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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事业编因为缺少升职机会，普遍较为消极怠工。但是，担任中层干部的事业编尚有较强的工作积极性。在普遍认为工作积极性较高的19个中年事业编中，有10人担任或曾经担任过中层干部，占52.63%。中年事业编担任中层干部之所以会增强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除了他们具备的政治素养以外，还与以下现实因素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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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政治地位提高。担任中层干部掌握一些条线业务工作的权力，在乡镇及农村社会有一定的支配力。承担重要工作的中层干部可以列席班子会议，掌握乡镇决策信息，这是重要政治地位的体现。中层事业编受到乡镇领导的重视和重用，乡镇许多攻坚克难的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做，他们在乡镇有面子、有荣耀感。越是重要的站办所负责人，其在乡镇的政治地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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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接近主要领导。中层干部可以直接向分管领导和书记、镇长汇报工作，跟乡镇领导层走得较近，甚至能够影响乡镇领导的相关决策；同时，在与条线工作对接中，也能够与县级部门科室主任、分管副职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办相关事情较为方便，也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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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经济待遇提升。中层干部作为股级或副股级干部，在制度上会提升经济待遇。在L镇，作为乡镇中层干部更可能跟人合伙做生意、入股企业，获得体制外收入。乡镇分管领导为了调动中层事业编，会更多地在发票报销上放开空间，给中层事业编一些自主空间。在非中层的中年事业编中，有9个工作较为积极，其中2个是真积极、真做事，其余7个之所以积极，都是因为有额外的“报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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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中年公务员和中年事业编最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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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部乡镇，真正“闲的”或不积极的工作人员是一般中年公务员和中年事业编。如表4-1所示，中年公务员和中年事业编共有54人，占一般干部总数（74人）的72.97%，其中积极的只有20人，只占一般中年干部的37.04%。也就是说，在一般的中年干部中，有高达62.96%的人属于不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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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最为积极的年轻公务员的工作能打90分以上、年轻事业编和中层事业编的工作打80分的话，一般中年公务员和中年事业编的工作则在60~70分间，少数在60分以下。一般中年干部最闲、最不积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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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本职工作追求不出错。一般中年干部普遍承担一个岗位的工作，他们一般会完成岗位工作，追求岗位工作不出错，而不求质量和创新。许多重要的条线工作，领导不敢交给他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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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推不动，被动工作。他们不愿意承担岗位工作之外的工作任务，工作任务下来爱“推闪躲”。领导交办任务给他们，几次都完成不好，就不交办了。他们坚决不加班，到点马上下班。有些需要一起集中完成的中心工作，领导不推不动，推一步动一步，难以与其他领导干部协作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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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下乡时，领导干，他们看。在L镇，分管领导也是包片领导。片区、行政村有需要集中处理或协调的事情，分管领导会调动其所分管的站办所工作人员一起下乡。一般中年干部都不愿意下乡，更不可能单独开车下乡工作；即便被要求下乡，到村庄也是领导与村支书、村干部在干活，他们在旁边看，一般不会动口、动手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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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下午基本上见不到人。村里群众工作是乡镇最重要的工作，乡镇领导也催促干部“要下得去”。与L镇一样，中西部许多乡镇都规定周一到周五早上早会、点名或打卡后，除大厅窗口人员外，其他乡镇领导干部都得下到村里去。一般中年干部在早会、点名或打卡之后，有些人会到村委会转悠一圈，然后不知去向，下午基本上不在村里。更有甚者，有些在打卡之后跟包片、包村领导打电话说自己下村去了，实际上并没有下村，而是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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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领导说不得、指挥不得。一般中年干部在乡镇待的时间长，属于乡镇“老油条”，与上上下下都有关系，得罪他们就等于得罪一批人，对工作开展不利。因此，乡镇领导一般既不交办任务给他们，也不调遣他们，只有一些突击性工作要一起干，或他们承担的本职工作没做好、被上级盯着了，才会去动员他们，也主要是用商量的口吻，他们实在不去干、干不好，也不会指责他们，更不会指挥他们。领导稍微对他们语气有些重或者没有依着他们，他们就可能与领导杠上，让领导很难堪。乡镇分管领导说，与其费尽口舌去动员这些“老油条”，还不如自己把工作给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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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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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叙述，在乡镇干部中，忙闲不均，最闲的是比重占72.97%的一般中年公务员和中年事业编干部。这些人乡镇最难动员起来，而这些人又是乡镇工作最需要动员起来的人，因为他们在一个乡镇工作时间长，最了解乡镇和行政村的情况，与其他乡镇干部、村干部乃至群众较为熟悉，与县级部门工作人员也较为熟悉，将他们调动起来有利于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他们与群众打交道最多，熟悉群众需求，熟稔群众工作技巧，他们出马“一个顶俩”，许多群众工作难题在他们那儿都能迎刃而解；他们乡镇工作经验丰富，是乡镇工作的“万金油”，调动他们对乡镇年轻干部进行“传帮带”，能让年轻干部更好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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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一般中年干部之所以最难动员起来，与以下原因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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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缺乏充分有效的政治和经济激励。在政治上，乡镇一般中年干部普遍到了四五十岁，过了被提拔重用的年龄。而乡镇中层的岗位又较少，无法安置太多人从而激励更多的中年事业编。近几年实行的职级并行制度，对一般中年公务员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因为晋升名额较少，且多给了乡镇领导，影响了该制度作用的发挥。在经济上，不说中西部乡镇没有钱，即便有钱，也不能随便发钱激励干部。有些政府奖项可以发钱，如获“文明奖”可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但因为是普惠式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有，也起不到激励作用。有些事业编即便有下乡的积极性，也因为事业编没有车补而无法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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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西部乡镇工作人员普遍工资待遇低，这也是影响一般中年干部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原因。在L镇，刚晋升的副科级干部每月“打工资卡”是2800元，外加600元的车补，加上年终奖，平均月收入可达5000元，年入约6万元。一般公务员和事业编，“打卡工资”在2300元左右，年收入不到4万元，远不如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收入。如此之低的收入，迫使一些乡镇干部到体制外获取收入，如与人合伙做生意、承包土地、倒卖花生等，也就使得这些干部的时间和精力不会集中到乡镇工作上。L镇有个公务员，本有被提拔的机会，但他没有意愿去干那个岗位，就是因为工资太低，他将大量包村的时间都用于做他的饲料生意，对包村事务根本不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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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基层治理空转，形式主义泛滥。当前，乡镇许多工作都是为了应对上级下达的任务，而这些工作除了对应付上级考核有用之外，对乡村治理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作用，甚至会平添基层负担，造成乡村项目配套债务。上级的这些任务与基层治理的实际需求不相符合，徒耗了基层治理资源，结果是造成基层治理只在体制内“空转”，而与基层群众无关。同时，上级各条线的工作存在大量的督导、检查、考核、调研、观摩等，基层干部为了应对这些工作，就要大量地准备迎检材料、布置观摩现场、借钱造“亮点”等，形式主义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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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治理空转，还是形式主义泛滥，都无法激发乡镇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只有那些有晋升期望的乡镇干部有动力去做这些工作，而对于那些晋升无望的一般中年干部，则无法从这些工作中获得政治效能感、成就感，他们通过消极怠工来抵制那些脱离实际的工作任务。这些干部称，真正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能够见到实际效果的工作，他们每做一件都会有成就感，群众的正面评价会给他们带来社会性激励。他们说，越是办实事，就越有工作的责任感。而治理空转、形式主义泛滥却耗尽、消磨了他们工作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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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工作机制与治理事务不匹配。当前乡镇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乡镇工作体系还延续着过去带有较强季节性的中心工作体系。有中心工作了，全镇干部就动员起来一起干，比如收粮派款、计划生育工作，都是这么干的。然而，当前越来越多的上级部门常规的业务工作下到了乡镇，乡镇所承接的常规工作数十倍地增多。而做常规工作需要的是常规工作体系，非中心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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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乡镇还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常规工作体系，乡镇工作人员也不适应、不习惯常规工作方式，因此他们的常规工作不是在日常中完成，而是日积月累到某个时间点，如上级督查、排名通报后，才予以集中攻坚，在短时期内集中乡镇力量完成。比如收缴“新农合”费用，本来是常规工作，应把工作做在日常中，但是平时分管领导、包村干部都不去做，等到时间截止日期前夕才集全镇之力去收缴。其结果就是，在平常大部分乡镇干部都“闲着”，只有少部分积极的干部“忙着”，集中整治的时候积极分子在忙、不积极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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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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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干部“忙闲不均”，在体制内和治理中造成了一些负面后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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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鞭打快牛”造成不公平，“闲人”负面示范效应强。“忙闲不均”使能者多劳、能干者多干。积极的干部，因为领导交办事情下来他们不会推三阻四，还能够将事情办妥，从而容易获得领导的信任，领导就会习惯性地将事情交给他们。而那些不愿意做事的人，领导交办事情下来，就找各种理由推脱，或者故意不去做好，完了还让领导花更多的时间纠错，领导后来就不再交办任务给他们。这样，忙的人要花费大量的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休息和社交的时间和精力去忙工作，闲的则可以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内去干其他的事情，却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会使“闲人”的负面作用在乡镇发酵，可能使本来还在积极做事的人不再积极、不再主动，尤其是对年轻干部的示范效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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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常规工作“中心工作化”，运动式治理常态化。乡镇常规工作猛增，工作体系却停留在过去中心工作阶段，自然无法应对这些常规工作，就会使得常规工作被积累下来，越积越多，等到必须要做的时候，就要集中整治，开启“中心工作模式”，典型的如运动式治理。问题是，过去常规工作少，用中心工作模式去做常规工作，乡镇尚能应付得过来。当前常规工作增多，再用“中心工作模式”去应对，乡镇的运动式治理就可能经常化、常态化，使得乡村干部经常性地被全面动员起来“救火”，这也是乡镇领导干部、积极分子之所以忙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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