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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路径依赖根本上是对制度环境和结构的依赖。在中国早熟的农业社会，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人与土地的结合，户籍制度使得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在家庭的层面得到几乎“完美”的结合。中国户籍制度的长期性实际在于中国农业社会的长期性，家族性一定程度出自农业的规模经营。户籍制度之所以至今仍难以动摇，实际也是因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有限性。因此，对户籍制度特别是对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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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也不能因为现行户籍制度仍然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的现实，而在“现实”的口号下重蹈保护落后的历史覆辙[2]，更不能借“大多数”的名义来维护某些特定的既得利益。虽然现实一定程度迫使我们不得不从实用的角度加以考虑，但即使是不得不“照顾”某些落后实际的制度，本身至少也应包含着激励人们向着先进方向努力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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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谓的“诺思第二悖论”，即从边际意义上的短期来看，交易费用总是在下降；每一个时期的下降最后带来的是长期交易费用的增长。相关讨论还可参见：韦森：《交易费用和交易惠利：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点补充》，《经济学消息报》，2001.431；《如何看待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21世纪经济报道》，2002～5～13；《预期的和实际的交易费用》，《21世纪经济报道》，2002～11～6；李建标、曹利群：《“诺思第二悖论”及其破解：制度变迁中交易费用范式的反思》，《财经研究》，2003.10；袁庆明：《“诺思第二悖论”及其新破解》，《当代财经》，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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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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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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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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