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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威权主义”理论范式的“分辨率”过低？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把各种非竞争性选举政体堆在一起的“剩余范畴”。一党执政政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政府，军人独裁政府，沙特式的君主独裁政府，不论内部差异多大，都被归入“威权主义”，甚至连俄罗斯这样的已经有竞争性选举的国家，西方政客们一不高兴也会把它归到“威权主义”下。用这个理论范式来看中国，无论是慈禧太后、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共产党，统统都可称为“威权主义”。【5】这对大洋彼岸用望远镜看中国，看完之后写文章混学界，对中国的政治建设不负任何责任的研究者来说，也许达到了足够的“分辨率”；但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参与者来说，如果一百年中国社会政治的剧烈变迁，在政体理论上竟没有任何反映，这样的理论或许有政治表态的意义，但其解释力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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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敏感的研究者则开始直视欧美日政府面对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各种风险挑战时在决策和执行上所表现出来的疲软涣散状态，从而反思冷战结束之初西方盛行的“制度自负”。有意思的是，1989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恰恰成为西方这一轮反思的先锋人士。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6】中提出，良好的政治秩序由国家、法治以及负责任政府三要素构成。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政体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不一定会减少腐败，也不一定能弥合社会裂痕。毕竟，治理的绩效还需要通过一定的国家能力来实现。在福山眼里，纵然美国也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它的宪政体制内部相互否决的力量太多，导致它的国家能力得不到发挥，但是，美国人的宪法拜物教却阻碍了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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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山的眼光来看，历史上中国的国家建设领先于世界各国，国家对领土实施有效统治；当然，由于缺乏法治和负责任政府，这种统治存在很大缺陷。在福山看来，当代中国与古代中国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两样，都缺少法治和负责任政府，从而难给人以稳定的繁荣预期。但是，他的中国历史解释和西方历史解释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在西方，自古以来，法治和负责任政府是多和少的问题，但在中国，就变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他并没有交代为什么。尽管如此，在中国国内语境中，福山的理论还是比中国国内流行的许多“新威权主义论”更有助于读者看到中国政治制度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实践，这些实践可以被论证为超越政体的“国家基本制度”——即便“威权政体”发生改变，这些制度也值得保持下来。【7】缺少了这些基本制度，即便实现了民主转型，所获得的民主也不会是优质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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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的理论主张对于那些试图在中国复制苏东“休克疗法”模式的政体变革者会是审慎的提醒。然而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实践者来说，它的启发意义仍然非常有限。从这种理论中可以导出一种“民主化”的实践建议，即将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与中共的领导权相剥离，持续加强前者，但对后者进行替换，最终实现某种“和平过渡”，最终实现优质民主。这在理论上当然是可以想象的，但从实践来看，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与中共的领导权骨肉相连，在削弱中共的领导权的同时持续加强“国家基本制度”，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或许韩国等少数国家做到了在引入竞争性选举的同时未减弱国家基础能力，但这些小政治单位与一个大国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也许只有像中国或印度这样体量的发展中大国才能品味到央地矛盾、区域矛盾、城乡矛盾、阶层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同时存在并相互交织的滋味。负责任的政治家不会因为存在一种逻辑可能性就去做政治尝试，他必须考虑行动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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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倡导“负责地思考政治”。而无论是“威权主义”理论范式，还是福山式的三分法，都不足以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负责任的意见和建议。“负责地思考政治”，首先考虑避免最坏的结果，然后才在此基础上追求更好的秩序，这可以说是一种“底线思维”。遵循这种“底线思维”，本章也就先从“底线”开始探讨：中国政治制度从总体上是否适应于这个正在发生世界秩序大蜕变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果有不适应的地方，要如何改进，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相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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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1）在全球化时代，比政体形式更根本的维度是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强弱，中国政治制度凭借强大的国家自主性，经得起“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考验；（2）但中国政治体制完全有必要在加强先进性和代表性方面作更多努力；（3）政治改革要有生物学乃至生态学的系统思维，充分考虑具体改革措施和整个系统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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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极权主义”模式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参见Franz Schurmann, Ideology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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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美］黎安友：《从极权统治到韧性威权：中国政治变迁之路》，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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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teve Tsang,“Consultative Leninism: Chinas New Political Framework”,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8, No.62，Nov.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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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avid Shambaugh，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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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政体决定论”的批判，可参考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索》，北京，三联书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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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美］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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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事实上，在对“国家能力”的研究方面，福山远远落在王绍光教授的后面。王绍光教授从90年代初就非常重视“国家能力”问题，至今已发展出了一个包含了十种基础国家能力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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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一、全球化—信息化与“短期行为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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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由于资本精英获得了相较于前一个时代更大的影响力，很容易以自己的短期利益来“绑架”国家，“国家自主性”成为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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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本书无意回顾“国家自主性”理论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费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学者的发展历程。【1】简单地说，“国家自主性”理论所关心的是，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追求不同于主导性的社会利益集团所设定的目标；国家自主性越强，国家超脱于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的能力也越强。强自主性国家有可能被官僚集团自身的利益所裹挟，但如果国家缺乏自主性，就可能被强势社会集团的短期利益所“绑架”，无法按照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实施领导。因此，一定的国家自主性，是一个能够对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出回应的政治制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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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到80年代之前，竞争性选举体系在欧美可以说运行得相当成功，增强了国家对于民众的回应性，同时无损于国家的自主性。在这一期间，大多数欧美国家实现了成年公民的普选权，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保护程度稳步提高，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资本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节制。皮凯蒂在其《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以大量数据证明这一时期贫富差距的实质性缩小，并指出这绝不是市场自动运行的结果。【2】为了解决大量二战退伍老兵的福利待遇问题，同时也为了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人心，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下功夫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而国际上的冷战敌对气氛和“代理人战争”的盛行，使得欧美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展空间受到限制，因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服从本国政府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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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欧美贫富缩小的步伐在70年代就趋于停滞，80年代则开始了一场为资本“松绑”的运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是这场运动的典型。苏东阵营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更将为资本“松绑”的运动推到全球。资本与贸易的全球化加速，互联网从冷战时期的美国军工项目成果转为民用，更是大大加快了全球化进程。而资本是天生逐利的，必然要向具有超额利润的地方流动。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的进步可以带来“创造性毁灭”（熊彼特语），为资本找到新的利润空间。但如果科技进步进入“平台期”，不足以为产业带来显著的新利润空间，资本要获得超额利润，只能通过其他方法：第一是横向进行产业布局，降低生产成本，扩展新的产品销售市场——于是一系列生产成本低、消费市场广大并具有一定政治稳定性的发展中国家就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的目的地；第二是转向所谓的“金融创新”，通过金融杠杆来获得短期的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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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后的资本竞逐超额利润的潮流中，竞争性选举政治制度越来越难起到“节制资本”的作用，对资本利益集团操纵国家缺乏有效的回应。在政治献金合法化的条件下，竞选体制本来就意味着合法的“权钱交易”，候选人竞选动员需要筹集资金，资本集团则需要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于是资本集团出钱来向政客“购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当然，政客当选之后未必需要兑现自己竞选时许下的承诺，但在全球化时代，资本集团对不遵从其意志的政客的“惩罚能力”日益加强——他们可以在不满的时候，将产业搬迁到外国去，从而给政客留下产业空洞化、失业与税基削弱等问题。【3】在这种情况之下，哪怕是左翼政党，在选举政治压力之下，在具体政策上也只能“右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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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社会中下阶层手里有选票，要削减他们已经享有的福利，也可能会引发他们用手中的选票对执政者进行惩罚的结果，除非执政者能有手段说服中下阶层在全球化时代原有的福利水平不可持续。于是，政府在治理中就出现了一种困境：既不能给富人增税，也不能削减穷人的福利，政府谁都得罪不起，只能搞一些短期的决策，无法作长远规划。出身技术官僚的意大利前总理蒙蒂将此称为“短期行为的专制”（short-term tyranny）。【5】一个既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的政府，财政靠什么维系呢？于是借债就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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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举债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吗？大量发行国债会给政府带来一些新的“利益相关方”，可能是国内的资本集团，可能是跨国公司，也可能是外国的主权基金，他们可以以抛售国债为要挟，对政府的许多决策进行否决。债台高筑的政府将其财政收入的很大部分用于支付利息，没有余钱搞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升级创造条件，更谈不上对一些重要产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扶持。如果全球其他地方存在更好的投资环境，本国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上无所作为，就很难阻止资本外流和进一步的“去工业化”。而一旦“去工业化”进程启动，大量产业转移到国外，科技研究也会因为缺乏为其提供基础实验数据的产业环境而放缓进步速度，许多专业的人才也会出现断档现象。长此以往，积重难返，“再工业化”的难度就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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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传统强国中，德国得益于统一货币以及自身强大的工业基础，工业出口保持了强劲的势头，暂未陷入上述恶性循环，其工业在国内保留的制造环节也相对比较完整。但在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其制造业要么在德国工业竞争下节节败退，要么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传统制造业强国，但在全球化影响之下，其工业的制造环节大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在本土留下的主要是研发和标准制定等环节。然而产业转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正在凸显，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就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劳动参与率【6】长期在低位徘徊。2012年1月奥巴马曾问乔布斯，苹果在海外的组装工作何时可以回到美国，而乔布斯的回答是，这些工作回不来了。【7】之所以回不来，既有人才的原因——美国根本无法在一个月内提供1.2万名工程师，也有产业配套的原因——当低端制造业搬到中国之后，许多中高端的产业也不得不搬，因为这些产业在美国获取配件的成本变得高昂。奥巴马试图重新促进美国“再工业化”，然而一个债台高筑的政府能有什么办法重振产业呢？2013年3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发表演说，鼓励美国更广泛地使用“美国制造”，一阵大风吹落他背后的美国国旗，露出了国旗覆盖着的上海振华重工的商标，更成为对奥巴马“再工业化”呼吁的极大讽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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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性选举体制下，社会力量对政府的影响力要比在中国政治体制下更为直接。然而，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力存在极大的差异，政府往往被强势社会集团所“俘获”，缺乏必要的自主性（autonomy）。这样，政府在认识何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偏差；而即便认识清楚了社会公共利益，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否决，也很难将其变成可执行的政策。而这就带来了如下结果：通过竞争性选举程序上去的执政党，不能不首先代表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无法代表它政纲中宣布代表的多数人；然而，这些强势集团却怀着逐利本能，并不忠于它所在的国家，一旦有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就会将产业搬迁至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导致的结果就是蒙蒂所说的“短期行为的专制”——每个集团都在争夺当下利益，但一个国家公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却在政治上缺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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