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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藩镇、大庄园严重分割了人口、土地和赋役，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被迫转向以资产为宗的“两税”。税收转向“舍人税地”，对“口”的统计失去意义，客户得到认可，商人、役户地位得到提高，对人身的控制趋于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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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不受赋役制约的人口以雇佣方式进入农业、工商业和军队，支持了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兵士从事夫役逐渐扩大。宋形成中央及与地方的分权制衡，保证皇权，但降低了行政效率，也放松了对民间的控制。农业技术的发展、不抑兼并和鼓励开荒的政策及大量不受赋役制约人口，维持了宋的繁荣和偏安。与土地制度和城乡变化相适应，形成了区分城乡、有产户和无产户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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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辽、金、元时期按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设定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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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以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从控制区的民族构成和社会经济形态出发，以南北面制分治汉人和契丹，并保留了大量部落制、奴隶制的制度安排。户籍大致按民族和承担的赋役分类，同类人口可以分属不同的阶层。随着汉化程度的提高，户籍和赋役逐渐转向汉制。辽按不同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设定制度体系，为金、元直接提供了制度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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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始以传统集团控制模式的猛安谋克制来改造占领区，因遭到广泛抵制转向辽的南北面制。控制中原后，开科举，开创了“南北选”。与南宋对峙后，实行了杂糅辽制和女真制的汉制，按民族和承担的赋役设定了户籍制度，税收较北宋轻，赋役负担在汉族和女真族中相对平衡。迁入中原后，女真族封建化和分化加速，猛安谋克传统特权逐渐受到限制，户籍制度也逐渐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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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建国后在游牧部落集团控制模式的基础上，实行了千户制、分封制。忽必烈继汗位后推行“汉法”，实际是以金制为蓝本的制度体系。同时大致按草原畜牧制、北方投下食邑制和南方佃耕制三种社会经济形态实行不同的赋役制度。人口在按民族、等级的基础上，又按分工、赋役等形成世袭的诸色户计。复杂、混乱的户籍赋役制度，提高了制度的执行成本，中期以后多数户计从完成专业性役使转向“随产一体均当”。蒙古贵族形成注重商品交换的风气及规模空前的统一等因素刺激和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商人地位空前提高。科举长期停废，改变了社会下层的上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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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明初户籍制度与力役脱钩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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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右贫抑富、大规模的移民及以官田租授给无地农民的政策，形成以自耕农、官佃户和中小地主为主的社会结构。沿袭了元朝的户役制，但形成赋役不分混合体系。由于仅仅对赋役“不失原额”的关注，对土地、人口的控制很快趋于混乱。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兼并也日益突出，赋役严重不均造成农民、卫所军队大量逃亡，使朝廷收益下降。朝廷与大小土地所有者不断博弈，推动了田赋官民一则和赋役折银等改革。一条鞭法改革进一步将徭役摊入人丁田粮，户籍制度与力役脱钩，人身控制进一步放松。明后期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入，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出现，支撑了明朝的繁荣。此外，中国开始面临来自海上的威胁，而欧洲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则未引起统治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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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清前期户籍制度与赋役脱钩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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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是一个从部落制、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过程，满洲贵族的传统权利逐步受到限制，皇权不断强化。但入关初，在北方试图维持按占有农奴授田的集团控制模式。在维护满人统治的基础上，试图平衡满汉等民族间的权利，强化官僚系统的相互制约。同时，为获取赋役，又承明制逐步恢复建立户籍赋役制度。随着全国的统一，支出趋于稳定，生产得到恢复，人丁民田和收入迅速回升，“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先后实行，人头税目被摊入田亩，力役之征转为雇募，完成了两税法、一条鞭法以来的赋役合一改革，户籍失去赋役职能。对人口控制的放松及番薯、玉米等的推广，提高了农民流动性，带来了经济的全面繁荣。在外部，北部边疆受到沙俄的侵略，东南沿海英国人加紧活动，但并未引起清廷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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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唐书·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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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治通鉴》卷223，《唐纪》代宗永泰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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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唐书》卷50《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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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会要》卷56《左右补闕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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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旧唐书》卷159《陆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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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治通鉴》卷265，《唐纪》昭宣帝天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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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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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典》卷7《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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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冗：《独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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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陆龟蒙：《甫里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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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石萃编》卷113，陇县《唐会昌元年重修大像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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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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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旧唐书》卷181《罗弘信传附子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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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旧五代史》卷135《刘守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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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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