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12610
在欧美日发达国家，由于国家治理体系较为成熟，即便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以上种种问题，社会的基本稳定还是能够得到保障。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的稳定常常都会成为问题。近二三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同时经济受国际市场影响程度深，国际市场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往往会引起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动荡。比如说，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就和国际市场小麦价格暴涨有很大关系。2010年6月7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期货收盘价为432.25美分/蒲式耳；2011年1月3日，涨到805.50美分，1月26日，继续涨到856.50美分。而全世界人均小麦进口量排名前九的国家都在西亚和北非，埃及更是居于列国之首。这9个国家中有7个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兴起时发生过大规模社会动荡。
1703212611
1703212612
互联网的普及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互联网的监管能力很弱，这些国家在代议制政治都未获稳定的时候，就要面对互联网所带来的直接政治参与的压力。政府如果缺乏驾驭信息化浪潮的能力，反政府的势力很容易通过互联网而迅速集结起来，并将线上的串联变成线下的街头政治。举例来说，2004年与2014年乌克兰的政权更迭，2007年缅甸的所谓“藏红花革命”，2010年底开始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互联网都起了很大作用。普京在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中也充分领略到了互联网的动员威力。如果国家缺乏监管能力，境外势力也很容易通过互联网介入到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中来，让一些声音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从而扭曲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普京在赢得2012年大选之后，即着手监管互联网和清理外国NGO的影响，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并非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能像俄罗斯那样推进互联网监管，它们的政治稳定时刻暴露在许多风险之前。
1703212613
1703212614
在部分经历“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竞争性选举放大了既有的民族、宗教、阶级与地域矛盾。一些政党为了争取选票，并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公共政策，推举贤能，而往往鼓励和煽动一个社会群体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恐惧或仇恨。【9】这种“身份认同政治”的特点就在于，它往往只给出非此即彼的选项，对直接参与博弈的各方来说，一旦让步，就有可能全输。这样各方只有全力去拼搏，社会在竞争性选举中往往会被撕裂。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并没有促进一个共同体的治理改善，而是让一个共同体内部分裂。乌克兰、泰国乃至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这一问题。
1703212615
1703212616
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市场”走向“市场社会”的进程也引发了社会自发的反向保护运动，如劳工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弱小族群保护文化遗产的运动以及宗教激进主义的传播等。这些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可能会跟现有的政党政治结合起来。然而，正如波兰尼早就发现的那样，社会反向保护运动并不总是带来好的结果。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利益关联链条的复杂性，那些对全球化现实缺乏充分认识的社会保护运动，最后可能导致的是损害运动参与者利益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将2014年初台湾地区的“反服贸”运动视为一场本地的社会保护运动，然而由于参与者对大陆与台湾经济和贸易状况的极度无知，反对包含了大量惠台条款的服贸协议，这种“孤立主义”态度，只会让台湾的产业原地踏步，有抱负的台商在台湾本地看不到发展机会，只会加速地撤走资本，给本地留下更多社会问题；而台湾的政府资本又不足以掌握经济命脉，并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其结果就是台湾的经济只能进一步向下沉沦，相应地，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也得不到提高。近年来，我们在全球各地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运动，参与者不乏道德义愤，但其结果却是加剧“短期行为的专制”。
1703212617
1703212618
发展中国家一旦陷入“短期行为的专制”，其工业化的推进就会受到极大的干扰。工业体系的建设需要一个国家在政策上保持较强的连续性，不能动不动就“翻烧饼”。而如果政治内耗严重，有利于民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治国思路得不到连续的施展，工业化进程止步不前，国力也就很难得到提升。而一个手中缺乏资源的政府，在保障人民权利方面也必然难有作为。
1703212619
1703212620
因此，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所挑战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的具体治理能力，同时也对代议制民主的基本理念构成很大冲击。缺乏“自主性”的政府很难驾驭流动不居的资本，很难应对来自境内外的各种突发事件，也很难掌握社会反向运动的力度。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少数人群的诉求可以不经代议制政治在短期内获得很大舆论影响力，从而对政府构成很大压力。在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往往意味着延缓乃至葬送社会的工业化进程。
1703212621
1703212622
【1】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这些文献：［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1998；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Vol.2，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Fred Block,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Socialist Revolution 33, May-June, 1977; Fred Block,“Beyond Relative Autonomy: State Managers as Historical Subjects,”in R.Miliband and J.Saville, eds.,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1980;［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美］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编：《找回国家》，北京，三联书店，2009。
1703212623
1703212624
【2】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1703212625
1703212626
【3】近期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对法国富豪加税，引发资本外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2013年外国对法直接投资额下降77%，法国是欧盟国家中降幅最大的，而同期外国对德国直接投资额则增长了四倍。在压力之下，奥朗德2014年2月17日宣布了减轻税负、简化通关和居留手续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1703212627
1703212628
【4】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工党。在保守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1994年托尼·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放弃了以往的国有化主张，摆脱主要工会的影响，政策主张大幅右摆。工党于1997年重新成为执政党，但可以说已经面目全非。
1703212629
1703212630
【5】参见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2014年5月5日在巴黎就任法兰西人文院准院士时发表的演讲，见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ario-monti/europe-democracy-problems_b_5317649.html，2014年5月20日最后访问。
1703212631
1703212632
【6】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从2013年到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数据呈下降趋势，但劳动参与率未见显著提高，这是因为有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长期找不到工作，或干脆放弃就业，按照美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口径，被排除出了失业人口。
1703212633
1703212634
【7】参见Apple’s Jobs to Obama: “jobs aren’t coming back” to U.S.，见http://www.heraldtribune.com/article/20120123/ARTICLE/301239999，2014年5月20日最后访问。
1703212635
1703212636
【8】参见《奥巴马在中国制造下推广美国制造大风吹现真相》，见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4/3785969.html，2014年6月3日最后访问。美国政府意识到了“去工业化”的严重性，因此加强了对数学与工程学的投资，见http://energy.gov/articles/president-s-council-jobs-and-competitiveness-announces-industry-leaders-commitment-double，2014年5月7日最后访问。
1703212637
1703212638
【9】案例研究，参见［美］蔡美儿：《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更为系统的对“第三波民主化”失败的理论探讨，参见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No.1 (January 2002）。
1703212639
1703212640
1703212641
1703212642
1703212644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二、中国做对了什么？
1703212645
1703212646
中国政府治理着一个包含了丰富多样的族群、宗教与文化的“跨体系社会”（汪晖语），这个社会处于急剧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利益正在发生深刻的重组，社会矛盾多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与执行力，能够较为有效地引导资本的流向，能够对社会实施基本的保护，同时又能掌控自发的社会反向保护运动的力度。离开这个政治体系，我们很难设想中国会从这轮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如此大的收益，同时又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1703212647
1703212648
问题是，中国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做对了什么？在进入政治制度的探讨之前，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保持了一个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为中国国家的“自主性”提供了经济基础，使得中央政府有较为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从而避免了过度依赖社会中的强势经济集团，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经济前提——当然，防止国有经济部门的“封建化”，使其始终保持服务全民的性质，也成为执政党时刻需要面对的挑战。而着眼于中国政治制度自身，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方面的实践具有基础性意义：
1703212649
1703212650
第一，中共始终保持为一个自觉地为全社会设置战略性愿景的党，而不是被动地反映既有社会力量静态利益的党。
1703212651
1703212652
如果中共光是强调对于各社会群体静态利益的代表，其结果不过是将既有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吸纳到党内，让党内变得如同社会上一样分歧丛生。要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形成政治整合，就需要高瞻远瞩，提出更为远大的战略性愿景，以“未来”驾驭“当下”。在此意义上，“代表性”话语不能脱离“先进性”话语。“先进”，顾名思义，就是要比别人先走一步，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能够把握这个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相对于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就会分出轻重缓急来；“人民”也绝不是一个均质的共同体，其中不同的群体与未来愿景、与执政党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要整合一系列在当下并不同质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需要以对社会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识作为其根基，需要更重视那些当下利益和社会根本利益、长远利益重合度较高的社会群体。
1703212653
1703212654
而要增强设置战略性愿景的能力，不仅需要加强对当下世界与中国国内利益格局的认知，更需要对何谓社会主义、何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谓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形成更为成熟的认识，为全党提供未来的方向。“民族复兴”话语当然也能提供一种战略性愿景，对内有一定的感召力，也能与社会主义话语相结合，但在国际上并不具有感召力，因而对其使用尤需谨慎。
1703212655
1703212656
执政党的战略愿景设置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整合，综合并提炼各社会集团的利益主张，形成更高的论述。如果没有对大方向的把握，各种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就会介入对战略性愿景论述权的争夺，只不过他们所提供的是一种“伪愿景”，是将狭隘的特殊利益打扮成普遍的、长远的利益，比如将“人民”悄然替换为“市场主体”，将“为人民服务”替换为“为市场主体服务”，而且打出的是“深化改革”的旗号，需要细致甄别。
1703212657
1703212658
第二，党政分工而不分开。
1703212659
[
上一页 ]
[ :1.70321261e+09 ]
[
下一页 ]