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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层干部来说，自主性是最大的激励。基层经济、政治资源都较少，干部激励主要是政治激励，但是基层岗位、职务、级别、荣誉都有限，无法给予基层干部充分的政治激励。自主性激励则是给予基层干部工作上的自主权和自主空间，激发他们工作上的热情和责任感，使工作落实得更好。在体制内工作，干部都有晋升的念头。但是，每个人占据一个岗位，首要的还是工作，升官了也还是要干工作。那么，基层干部怎么对待工作、怎么干工作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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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工作当作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业，还是当作上级的事情、当作负担累赘？对工作的认识不一样，工作的状态就不一样。把工作当作自己的事情，就会生发对工作的责任感，就会认真地将工作干好；把工作当作上级的事情，就会应付工作，无论工作做得好不好，能够交差就好，而不会对工作有责任感。在干工作的方式上，是工作中有自己的方式、思路、手段、安排等，还是完全按照规章细则亦步亦趋地干工作，干工作的状态也不同，前者积极主动，后者消极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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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基层干部对自己的工作有责任心，并积极主动地干工作？主要是要让他们有自主性。有自主性，基层干部就会把工作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干，工作就会入心、入脑，在干活时就会用心、用力；有自主性，基层干部就能够充分发挥主体性、主动性，在工作中就会有创造性、创新性，干完了工作就会有获得感、成就感。愉快地干工作，干了工作还有收获，这对于“工作反正要干”的人来说莫过于最大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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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层治理来说，基层干部的自主性之所以很重要，与基层的工作性质有关。基层一线工作细小琐碎、变动隐秘、没有规律，很难监督考核，或者真正监督起来成本太高、效果不好，因而事情做没做、做得好不好，更多依赖于一线工作人员的自觉性、主动性。典型的如征地拆迁做群众思想工作，基层干部到农户家转一圈，然后向领导汇报说做不通，但是，他是否用力、用心做了，领导心知肚明，只是没有证据予以奖惩。那么，要想基层干部真正地用心、用力做工作，就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自觉性、自律性，给予他们自主性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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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基层工作主要是跟群众打交道、做群众工作，但是做群众工作没有定法，没有规律、旧例可循，更不可能按图索骥，而要依托于基层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和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想工作人员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得给予基层干部激励，自主性激励是重要的方式。对于没有政治前途但有丰富经验的事业编基层干部而言，自主性激励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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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弱化：案例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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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笔者到EZ下面的乡镇调查，乡镇党委书记跟笔者说：“省建设厅印发的美丽乡村建设指导标准规定太细、太刚性，全省一个样，都要求有亭台楼阁、廊桥水榭，人家没有河流的乡镇怎么办？”因为全省一个标准，到哪儿去参观学习，看到的场景都如出一辙，仿佛一张图纸、一个公司设计出来的，根本没有将本地特色、地方优势体现进去。党委书记说：“这样的政策让乡镇很为难，照着做吧，就是依葫芦画瓢，与本乡镇没关系，只是完成任务；改动方案做吧，验收时一项一项对标，项目就通不过，领导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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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在山东ZY所辖乡镇调研，负责纠纷综治信访的副镇长向笔者说，过去乡镇调解的农村纠纷案例，不一定需要卷宗，大一点的纠纷只要做好相关记录就行，说一两句就解决了的纠纷根本就不做记录。现在，县综治办下文要求每一个案例都需要有详细的卷宗，卷宗除了要详细记录纠纷调解过程之外，每次调解都需要涉事双方、调解人、在场人等签字画押。副镇长说，如果完全按照卷宗指示的路径、程序进行调解，纠纷根本无法调解，因为农村纠纷调解有自己的路径和逻辑。那么，案卷就只能在纠纷调解之后再补充。但是一补充就会出现问题：一是一个纠纷调解只需半天，补充卷宗就要四五天时间，且完全是造假。二是补充卷宗时需要各方签字，就可能出现：本来已经平息的事情，工作人员找当事人签字时，当事人反悔，案件出现反复，折腾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为了不折腾，就按程序调解，就可能使得调解冗长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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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案例及调查来看，基层干部自主性弱化，与以下方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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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基层治理的规范化。鉴于十八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基层治理混乱、问题丛生的局面，以及越来越多资源下乡，国家在十八大之后加强了基层治理规范化的工作力度，包括加强党建、各项工作制度化建设、监督下乡、乡镇纪检委工作强化等。体现在具体实践中就是落实工作的程序化、流程化、文档化、留痕化，缩小了基层干部的自主操作空间。例如，在村级财务建设上，建立了村财乡（镇）管、银行转账等制度，促进了村级财务、项目资金的规范化管理，减少了农民身边的“微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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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政策制定的刚性化。最近若干年，中央省市制定政策时，不仅政策目标由原来的原则性、模糊性向细化、明确化转变，还规定了政策执行时具体操作的流程、注意事项等，并按照细化目标和操作流程对标检查验收。政策刚性化还有个表现是时限紧，许多工作刚部署下去，就要经验材料、典型案例，根本不给基层留足抓工作落实的时间。政策的刚性化不考虑基层的实际情况、实际问题、实际需求，使得基层干部无法根据本地实际对政策进行转化，无法将本地的治理需求纳入政策目标之中。当前，农村改水改厕、环保、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等工作，都存在政策刚性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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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政策执行的督查化。基层工作被置于监督体系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之中，不仅纪委监委置入政策执行过程中，县督查室也紧盯着不放，县巡察组也可能跟进，还有各部门通过调研、考察、座谈等方式不定时地下乡督导检查。被无数双眼睛盯着干活，基层干部只能按照规定动作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地操作，难有自主操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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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工作考核的问责化。与监督体系相配套的是基层问责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只要在监督中查出问题，包括态度问题、法纪问题、操作问题、事故问题等，都可能被政治问责，一旦被问责，就会影响基层干部的政治前途。为了不被问责或降低责任等级，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就要慎之又慎，既要按照规定流程走，还要每走一步都留痕以备倒查。偏离规定流程的做法，很可能被督查直接查出，也可能因为出了问题被倒查出而背责。此情此景下，“变通”就变得很稀缺，更不用说自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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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原因中，最根本的是政策制定的刚性化。它既是顶层设计下的产物，一改过去摸着石头过河，希望通过顶层设计规划基层社会变迁；也是对基层不信任的产物，通过细化规定窄化基层自主空间，通过过程监控推动政策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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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缺乏：后果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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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缺乏自主性，基层治理缺少自主空间，会带来以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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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层干部干工作没有灵魂。由于没有自主空间，一切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操作，基层干部成了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按规章、按流程办事，没有激情、没有热情、没有创造，机械地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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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基层干部不把工作当自己的事。因而不会生发对工作的责任心和责任感，没有内在的将工作干好的动力。这就造成基层干部不会过多考虑工作是否符合实际、是否需要反馈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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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基层干部怯于创新和变通。一方面是因为事情只要能交差、做得好与坏与自己没关系，没有创新的动力和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创新和变通很容易出问题，在监督问责严苛、纠错容错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基层干部秉持“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只要不错就阿弥陀佛”的理念，宁可不做，也不愿意“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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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缺乏自主性，基层干部不会主动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不会自觉地将工作干好，更不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最终结果是基层治理没有活力，基层问题得不到实质性解决，形式主义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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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得赋予基层干部自主性，扩大基层治理自主空间。可以有针对性地做以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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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政策要留有余地。一县之内各乡镇的情况都有差异，更何况全省全国。因此，上级制定政策时不能太细、太具体，而要留有余地和回旋空间。特别是要将政策弹性空间和操作空间留给基层干部，让他们有权对政策进行操作化改造和解释，有权根据实际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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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任务不要太细致。在基层单位内部，作为领导，布置任务时不能过于细致，只说大方向、原则要求；不能既有目标要求，还对怎么完成任务做具体规定，这样会束缚下级的手脚，使之畏首畏尾、裹足不前。领导对完成任务过程只做原则性把握，而将怎么做的权力留给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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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允许反馈和修正。政策执行中，要允许基层干部有反馈，并在不改变政策大方向的基础上对政策目标给予修正。为此，上级的督导检查不能太硬太刚，要视情况给出处理意见。对于因实际情况而非态度问题、法纪问题没有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基层干部，要给予鼓励而非动辄问责，还要视实际情况修正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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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减少政治任务化。上级部门的行政业务属于非硬性任务，基层干部在完成工作时可以与上级谈判，可以有实质性沟通，进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任务目标及完成的任务量。一般而言，上级部门定下百分之百的任务，下级只要完成百分之八十即可，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就是上下级的谈判空间。一旦部门业务工作转变为党委政府的政治任务，变成了硬任务，考核变成了硬考核，谈判空间就小了，政策调整和修正的空间也小了，与实际的距离就可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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