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07963
[285] 温家宝：《在全国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10～13。
1703207964
1703207965
[286] 姜红星等：《对促进我国阶层关系和谐的思考：以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为切入点》，《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
1703207966
1703207967
[287]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社科院报告说私企还存在诸多缺陷》，《民营经济内参》，2006.2。
1703207968
1703207969
[288] 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二）》，《民营经济内参》，2007.3。
1703207970
1703207971
[289]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谈“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新进展”》.人民网，2007～10～24。http：//leaders.people.com.cn/GB/70158/71484/6426547.html。
1703207972
1703207973
[290] 杨名：《聚焦物权法的人权核心》，《小康》，2005.12。
1703207974
1703207975
[291] 李玉萍：《人权事业的又一次飞跃：怎么看“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人民法院报》，2012～4～23。
1703207976
1703207977
[292] 陈耀东、王爻：《保护劳动者权益，〈新劳动合同法〉的十大解读》，《天津日报》，2007～07～16。
1703207978
1703207979
[293] 赵鹏等：《“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瞭望》，2008.36。
1703207980
1703207981
[294] 朱玲：《公安部办理提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正在修改》，《北京青年报》，2007～03～04。
1703207982
1703207983
[295] 张全：《困局·乱局·变局》，《解放日报》，2011～11～28。
1703207984
1703207985
[29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世界各国/地区人均GDP排名，IMF数据库，2012～4～17。
1703207986
1703207987
[297] 汪孝宗：《中国GDP居世界第二被指意义不大多领域仍落后》，《中国经济周刊》，2011～3～1。
1703207988
1703207989
[298] 王震：《新农村建设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经济研究》，2010.6。
1703207990
1703207991
[299] 中国社科院：《2011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703207992
1703207993
[300]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仅为0.481（国家统计局综合司：《马建堂就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2013～1～18，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searchword= %BB%F9%C4%E1%CF%B5%CA%FD&channelid=6697&record=4）。
1703207994
1703207995
[301] 牛文元：《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1。
1703207996
1703207997
[302] 《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人民日报》，2013～3～18。
1703207998
1703207999
1703208000
1703208001
1703208003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7 结论与启示
1703208004
1703208006
7.1 户籍制度变迁的特征
1703208007
1703208008
第一，户籍制度变迁的动力。
1703208009
1703208010
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根本上决定于生产力的可能。从广义的户籍制度控制的角度看，中国户籍制度经历了从以集团为控制单位向以家庭为控制单位再向以个人为控制单位的演进，实际得益于技术的两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西周后期，金属工具的逐步使用，使得个体家庭的资源控制能力不断成长，氏族的控制能力日益减弱，最终导致以集团为单位控制模式的终结和以个体家庭为单位控制模式的产生。第二次是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1840年以后，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文明被植入中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个人独立于家庭的资源能力不断提高，控制单位开始由家庭转向个人。再如中国历史上先后进入中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首先都试图维持本民族传统即游牧部落以族群为单位的控制体系，但随着对农耕人口的控制或本身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转变，往往根据社会经济形态实行了不同的户籍制度，甚至不得不放弃本族传统以族群为单位的控制制度，建立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以户为单位的户籍制度。
1703208011
1703208012
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人口的发展也影响着户籍制度的变迁。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之所以选择以集团为单位的控制模式，实际上是集团规模扩大的结果。新中国对城乡分割的户籍控制的选择，很大程度也受制于人口的巨大规模。但人口的增长又依赖生产力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如宋以后，由于踏犁、养地、精耕细作和梯田技术，特别是“占城稻”的推广以及稻麦两熟甚至三熟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汉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徘徊局面，支持了宋的经济繁荣及与辽、金等的力量平衡；明末以后，农业技术特别是番薯、玉米等农作物新品种的传入和推广，导致了人口的大规模扩张，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以及人身控制和以人口为对象的赋役征收成本，而以土地为对象的税收征收成本和传统力役的替代成本相对下降，使康雍时期“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最终实现了由唐代两税法开始经明代一条鞭法的赋役合一改革，均导致户籍控制的放松。
[
上一页 ]
[ :1.70320796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