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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陈耀东、王爻：《保护劳动者权益，〈新劳动合同法〉的十大解读》，《天津日报》，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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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赵鹏等：《“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瞭望》，2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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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朱玲：《公安部办理提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正在修改》，《北京青年报》，2007～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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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张全：《困局·乱局·变局》，《解放日报》，20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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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世界各国/地区人均GDP排名，IMF数据库，201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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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汪孝宗：《中国GDP居世界第二被指意义不大多领域仍落后》，《中国经济周刊》，20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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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王震：《新农村建设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经济研究》，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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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中国社科院：《2011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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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仅为0.481（国家统计局综合司：《马建堂就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2013～1～18，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searchword= %BB%F9%C4%E1%CF%B5%CA%FD&channelid=6697&recor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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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牛文元：《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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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人民日报》，201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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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7 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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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户籍制度变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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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户籍制度变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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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根本上决定于生产力的可能。从广义的户籍制度控制的角度看，中国户籍制度经历了从以集团为控制单位向以家庭为控制单位再向以个人为控制单位的演进，实际得益于技术的两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西周后期，金属工具的逐步使用，使得个体家庭的资源控制能力不断成长，氏族的控制能力日益减弱，最终导致以集团为单位控制模式的终结和以个体家庭为单位控制模式的产生。第二次是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1840年以后，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文明被植入中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个人独立于家庭的资源能力不断提高，控制单位开始由家庭转向个人。再如中国历史上先后进入中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首先都试图维持本民族传统即游牧部落以族群为单位的控制体系，但随着对农耕人口的控制或本身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转变，往往根据社会经济形态实行了不同的户籍制度，甚至不得不放弃本族传统以族群为单位的控制制度，建立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以户为单位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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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人口的发展也影响着户籍制度的变迁。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之所以选择以集团为单位的控制模式，实际上是集团规模扩大的结果。新中国对城乡分割的户籍控制的选择，很大程度也受制于人口的巨大规模。但人口的增长又依赖生产力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如宋以后，由于踏犁、养地、精耕细作和梯田技术，特别是“占城稻”的推广以及稻麦两熟甚至三熟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汉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徘徊局面，支持了宋的经济繁荣及与辽、金等的力量平衡；明末以后，农业技术特别是番薯、玉米等农作物新品种的传入和推广，导致了人口的大规模扩张，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以及人身控制和以人口为对象的赋役征收成本，而以土地为对象的税收征收成本和传统力役的替代成本相对下降，使康雍时期“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最终实现了由唐代两税法开始经明代一条鞭法的赋役合一改革，均导致户籍控制的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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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户籍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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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制于技术的基础上，户籍制度的变迁还决定于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提供了户籍制度创新、移植或继承的可能。一是，制度环境的变化引起户籍制度的变迁，如西周以后金属工具的发展和耕作技术的改进，提高了土地产出和个体家庭产权能力，氏族制度和井田制已趋于崩溃，厉王革典虽然一定程度使田税和军赋、力役走向分离，但由于新的社会组织和控制制度还没有建立，宣王不得不直接组织实施“料民”。到春秋初，周室衰微使诸侯获得了更大的制度创新空间。齐国首先对土地、赋役和基层控制制度进行了改革，个体家庭成为国家的授田和赋役单位，由国家直接控制个体家庭的户籍制度才真正取代以集团为单位的控制制度。二是，制度环境变化引起户籍制度的移植，如康雍“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后，中国传统的户籍制度已基本陷于停滞，仅保留了治安方面的作用。1840年以后，列强的商品倾销和机器大工业的引入，逐渐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到宣统《户籍法》的制定，西方个人主义的制度观念和制度模式也移植到中国的户籍制度体系中。三是，在整个制度框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虽然存在边际上的修改和突破，以集团为单位的控制从部落时期开始在总体上维持到西周末，以家庭为单位的户籍控制从春秋时期在总体上维持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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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制度枢纽，户籍制度的变迁也决定于其他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级制度等，户籍制度的变迁往往是从这些制度开始，并逐渐传递到户籍制度上。政治制度的影响，如“宗室籍”制度成为最早的户籍制度，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民族等级户籍制度等；军事制度的影响，如从三国开始延续到清朝的兵户制。以家庭为单位的控制模式的出现，不仅依赖个体家庭的独立，还以郡县乡里等基层组织的建立为条件。而经济制度的影响主要来自土地、赋役制度，如自战国至唐前期，统治者都试图保持个体家庭拥有一定的土地，以维持从个体家庭中获取田租、户税和力役，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联系更为紧密，对人身自由的控制也较强；唐后期到清前期，统治者倾向于不再限制土地兼并，对人身自由的控制逐渐放松，户籍制度虽仍与役法衔接，但也逐步弱化并最终与役法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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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户籍制度变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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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户籍制度变迁的方式看，户籍制度的变迁也有制度体系的根本变化以及在总体制度框架和根本制度不变前提下的局部调整两种方式。制度体系的根本变化，如控制模式从以族群为单位到以家庭为单位，再到以个人为单位的演进。这是一种制度体系替代另一种制度体系的制度变迁，因此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更多的情况是在总体制度框架和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控制模式总体的继承和局部的调整。如在集团控制框架下，夏、商和西周对集团控制模式总体的继承和局部的调整；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控制模式下，从春秋到唐前期以田制为中心的户籍控制，唐后期到清前期以役法为中心的户籍控制，都是在总体制度框架和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出现的各种具体制度的继承、调整和变迁，很大程度也是连续和渐进性的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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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户籍制度变迁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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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变迁的社会力量方面看，表面上统治者及其代理人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提供者，但实际上，户籍制度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与其代理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为控制或扩大资源不断博弈的结果。厉王革典虽然在总体上顺应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产权逐渐取代公社的排他性公有产权的趋势，但没有得到“国人”的广泛认可。明朝中期的役户制度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条件下朝廷与卫所军户、匠户博弈的结果，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是朝廷、小土地所有者与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博弈的结果。“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开始都是由地方发起并模仿，最后才由中央认可的制度变迁。而在一定生产力和制度框架下，资源能力更强的个体和集团，包括统治者的各级代理人，对户籍制度变迁具有更大的影响，如东汉以后世家大族对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的影响，少数民族政权下围绕统治民族建立的等级户籍制度，一些官吏为博取民间的“声誉”而对制度的任意变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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