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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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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清实录》，《宣宗》卷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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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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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清代档钞》乾隆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杨锡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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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清朝通典》卷12《食货·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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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清实录》，《仁宗》卷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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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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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6 向个体控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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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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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清后期：从户籍制度向个体控制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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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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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清后期传统户籍制度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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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之禁为英国蓄谋已久的侵华提供了“一个战争的机会”[1]，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战败的清廷被迫与英、美、法等签订南京、望厦、黄埔等条约，除割地赔款、开放沿海五口通商、取消对传教的禁令外，列强还取得了设立租界、协定关税、领事裁判及在通商口岸常驻军舰等特权。之后，清廷被迫在广州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英、美、法等相继在上海、广州等口岸设立了租界、教堂和企业。由于鸦片走私和洋纱、洋布倾销扩大，白银外流、银贵钱贱进一步加重，通商口岸附近的手工纺织“女工几停其半”[2]。但通商口岸的增加，也使中国生丝、茶叶出口迅速超出战前最高水平。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地桑蚕、茶叶生产扩大，对外地粮食的依赖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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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强的“献费”和“赔款”使捐税加重，苏、湖等地一石漕赋要纳米二石五六斗，江西则在二三石以上，农民大量破产，抗漕、抗租频发。道光二十六年后，水、旱、蝗灾危及黄河、长江流域和两广地区，各地起义迭起。道光三十年底，洪秀全在广西桂平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咸丰三年，定都天京，建立与清朝对抗14年的政权。在此前后，南方还有升平天国、大成国、小刀会等起义，北方有转战8省、坚持16年的捻军起义，西南有贵州张秀眉、云南杜文秀起义，西北有陕甘回民和新疆维吾尔、回等各族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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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八旗绿营溃败于太平军，咸丰二年不得不令各省官绅举办团练。曾国藩组建了以帅选将、以将选勇、有严格隶属关系和浓厚地方色彩的湘军，成为近代军队私有的开端。湘军规定“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3]。相反，太平军则吸收了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及游民溃勇。由于“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款可筹”[4]，除扩捐输、行大钱、发钞票等外，清廷又令“江北大营”军务大臣征收“厘金”（粮食过境税），随后各地设厘卡就地供军，甚至一省之内多至百余处，征收对象扩大，税额提高，并成为常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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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为扩大在华权益，列强利用中国内战，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廷签订了天津、北京条约。中国丧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被迫开放沿长江口岸、内地传教、鸦片贸易、外人参与海关行政、外国公使驻京等。之后，又被迫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权从外交及通商、关税等逐步扩及路、矿、军火等所有“洋务”，“实兼乎六部矣”[5]；又成立控制海关并由英国人占据的总税务司，各口税务司和海关也由外人控制。十一年，咸丰死，慈禧和奕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恭亲王秉政，并“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与列强）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6]，清廷与列强走向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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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旗、绿营基本被太平军摧毁后，以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节制四省官员；又以左宗棠、李鸿章分别组建楚军和淮军。到同治十二年，30余万湘军中曾国藩嫡系有12万，先后有21人出任督抚。由于“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7]，攻占天京后，曾国藩即按勇营在事平后遣散的定例上奏裁撤。除水师和陆师万余人外，湘军全部遣撤回籍。由于太平军余部和捻军等尚存，淮军、楚军及各省部分勇营被保留为“防军”，募兵制得到正式认可。此后，中国的兵制大致均是征募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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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使战区人口大量死伤逃亡[8]，土地价格大幅下降。江苏“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9]。清廷在新收复地区在“田归原主”的基础上，召民屯田，免税二到三年，“允其有永佃权”。江苏嘉定原“亩至二十余金，地狭民稠之处，有贵至四五十金者”，下降为“亩不过三五金”。许多地主不仅恢复了原来的土地，还与新兴的湘、淮官僚一起大量强占和收买民田。安徽南陵“因致土地几等无价值，乃有他处豪富，多量收买”；合肥一带大量土地落入淮系官僚手中，张树声兄弟、刘铭传等的土地每家年收租谷达2至5万石；李鸿章兄弟在合肥东乡原籍的土地有50多万亩，占全乡的三分之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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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也影响到了手工业。太平军克南京，丝织业“织工流离四散”；清军陷南京，生丝出口也下降一半以上[11]。直隶饶阳县“从前织此绸者共有十余家”，“溯自南省不靖，丝价腾贵，此绸亦遂料薄价昂，无人购买，各织户俱赔累，陆续关闭，近年仅存二家”[12]。同治末，各地手工业才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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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乱地区保甲和户籍的瘫痪，咸丰二年到同治十二年间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广西、云南、贵州和新疆等未或再未上报人口数据[13]。出于战争需要，曾国藩在捻军活动地区的乡村建圩寨、设圩长，编造良、莠民册，“倡乱及甘心从捻者，入莠民册”，“屠其家，并及坟墓”[14]。为组练兵勇的需要，上海县战乱期间的人口登记只是无法逃避民团和杂役的中下层百姓，而排除了富绅大族，且从咸丰四年至光绪七年没有人口变动[15]。到光绪二十三年，句容县仍只要求“凡男丁姓名、籍贯、年岁、生业逐一查填牌册，妇女及年未十岁幼孩免于查填”[16]，京师的保甲控制也从户部转到步军统领衙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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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受战争影响较小的地区，官员的精力集中在筹饷和组练兵勇保卫地方等更紧迫的事务上”，“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已没有恢复一度普及全国的保甲机构的愿望和能力”，但户口统计仍在应付。在中央，“尽管户部档案中备有直到光绪二十四年的各省总数，《清实录》自同治十三年起已永久废止每年的全国户口总数”[18]。湖北自“军兴以来，练团劝输，虽有调查户口之举，皆随时随地为之，不及全省。州县官或具报，或不具报。布政司档案毁失，无从搜辑。同治、光绪时所修各州县志亦不载后来户口”[19]。四川也已到了非挨户清点不能确知全省户口的地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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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取得领事裁判权并逐步扩大到为外人服务的华民后，国内涉洋人员已几乎不受清朝的控制。1853年生活在租界内的中国居民约500人，因避小刀会和太平军，1860年激增至30万，1862年达到50万[21]。“中国民人在外国居住，其一切均归该国管理，而中国于彼亦毫无管理之权”[22]。由于“中国户籍之法”，“只详此省与彼省界限之攸分，未计我国与他国范围之各异”[23]，对私自出国的人或“一经拿获，即行正法”[24]，或“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25]。咸丰八年，中美签订《天津续约》后，清廷派出赴美使团，由于看到“金山地方，中国人已有十数万众。中国若不设官，一恐其滋事，无人弹压，一恐其久无统属，悉变为外国下等之人”[26]，开始注意侨民的国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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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输入商品的价格因机器大工业发展而不断下降，销量迅速上升。由于印度、日本的竞争和洋商的操纵，棉花输入减少，原棉价格上涨；茶叶、生丝出口量虽有上升但价格下降，纱、丝、茶业生产者大量破产[27]。而由于“内地人民有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值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28]，手工织布业有了新的发展，陶瓷、榨油、碾米、采矿等也类似[29]。为便于倾销商品和输出原料，从同治元年美国旗昌洋行设立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开始，列强逐步垄断了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船舶修造、打包及利用中国市场和廉价原料、劳动力的火柴、肥皂、纸烟、缫丝、制糖等工厂逐渐增多，到光绪二十年，列强在华工厂已有100多家。英国汇丰等在华银行相继设立，发行纸币，收存放贷，操纵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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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清廷一些官员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军事和科学技术实现“求强”，洋务运动逐渐兴起。咸丰十一年，清廷颁布练兵章程，开始训练新式陆军。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后，开始筹办海防、海军。光绪九年，南洋、福建、北洋水师已各有主要购自英、德的舰艇十余艘；十一年，成立海军衙门；十四年，北洋水师已有舰船25艘，但以后再未增添新式舰艇。到光绪二十年，大多数省也都建立了“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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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洋务派开始兴办军用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机器的开端。除部分为各省督抚自筹外主要由清廷拨款，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和湖北枪炮厂等。同治末，洋务派又陆续进入工矿和交通运输业，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除部分为官办和官商合办外主要是官督商办，享有税收优惠和一定的垄断权，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布匹在上海销售免厘税，运销内地仅完正税，沿途概免税厘，“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30]，且商股不得过问局务。到光绪二十年，洋务军、民工业已各有20余个[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