姓[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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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末，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白莲教在川、陕、鄂等省蔓延。在搜捕教徒中，地方官吏借端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834]，引发白莲教大起义。而八旗长期养尊处优，战斗力严重削弱，清廷不得不招募数十万乡勇参战。之后，在京畿和直鲁豫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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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5.4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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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考察和讨论了唐后期到清前期以役法为中心的户籍控制。这一时期，户籍制度主要与力役相联系，统治者倾向于不再限制土地兼并，对人身自由的控制逐渐放松，户籍制度最终与赋役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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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唐后期到宋：以役户为主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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