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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心政录》卷2《清定交租则例以恤贫民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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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南浔志》卷30《农桑》卷1《完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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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赵翼：《檐曝杂记》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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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昭梿：《啸亭杂录》卷10《权臣奢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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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威廉·亨德：《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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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厚养廉协》，《皇朝经世文编》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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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商务印书馆，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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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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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清实录》，《仁宗》卷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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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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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清实录》，《宣宗》卷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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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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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清代档钞》乾隆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杨锡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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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清朝通典》卷12《食货·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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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清实录》，《仁宗》卷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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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6 向个体控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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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清后期：从户籍制度向个体控制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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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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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清后期传统户籍制度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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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之禁为英国蓄谋已久的侵华提供了“一个战争的机会”[1]，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战败的清廷被迫与英、美、法等签订南京、望厦、黄埔等条约，除割地赔款、开放沿海五口通商、取消对传教的禁令外，列强还取得了设立租界、协定关税、领事裁判及在通商口岸常驻军舰等特权。之后，清廷被迫在广州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英、美、法等相继在上海、广州等口岸设立了租界、教堂和企业。由于鸦片走私和洋纱、洋布倾销扩大，白银外流、银贵钱贱进一步加重，通商口岸附近的手工纺织“女工几停其半”[2]。但通商口岸的增加，也使中国生丝、茶叶出口迅速超出战前最高水平。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地桑蚕、茶叶生产扩大，对外地粮食的依赖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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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强的“献费”和“赔款”使捐税加重，苏、湖等地一石漕赋要纳米二石五六斗，江西则在二三石以上，农民大量破产，抗漕、抗租频发。道光二十六年后，水、旱、蝗灾危及黄河、长江流域和两广地区，各地起义迭起。道光三十年底，洪秀全在广西桂平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咸丰三年，定都天京，建立与清朝对抗14年的政权。在此前后，南方还有升平天国、大成国、小刀会等起义，北方有转战8省、坚持16年的捻军起义，西南有贵州张秀眉、云南杜文秀起义，西北有陕甘回民和新疆维吾尔、回等各族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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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八旗绿营溃败于太平军，咸丰二年不得不令各省官绅举办团练。曾国藩组建了以帅选将、以将选勇、有严格隶属关系和浓厚地方色彩的湘军，成为近代军队私有的开端。湘军规定“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3]。相反，太平军则吸收了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及游民溃勇。由于“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款可筹”[4]，除扩捐输、行大钱、发钞票等外，清廷又令“江北大营”军务大臣征收“厘金”（粮食过境税），随后各地设厘卡就地供军，甚至一省之内多至百余处，征收对象扩大，税额提高，并成为常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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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为扩大在华权益，列强利用中国内战，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廷签订了天津、北京条约。中国丧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被迫开放沿长江口岸、内地传教、鸦片贸易、外人参与海关行政、外国公使驻京等。之后，又被迫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权从外交及通商、关税等逐步扩及路、矿、军火等所有“洋务”，“实兼乎六部矣”[5]；又成立控制海关并由英国人占据的总税务司，各口税务司和海关也由外人控制。十一年，咸丰死，慈禧和奕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恭亲王秉政，并“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与列强）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6]，清廷与列强走向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