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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政治任务化+小口径党建=党建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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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过去也主要是在组织部门的小口径下搞党建，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相比，确实务虚的较多，但并没有导致像这几年这样的形式主义泛滥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过去的党建工作虽然很重要，但在党委政府的综合考核中占比并不大，检查考核工作不严格，只要单位没有出现大的组织和腐败问题，一般都能够得满分。所以，所谓“务虚”其实就是什么都没“务”，基本的形式都不搞：党费不收、组织活动不搞、党员不管、台账不做等。这些事情是要搞的，否则基本的组织管理都不存在，会导致基层组织涣散，党员混同于一般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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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党建变成了党委政府的“政治任务”，属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在该问题上做不好，会被“一票否决”。那么，在考核上就不再是业务部门的行政考核，而是党委政府的政治考核，属于硬考核。各级党委政府都重视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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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在于，党建是党委政府的政治任务，但是搞党建的却依然是组织部门，依然是小口径党建，考核也是按照组织部门的小口径党建进行考核，也就是考核准备材料和搞活动。这样，组织部门务虚的党建就变成了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就需要通过大量的务虚工作（如准备大量的材料、搞大量的活动），来显示对政治任务的重视。对准备资料、搞活动（还是准备资料）的考核也成了硬考核，形式主义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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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党建是党委政府的政治任务，那就应该由党委政府的大口径来承担，也就是跟中心工作结合在一起。考核也应该是大口径的硬考核，看各级党组织完成了多少中心工作、质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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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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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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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的调查和写作由笔者与梁焯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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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加强党的领导 遏制村级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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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贿选虽然没有给基层干部带来工作上的麻烦，却有悖于党执政为民的理念，也给农村带来了负面政治社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合法性。2014年后的选举，沿海某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及时遏制了贿选势头，扭转了村级选举的政治方向，给村级选举和村庄政治带来了一股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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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管选举是遏制村级贿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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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贿选现象主要发生在村庄有内生资源的地方，如预期要征地拆迁的城郊村、“三资”（资源、资产、资金）丰富的村。2013年，笔者在沿海某省D镇调研发现，由于当地阶层分化严重，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争夺村庄政治权力、资源再分配权力而在村庄中形成不同的派系，派系之间为了当选村干部而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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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调研中深切地感受到贿选现象之严重，而基层政府却毫无意愿去规范它。多数被调查的基层官员表示，贿选是顽疾，无法控制，更不可能禁绝。但是，2014年1月的选举中，该省省委高层推动一系列原则、规范落地，贿选竟然被控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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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调查中，基层官员谈及此事时说，做什么事就怕认真。在村级选举工作中，所谓“认真”，就是加强党对村级选举工作的领导，用党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态度去领导选举工作。而之前之所以会贿选泛滥，根本原因就在于弱化了党的领导，放任了官僚体系用官僚的逻辑来应对村级选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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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抓选举程序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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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工作中，官僚主义逻辑体现得十分明显，贿选现象长期存在与官僚主义逻辑有极大的关系。首先是技术工作取代政治原则。选举中不能出现问题，尤其不能出现闹事、互掐、上访等现象，所以，一开始就要在程序上做细、做到位。这样，即便出现问题，也不会因为程序上的问题而留给有心人找政府茬的由头。程序问题主要包括选举办法、投票办法、候选人提名办法、村民代表推选办法等，这些必须经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要走公示等程序。选民登记也是重头戏，最容易出问题，投票代写和委托票是产生争议的重要细节，常常被有心人抓住把柄。这些方面的工作都要做到前头，以不出半点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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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程序工作、细节工作是科层体制的强项，当然也是必须做的。但是，科层体制中的官员在一些碰钉子的问题上不敢坚持原则，不敢硬碰硬，而是采取和稀泥的态度。比如，在候选人的资格上面，一些基层官员不敢坚持原则，对那些有案底，选民反映有宴请、贿选行为的候选人不能果断拿下，以至于在候选人的审查上流于形式。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一些基层官员生怕对候选人进行严格审查会使一些候选人不能参选，进而可能导致有心人鼓动下的集体上访。结果是，村级选举的候选人良莠不齐，什么人都有，这极大地降低了村民对村干部合法性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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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官僚主义是如何放任村级贿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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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贿选可能拖延、耽搁选举工作。基层官员放任村级贿选，一个原因是贿选的取证很难、查实更难。向政府报告贿选都是有心人的行为，拿了贿选款的村民是不会举报的。有心人举报一般又没有确凿的证据，主要是口头举报，不是纸质举报。贿选一般不会发生在选举的时候，而是在选举之前已经完成，而且不会明着说是给钱买选票，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如人情礼金、看病人、祝贺喜事、外出旅游、朋友请客等方式将贿选金发放到选民手中。即便找到选民核实贿选情况，选民也不会说有贿选事情。所以，贿选案缺乏人证、物证，难以查实。而有心人举报本身也只是给对方制造一些麻烦，他们的预期不是将对方告倒，所以最终的结果都是“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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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选举法对贿选的定义较为模糊和宽泛，也使得基层政府难以处置一些贿选事件。比如，请客吃饭、给包烟、请党员外出旅游、去参加选民的人情往来等算不算贿选？在春节期间的选举，各种人情往来非常频繁，哪些是贿选，哪些是正常人情，很难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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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即便基层政府下决心查处贿选案，但是调查贿选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乡镇人力、物力本来就有限，对贿选的监控等更是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会拖延选举的时间，或者迫使选举重来。这些都会被视为选举工作不顺利的表现，也意味着乡镇或相关部门官员对选举把控能力有问题，会导致相关人员受到上级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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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选双方都有贿选举报，双方都有猫腻，举报人即便是向政府反映，一般也只是反映到县乡两级，多数是在乡镇一级，不越级到更高层政府上访。同时，在上访上告的时间上，也只限于选举期间，一旦选举完成，“愿赌服输”，失败者一般也不会状告对方贿选。即便选举后有上访，也是找对方其他的问题，而不是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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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选举在选举日内顺利完成，基层官僚也不会将重点放在贿选上。相反，如果乡镇政府想在贿选上动真格的，抓几个典型，那么就很可能得罪派系里的那些能量巨大的富人，他们会把选举搞翻，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上访到高层，或者是请律师打官司，会把乡镇搞得焦头烂额。所以，对于贿选来说，只要基层干部不动真格的，就会出现“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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